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宋安之来给大家说说明朝万历时期的矿税，及其明朝严重的宦官之患，甚至引发了东林党第一次干政，开了明末东林乱政之端。
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长达48年，其在位时间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
万历帝可谓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皇帝，跟大家熟悉的乾隆帝可以说是两个极端表现。如果说乾隆帝是喜欢独揽大权，喜欢享受皇帝高高在上的感觉，那么万历帝这位有名的旷工皇帝，则是对权力不是那般迷恋，就喜欢跟个宅男一般窝于深宫之中偷懒。
虽然万历帝旷工的方法是小事不管，大事严抓，毕竟小事有内阁可以发挥一二的作用，大事诸如万历三大征就是万历帝拍板决定了，但很多人还是认为这位皇帝太差劲了。
但万历帝有一个措施，却使当下不少人认为是明朝走向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表现，那便是收取矿税，也就是开始增收商业税。但因为东林党及其很多大臣的反对，等到万历帝死后，矿税马上被继任者明光宗朱常洛罢免。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是典型的农耕社会，因为那句无奸不商，所以历朝历代基本上都以重农抑商为主。到了明朝亦是这般，但随着明朝中后期随着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商业和手工业的发达，按理说此时万历加收矿税，是顺理成章的，意味着工商业的发展走入正轨化，而且不说这些远的，最起码可以充实国库，为什么东林党还有很多大臣反对呢？
很多人认为万历帝这次是被冤枉了，东林党代表江南士族的利益，因此坚决反对，甚至将万历帝骂的狗血喷头。
其实真实历史上，万历帝收取矿税的做法没错，但他采取的方法却是大大的有错。
因为万历收取矿税是派太监下去收税，被称之为“矿监”。到后来一般大城市都设立这种“税监”，有着诸如“两淮盐监”和“广东珠监”等名目。
也就是说万历帝没有通过朝廷机构这种正规渠道去收矿税，而是下派太监到地方收取矿/p>
太监是皇帝身边的亲近奴才，皇帝信他们本就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这群太监是到了地方是无恶不作。
自万历二十四年开始收取矿税以后，这些矿税太监征税的残忍程度，简直是令人发指，在全国各地是肆意妄为。
诸如太监马堂负责天津矿税，到了辖区一派混混作风，纠集了数百个亡命之徒，拿着各种刑具，不分白天黑夜的抢劫。还经常诬陷富户，抄其家产，不知使多少人家破人亡，最后商户罢市不说，更是犯了众怒，上万百姓聚集在一起烧掉了马堂的衙门，杀其党羽37人。
事后朝廷追究起来，王朝佐自认是首谋，被处死以后，当地老百姓自发为其立了祠堂。
太监梁永负责陕西矿税，西安为六朝古都，梁永在哪里大肆挖掘历代陵寝，还纵容亡命之徒抢劫，地方县令敢怒不敢言，只能纷纷逃走，老百姓忍受不了，要杀梁永，吓得梁永逃回京师。
太监杨荣在云南肆意妄为，连朝廷命官知府说下狱就下狱，最终成功激起民变，被愤怒的百姓杀死。
万历二十九年，苏州还发生了两千多名丝织工人纵火打砸的行为，也是为了反对矿税太监行为。
本来万历帝收取矿税，不论是出于贪财亦或是缓解财政危机的想法，都是有利于国库收入的。但经过这么一折腾，太监贪污了不知有多少，剥削以后真正上交的肯定没有太监贪污的多，更关键的是，这些太监是搞的地方民怨四起，使朝廷人心尽失。
像天津马堂事件，代表朝廷的马堂如强盗一般，简直是无恶不作，而百姓还要靠自己伸张正义，甚至还被朝廷处罚，最后自己建祠堂纪念被处死的王朝佐之时，说明这个政权，已经是人心尽失，离灭亡也就不远了。也难怪万历帝死后24年明朝便灭亡了，而且还是亡于区区流寇李自成之手，因为人心尽失了。
更讽刺的是万历帝还特别信任这些无恶不作的太监，当时山东巡抚尹应元和下面一个知县吴宗尧上奏弹劾
