有很多英雄都是值得后人们用时间去书写他们意气风发的一生的，这其中便包含了那位愿意用生命，来夺回那片只是暂时离开了“母亲怀抱”的新疆国土的将军：左宗棠。
30年的安宁，是左宗棠主导的这场大清收复新疆的战后之战所换来的。
誓死复疆，抬棺出征
1866年初，隶属于清廷的新疆大部分地区的统治都被地方突起的起义军推翻，而原本驻守在新疆的区区一万五千名清军，根本无法与那些熟知地理优势，并储备了足够粮食的原住民起义军们进行长期对抗。
百般无奈之下，战后残余的清军只能退而其次，选择守住塔城、巴里坤和哈密等地。
大起义推翻了清朝的统治，而清朝原本在新疆地区所掌握的政治权利也随着被推翻的统治，落到了新疆当地大大小小的伯克手中，伯克们为了占领更多的个人领土和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便进入了争夺政权的大混战之中。
在伯克们为了权利争得头破血流之时，南疆地区却有一个人正在悄悄地发展自己的势力，最后几乎是不费一兵一卒，就把整个南疆地区都吞下了。
他不仅很好地诠释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寓言故事，也将“浑水摸鱼”这个成语演绎到了极致，他便是伯克穆罕德·雅霍甫，也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阿古柏。
拿下南疆之后，阿古柏又率兵征战了新疆的其他地区，陆续消灭了天山以南的那些实力不均的“苏丹”、“帕夏”等地方领袖，并建立起了自己的“帝国”：哲德沙尔汗国，还自封为“毕条勒特汗”，也意为“洪福之汗”。
1870年，新疆的乌鲁木齐和吐鲁番地区也相继被阿古柏攻克，划入了“哲德沙尔汗国”的版图中，然而阿古柏的“帝国版图”虽然一直都在逐步扩大，但是他所建立起的政权却十分脆弱，因为他只懂得靠武力来镇压百姓，所以从未得到过民心。
在得知无法笼络民心可能会造成政权溃败的结果后，阿古柏选择在被他侵占的地区，恢复了军事封建采邑的旧制，也就是让军官们根据不同的官职级别，领取相对应的采邑，而且这些军官每月领到手的月钱并不从阿古柏那里支出，而是出自于各个辖区向百姓所征收的赋税。
至于赋税的多少，则完全取决于这些军官的意愿，坦白而言，就是如果这些军官在某个月的心情还不错，向百姓征收的赋税较少，那么在那个月，百姓的生活就会好过些。
反过来的话，就是如果军官们的心情不好，向百姓们征收的赋税较多，那么在那个月内，家中确实贫困的百姓则会面临饥饿甚至是死亡的困境。
除此之外，这些百姓每隔一段时间还需要向军官们缴纳一次“保护费”，否则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什么“劫难”，是不会受到军官们的“保护”的。
但一直安分守己的过着平凡生活的百姓，遇到“劫难”的概率其实很低，由此可见，在阿古柏这个“洪福之汗”的统治下，百姓根本没有任何的“洪福”可言。
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洋务运动开始兴起，在平复了血腥风雨般的内乱，付出了锐减约1.56亿人口的代价之后，清廷在内地的统治也逐渐恢复了秩序，并趋向于稳定，故而“收复新疆，严惩阿古柏”一事也被提上了朝廷的议事日程。
1873年11月，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被指派为此次收复新疆的主要将领，但天有不测风云，在左宗棠调兵遣将正要前往新疆的正当口，朝廷接到东南海疆的信使来报，日本已经以“琉球的船民被台湾高山族的居民杀害”为借口，出征台湾。
因内乱而元气大伤的清廷，虽然对此及时做出了反应，加强了台湾地区的战备，但还是无力与有备而来的日军分庭抗礼，最后只能无奈与日本签订《北京专约》，以50万两的赔银为交换条件，达成让日军从台湾撤军的目的。
日军撤台这件事情，看起来好似已经和平解决了，但其实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清廷在此前下令的“收复新疆”这一决策，因为巨额的赔银，导致如果真要征战阿古柏，便意味着朝廷要额外向军队支出一大笔资金，来备足粮草、军火、人力等开战条件。
因为资金的缺口，清政府内部就“海防”与“边塞”两个主要的领土关卡，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海防”方认为：“水师无法歼敌于海上，炮台无法御敌于海岸”，故而加强海防便成为守住帝国的重中之重，而建设海防需要的大量资金，则可以将原本用于“收复新疆”的军队的钱财，来转用于建设海防。
而“边塞”方也打出了：“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大伤；则腹心之大患愈棘”的旗号，意指海防建设固然重要，但是清廷如果在此时选择了放弃新疆，便等同于自断了手脚，再难前行。
故而可以从“收复新疆”的军队中，抽取部分资金来建设海防，但是不能完全撤销“收复新疆”这一决策。
而左宗棠身为此次收复新疆的主帅，本应该会被朝中持两个不同意见的“派系”推上风尖浪口，但其实在他的心中，却早已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坚定答案。
