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宣徽院的基本职能为礼仪服务型职能，自唐始设，以后历代多因循此职能。随着各代具体情况的相异，宣徽院的职能经过了不断变化、发展、丰富的历史演变。
辽代宣徽院职能远承唐代，近接五代，又受到北宋的影响，辽代在继承前代基本职能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创新、使其丰富完善，赋予了宣徽院更多的北方民族政权的特点。
宣徽院的职权与地位在辽代不断加强，始终能够发挥实际作用，这是区别于唐宋宣徽职能的显著特点。
具体而言，辽代宣徽院有在朝会和大典中负责主持的礼仪型职能；宫廷聚会中宴享百官的服务型职能；带兵作战和宫廷护卫的军事职能；负责谏言、充任两国国信使和外交谈判的政治职能；以待勋旧、照顾姻亲的特殊职能；
另外还有临时差遣、主持工程建设的其他职能。北面官与南面官下宣徽院的执掌不尽相同，各有侧重点，而宣徽使与宣徽院属官的具体职能也有所不同。
宣徽院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历代的宣徽院都是宣徽院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辽代宣徽院的继承，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继承，而是在历代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接力继承与发展，换言之，辽代宣徽院制度直接取自后晋，间接继承唐代。
其中礼仪型、服务型职能作为宣徽院的基本职能，在被辽代继承的同时，也被融入到了辽朝的特色政治体制当中。
1.礼仪型职能
礼仪型职能是宣徽院的基本职能，历代相因。辽代宣徽院的礼仪型职能是继承唐而借鉴宋发展起来的。宋代宣徽院的礼仪型职能还有“掌管尊贵的仪仗器、纠察朝会礼仪秩序”，唐宋宣徽院的礼仪职能符合中原礼乐制度的设计，而由契丹民族建立的辽朝则将宣徽院的礼仪职能融入到少数民族政权之中，呈现出汉契礼仪的有机融合。
《辽史·礼制》记载契丹礼仪活动凡六十种，既有契丹建国前就已存在，属于本民族固有的，亦有不断接触汉族后仿中原而建的，面对种类多样的礼仪活动，契丹秉持着“因俗而治”的总方针。
辽朝有两个执掌礼仪的机构，一个是敌烈麻都司，负责契丹民族固有传统礼仪活动；另一个就是宣徽院，主要负责契丹效仿中原而建立的汉制礼仪活动，二者随着辽代政权的发展，相互影响，逐渐完善，使得汉契两种礼仪在辽朝确立并共同发展，亦有相互融合之势。
辽代宣徽院的礼仪职能基本与唐宋同，具体体现在盛典、祭祀、朝会和百官起居活动中，但辽代宣徽院负责“御前祗应之事”。
因此在礼仪活动中都是在帝、后身边，宣徽使实际上代表统治者成为礼仪活动的主持人，统领诸司负责大体流程，以及直接关乎统治者的具体职能，如宣答圣旨、引导帝、后上殿、下殿等。
需要明确的是，目前尚无宣徽院属官参与礼仪活动的记载，疑其官位品级尚且不够资格参与隆重的朝会和盛典。而大部分礼仪活动见到的宣徽使，其实是南、北面下宣徽使的统称，南面宣徽使和北面宣徽使分别在礼仪活动中负责南面官和北面官。
综上，辽代宣徽院的礼仪型职能在继承唐宋宣徽职能基础上，体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点，也符合辽代南北双轨政治体制的特色，有辽一代，礼仪型职能都是辽代宣徽院的基本职能，其活动轨迹遍布一年早晚，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2.服务型职能
宣徽院的服务型职能主要指在重大礼仪活动中提供服务，以及延伸出管理其他负责具体服务的诸司，宋代宣徽院的服务型职能还体现在“总领内诸司”，需要明确的是，服务型职能与礼仪性职能往往联系很密切，二者没有明确的分界线。
比如在礼仪活动中，主持属于礼仪型职能，而大型的宴会中提供服务与供应则属于服务型职能。
辽代宣徽院的服务职能大致亦如此，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服务宫廷的重要活动；二是统领内诸司机构。
一方面，关于宣徽使服务宫廷的重要活动，宋人余靖在《契丹官仪》中记载“随驾赐予则枢密院主之，劳则宣徽使主之”，余靖为宋朝官员，三次奉命出使契丹，对契丹的风土人情与官仪制度颇为了解，据其记载，辽代宣徽使有在皇帝宴请群臣的重大活动中提供服务和供应的职责。
耶律义先因任宣徽使，而有侍燕之责，这条证据有力地佐证了余靖所述。
宣徽使在礼仪活动中负责主持，如外国使节出使，在礼仪活动结束后，参照同时期的宋朝宣徽使负责接待外国使节，并提供服务，那么辽代宣徽使招待并提供服务也是很有可能的，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还需以后有更多的史料出现，加以佐证。
另一方面，关于宣徽使统领内诸司，涉及宣徽院与内诸司的关系。卢修龙先生详细考证了宣徽使与内诸司之间的关系，卢文从官员品级和具体执掌两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证，在品级方面，类比宋朝宣徽使与诸司官阶，以閤门使为例，北宋閤门使的品级为正六品，而宣徽使的品级为从二品，得出辽代宣徽使品级在诸司使之上的结论；
在执掌方面，宣徽使所负责的事务多为全局把控型，且宣徽职能不仅限于礼仪和服务，还涉及政治、军事其他职能，而诸司多负责日常具体事务，受宣徽使统领。
由此，卢文得出了辽代宣徽使总领内诸司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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