反之，矿税太监杨荣犯了众怒被杀死，万历帝竟然伤心的几天吃不下去饭。
更可笑的是，万历三十年二月，万历帝不知怎么的“不豫”，也就是自感大限将至，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万历帝急召内阁首辅沈一贯，“谕以勉辅太子，并及罢矿税、起废、释禁诸事”。
没想到是第二天万历帝又好了，感觉自己一时半会死不了，又舍不得停止矿税。一般来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更何况天子一言，是言出法随，是不能随便收回成命的，不然自己将自己的话不当一回事儿，当屁放了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但脸皮厚的万历帝并没有这个觉悟，要求收回这个诏谕。
不得不说太监中还是有好太监的，万历帝虽然说话放屁，但近侍太监田义不干了，坚决不同意，气的万历帝要拔刀杀了田义。内阁首辅沈一贯就比较怂了，吓得将诏谕拿回来了，停止矿税的事情只能不了了之了。
矿税太监如此之恶行，当时的大臣包括东林党在内，自然多是反对了。尤其是东林党自认为是正义之士，对于阉党太监自然是势不两立了。
所以就事论事来说，废除矿税上面，东林党的所作所为并非出自私心，而是这些矿税太监的确太过分了，简直是祸国殃民，犯了众怒，东林党不过是其中的反对势力之一。
话说东林最初只是江苏无锡一个书院的别称，而东林的党魁是顾宪成，后来才慢慢发展成为东林党的。
顾宪成可以说是怀才不遇之人，在仕途之上不得志，更是因为触怒万历帝而被罢官。后来顾宪成回到家乡无锡以后，修复了东林书院，在其中讲学，以东林为中心，吸引了一大批官员，讲学以外兼论朝政，形成了很有力的舆论。
可以说最早的东林书院是纯粹的，并不像后来乌烟瘴气的东林党，而且只是在舆论上可以起到作用，并没有干预朝政。
但因为矿税之事，东林党开始了第一次干预朝政。
当时反对矿税太监的大臣之中，凤阳巡抚李三才算是少有的激进分子，不只是敢上疏犯颜直谏，还吓得太监陈增的党羽程守训不敢到他的辖区之中。
陈三才因为反对矿税等事，所以有意与当时的直臣顾宪成结交，以期获得东林舆论支持。
万历三十八年，李三才被弹劾，顾宪成因此向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致信求援，引发了东林党为李三才的辩护。而且这一私函书信，居然见于当时邸报之中，还真是奇事，足以可见东林党对于舆论的控制力。
虽然顾宪成的本意是好的，但无疑他是开了东林干政的恶例，更关键的是由此形成东林结为朋党，互相支援之意，开启了明末东林乱政的序幕，不得不说，还真是失败。
最后再说说万历帝收取矿税的行为，虽然大方针没错，但派太监收取就是错的离谱，以致地方民怨四起，人心尽失。
东林党反对矿税也没错，但由此使东林彻底结党，开始干政，就是后果很严重了。
这个充分给大家说明一个道理，那便是很多政策呢，它本身是没问题的，但选择的执行者有问题了，那么再好的政策，不会成为治国之良药，反而会成为毒药的，诸如万历帝任用太监收取矿税就是如此。
最后再说说万历帝为什么非要让太监去收取矿税呢？
因为明朝的制度使然，自明成祖朱棣靖难以后，皇帝对于那些血缘兄弟是如防狼虎，毫无信任可言，甚至将其圈养的如同废物一般。
偌大的国家需要治理，既然藩王这个群体选择不用，那么皇帝就要选择另一个群体信任和重用。很明显，皇帝对文臣武将也不是多么信任，而这些长于深宫的皇帝，自然对这些从小陪伴在他们身边的太监信任了，所以派太监去监军，去守备镇守诸如南京凤阳这些重地，甚至收取个矿税都要找太监。
当然皇帝万万没想到的是，往往就是这些信任的太监，动摇了他们统治的根基。诸如太监王振怂恿年轻气盛的明英宗御驾亲征，酿成了土木堡之变，还有本文中提到的搞得地方民不聊生的矿税太监，等到了明朝亡国之际，这些皇帝亲信，除了一个王承恩陪到崇祯帝最后，其余太监多是投降，不得不说，还真是讽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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