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也是历史上有名的道教信徒。世宗痴迷道教，并因此给嘉靖朝朝政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明初，明太祖鉴于前代经验教训，制定了对佛道二教利用兼限制的宗教政策。
但后代帝王崇奉佛道方术，使太祖的宗教政策沦为具文，为世宗崇道打开方便之门。
明世宗在即位初期并没有专崇道教，佛道二教都有所涉猎，而是在嘉靖六年十二月后情况大变，具体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一、道教恩宠有加
在世宗朝有两位道士最为得宠信，分别是前期的邵元节和中后期的陶仲文。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入京，世宗“见于便殿，大加宠信”，命邵元节“俾居显灵宫，专司祷祀”。
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邵元节因“雨雪愆期，祷有验”，获封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玄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锡金、玉、银、象牙印各一。
真人邵元节请于原籍江西贵溪县仙源观颁降敕谕蠲免差徭，并为其徒二人乞升右正一等职都得到了世宗的许可，邵元节得世宗宠信程度可见一斑。
嘉靖五年，龙虎山大真人张彦頨的府第因灾焚毁，向世宗求援，世宗从其请，派内臣督造。
修造真人府遭到工科都给事中黄臣等人的反对，上疏言：“顷者赵、秦、荣三王府第诏行勘估计，未尝轻动土木，诚爱民节用意也。今彦頨所请未经勘估，輙以烦有司，且遣中官往督，是升下优容假借于彦頨者，顾出亲王之上也。
昔汉栾巴噀酒殿廷，而成都火灭。今陛下谓彦頨有道术，而曾不能救其家之毁，将焉用之？请勿遽遣内臣下工部行勘估计。”
王府毁坏都没有动工修建，而张彦頨的府第世宗却急于重新修建，可见大真人张彦頨在世宗心中地位之高。
黄臣表达了对世宗优待张彦頨的不屑，对张彦頨提出质疑，认为其不过欺世盗名，如果真本事为什么不像栾巴噀酒一样，拯救自己的府第。工部尚书赵璜等言：“江西兵荒之后，民困未苏。大真人修造府第，请先下抚按及二司勘核估计，然后兴工，所遣内臣乞暂停罢。”
对大臣暂缓修建真人府的建议，世宗的答复是诏如前旨。嘉靖六年五月，江西抚臣陈洪谟上疏言；“本省灾变频仍，人民愁困。
顷奉诏旨修建真人府第，但令仍旧制而新之尔。今少监吴猷乃别拓新规，计其费当用银一十九万七千余两，此虽括府库之藏，殚生民之力不能讫工。乞申明前旨，令吴猷惟依旧式营造，其料价以守巡诸臣复估法，当用四万七千八百两而足，不得额外科扰重费才力”。
世宗批准陈洪谟的方案。江西灾变频仍，人民愁困都不能阻挡修建真人府第的进程，并且还要扩大修建规模，在大臣的劝阻下，才勉强同意按照旧式营造，既使这样依然要花费四万七千八百两。在嘉靖六年二月（公元1527年），世宗还曾派遣邵元节到龙虎山焚修。
种种优待龙虎山道士的表现，可见世宗此时对龙虎山道士的宠信。
嘉靖六年七月，世宗谕辅臣曰：“朕思每年初度，该衙门援例请于朝天等宫寺，荐建斋以为祈寿福者。夫人君欲寿非事斋醮以能致之，果能敬事上天，凡所戕身伐命之事，一切致谨焉则必得寿年长永，奚可以斋醮为事乎。
今欲将内三经厂、外二寺，凡遇景命初度一应斋事悉行革去，止着朝天宫建斋醮如故，其两宫景命等日皆照旧行。
夫革三厂、二寺之斋者，所谓省一分有一分之益之意，存一宫之醮者，盖仿春祈秋报之意。朕此意欲言之已久，而恐人讥称偏，尚时与卿等言之，庶见崇正之意。”
在嘉靖二年四月，朝野上下交章谏止斋醮之时，世宗不过是虚与委蛇，而此时世宗竟然主动提出停止修建斋醮，其中必有深意。
此则记载中可以看出，世宗在嘉靖初年修建斋醮祈福的目的是得寿年长永。
虽然暂停内三经厂、外二寺斋醮，但保留朝天宫继续修建斋醮。《明会典》记载：“洪武十五年，改道录司，正六品衙门，设左右正一、正一演法、左右至灵、左右玄义，职专道教之事，属礼部，其衙门建于朝天宫，两京同。”朝天宫是道士在京城的大本营，世宗只保留朝天宫继续修建斋醮，可见世宗此时已经倾心道教。
二、佛教渐行渐远
嘉靖六年八月，锦衣千户聂能迁向世宗推荐善按摩法的僧人，验其术失败，“上恶其假术惑众，命逐之。”
聂能迁看准世宗迷信方术的特性，投其所好，结果栽了跟头。世宗不是在聂能迁推荐僧人的时候，就以左道方术虚妄不经拒绝，而是验其术失败才命逐之，令世宗感到厌恶的是僧人以假术惑众。
可以看出如果此僧真有法术，世宗则不会将其驱逐，反而会奉若上宾，世宗对于左道方术的兴趣可见一斑。
僧人以假术惑众，在世宗面前栽了跟头，与邵元节雨“雨雪愆期，祷有验”相比，佛道二教在世宗心中已有高低。嘉靖六年十二月，礼部尚书方献夫言尼僧、道姑有伤风化，应将庵寺拆毁变卖，遣散还俗，不许私度，得到世宗首肯。