为此他还特地上奏朝廷，以强硬的姿态提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的观点，以诠释收复新疆对于整个国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虽然明确了收复新疆的决心，可左宗棠也非常清楚，国家不可能真的会因为边塞而放弃海防，而他也从未表达过边塞重于海防这一说法，因为在他的观念里，西北的防御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边塞和海防都缺一不可。
所以为了不拖沓海防建设的进度，又不丢失朝廷对于收复新疆的关注度，左宗棠在出征之时，竟让下属用车拉上了一口为他量身打造的棺木来与军队同行，借此来向国家表示了自己誓死也要收复新疆的决心。
疆回国土，栽柳“三千”
就在清廷正为选择“海防”还是“边塞”这两块“香饽饽”而摇摆不定时，新疆的统治者阿古柏已经为了获取外界的支持来巩固政权，向自己原先的祖国，也就是浩罕的死敌：沙俄，做出了摇尾乞怜的做作姿态。
甚至还放言到：“我把俄国人看作我最亲爱的朋友”，以此来拉近他与沙俄之间的关系。
而彼时的左宗棠也已经向西出发，朝着阿古柏所在的方向前进，他率领着约五万人的军队，边行进边思考，在清廷能够提供的有限资金之下，如何确保整个军队在战争之前口粮、衣服等物资的充足，以及在战争之时所要消耗的的粮草和武器，构成战胜阿古柏的优势。
而清廷的统治者和所有官员都知道，想要打一场有把握的胜仗，在没有经济和物资上的支持下，光有赴死的决心是绝对不够的。
但他们的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不让将士们寒心，清廷向左宗棠颁发了一道特令：“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意思就是朝廷虽无法给予他和军队过多的资金上面的支持，但是却默许他自借外债，用于解决燃眉之急。
得到了这道特令，左宗棠这才敢真正地放开手脚去想办法充盈军队的“粮仓”和“武器库”，他先从内地采购了两千四百八十多万斤的粮食，利用车辆、骆驼等运输工具来将粮食送到还没被阿古柏占领的古城子、巴里坤等地。
又奏请朝廷，购买当时由德国制造的一款名为“义耳炮”的军事武器，因为这个武器它的测距准、杀伤力强，命中率也高，威力远超阿古柏军队所使用的那种英式大炮，力求能够从武力上直接压倒敌军。
在筹备好军粮，且购买好了武器之后，左宗棠便迅速制定好了作战计划，力求稳打稳扎、速战速决，争取早日将新疆收复，不让只会运用权势和武力来压榨百姓的阿古柏，继续在本就属于清廷的疆土上作威作福。
1876年，左宗棠正式开启了漫漫“复疆之路”，期间他还提拔了一名名为刘锦棠的湘军将领，命他讨伐北疆和南疆那些阿古柏侵略军的前敌总指挥。
而刘锦棠按着左宗棠所制定的“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决策，加之他本身所拥有的军事天赋，在讨伐侵略军的过程中竟达到了屡战屡胜，所向披靡的至高状态。
1877年，阿古柏所建立起的“王朝”，在左宗棠和刘锦棠以及他们所带领的清军部下的强烈攻势下，很快便分崩离析，溃不成军。
同年5月29日，阿古柏暴毙于喀拉沙尔，刘锦棠得知此情报后，趁势进攻，并在新疆各族百姓的支持下，接连攻克了阿克苏、乌什等地。
阿古柏虽逝，但是新疆可不止一个野心勃勃的“阿古柏”，这便意味着左宗棠的“复疆之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要前行。
但这并未消减他收复新疆的任何一丝热情，甚至为了避免阿古柏的部下“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留下反叛的隐患，他还下令道：“不留生俘，降了也杀”。
1880年，左宗棠将军队的总部迁至新疆哈密，率兵拿下伊犁，而此前本想着夺取新疆“这杯羹”的沙俄国家，眼看着“盟友”阿古柏大势已去，又感受到了清军的来势汹涌，便不敢再轻举妄动，最终与清廷签订了《伊犁条约》，同意撤军伊犁，彻底退出清廷的国土。
至此，新疆在左宗棠和其部下的不断努力之下，终于回到了属于它原本的“母亲怀抱”，不担心会继续颠沛流离，也不用害怕再次被强权所压迫，而左宗棠也带着当初那份“誓死复疆”的信念，交给清廷一份满意的答卷。
而在左宗棠西征的大道沿途，包括城道的两旁，都会栽种着杨、柳、沙枣等树。
这是他要求部下每人都要随身携带一颗树苗，边走边栽，为的是要改变新疆气候干燥、了无绿意的恶劣环境，后来还形成了“连绵千里绿如帷幄”的边塞奇观。
在新疆收复之后，人们还给那些柳树命名为“左公柳”， 意为纪念左宗棠在新疆留下这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功绩 邵纯 实事求是 2019-11-10 期刊》
《左宗棠收复新疆始末 郭晔旻; 文史天地 2010-11-03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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