但是，方献夫随后又上疏，请求保留皇姑寺以安抚年老无依尼僧、道姑，遭到世宗反对。世宗降谕杨一清曰：“礼部复说将皇姑寺留着，安辑无依年老等项，尼僧、道姑且云此寺系祖宗敕建。
朕思此寺虽有敕建之名，原非祖宗本意，尼僧与僧道不同，风俗之坏者甚之，而尼僧寺与僧寺道观又不同，朕于皇姑二字甚否也。
今因尚书桂萼奏禁约尼僧，毁其寺宇已行了。今若皇姑寺仍留是不去其根也，余恐无可禁之。”世宗禁毁皇姑寺惊动两宫太后，慈寿张太后差人谕世宗曰：“皇姑乃孝宗朝所建，似不可毁，吾心不安，尼僧逐日无处安身，皇帝可遵吾言。”
世宗圣母慈孝蒋太后亦差人劝世宗不要拆毁皇姑寺，世宗遭遇强大阻力。
与此同时，江西提学副使徐一鸣因拆毁寺院被逮至京，方献夫、霍韬、黄绾、熊浃上疏乞宥一鸣。
世宗回复：“徐一鸣未奉明旨，尽毁古建寺观，并逐僧道为地方扰，故逮问之。
诸臣何乃为之论救，俟问完有处，且皇姑寺尼僧坏乱风俗，已令拆毁，此即礼部所建言也，献夫顾又欲存留，况尼姑与僧道不同，京师与在外不同，何一时之言前后相背若此耶？”
真正在地方驱逐僧道的徐一鸣被问罪，可见世宗并不是真心想要禁止僧道，那世宗又为什么力主拆毁京城皇姑寺？
从慈寿张太后的话中可以看出，皇姑是孝宗朝所建，有着深厚的皇家背景，皇亲、内官为其供给信施，张太后为保住皇姑寺，亲自出面劝说世宗，说明她就是皇姑寺的后台。
这也是为什么方献夫禁僧尼与保皇姑寺前后矛盾的原因，这其中有着他得罪不起的势力。
正因为皇姑寺的后台是张太后，世宗更是非拆不可，张太后早年对世宗母子高傲的态度，使得世宗对她记恨于心。但是，令世宗万万没想到的是，其生母蒋太后竟然也阻止拆毁皇姑寺，这使得世宗不好发作，拆毁皇姑寺之事只能不了了之。
虽然皇姑寺得以保留，但经过此事，使得世宗更加记恨张太后，并将这一情绪蔓延到佛教。
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世宗谕辅臣曰：“近年内府禁地，累被火烧，毁官房数多，所致之由非一前日幸寿，所谓虽未必无其实，因奉释事为本，亦饮酒酣醉所致。
内府官长随等，家多有事此者，每作其事朕多闻之。
夫事佛以求福力而反为灾害，惜乎！下愚之为也。”
世宗把宫内火灾的原因归咎于內官奉释事，并指责事佛求福力不成，反而成为灾害，可见世宗此时对佛教已深恶痛绝，此后世宗更是多次禁佛。世宗对于佛道二教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在世宗继位初期渐兴寺观，修建斋醮，崇奉佛道二教，道教并没有取得独尊的地位。
嘉靖三年，邵元节进京得到世宗赏识是世宗向道教倾斜的开始，因僧人假术惑众及毁张太后资助的皇姑寺不成，使得世宗对佛教的态度也由初期的崇奉变为厌恶，至此世宗对佛道二教的态度也彻底发生变化。嘉靖三年邵元节入京到嘉靖六年世宗毁皇姑寺不成，是明世宗对佛道二教态度的变化期。
嘉靖六年十二月，毁皇姑寺失败成为佛教失宠的最后一根稻草，世宗专崇道教自此始。
嘉靖初年世宗没有专崇道教，而是诸教崇奉，渐兴寺观，说明世宗在承继大统之前并没有把道教作为唯一信仰。
世宗崇奉道教是受到其父影响的推论不攻自破，兴献王的道教信仰可能对少年时期的世宗有影响，使他在年少时期就对道教留有印象，但并没有使世宗对道教情有独钟。
嘉靖初年世宗修建斋醮是为了祈福，期望借助超自然的力量解决现世的苦恼，在这一过程中道教因“祈祷有验”逐渐得到世宗信任。
世宗虽专崇道教，但对道教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
从嘉靖七年初明世宗专崇道教，至嘉靖嘉靖十八年陶仲文粉墨登场前为斋醮祈祷期，世宗经常修建斋醮祈福，并对道教方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嘉靖十八年陶仲文得圣眷，到壬寅宫变前为过渡时期，修建斋醮更加频繁，道教活动规模更大。
嘉靖二十一年后为修道奉玄期，世宗移居西苑，专事斋醮，自封道君，并将国家事务与奉玄联系在一起，表现出“政教合一”倾向。
三、总结
明世宗即位初期，没有专崇道教，而是在内官的帮助下于内府修设斋醮，引起了文官的强烈反对，值得注意是，此时世宗佛道。
世宗即位不久便修斋设醮原因是复杂的，宦官崔文等人虽不是如文官所言蛊惑世宗的罪魁祸首，但世宗能够在短时间内修建斋醮离不开前朝旧臣的辅助。
对于如潮水般涌来反对修建斋醮的奏疏，世宗敷衍了事，在大礼议后，世宗掌握实权，没有任何束缚，彻底暴露与其祖父、伯父、堂兄一样喜好僧道方术的本性，此时世宗还是对僧道方术都有所推崇。
后因僧人多次以假术诓骗世宗被拆穿，及嘉靖六年十二月毁皇姑寺不成，而道教方士多次祈祷有验，世宗开始独倾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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