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周总理有一次看到一份文件，报告国民党战犯在功德林的改造情况。

看到其中一段文字，眉头紧皱起来。

这份文件提到一个叫黄维的战犯，最近各种疾病加剧，腹腔内有积水，已经涨到像五六个月的孕妇一样大。双腿也肿得透亮。近期进入高危期，情况不甚乐观。

黄维是国民党军著名的战将，黄埔一期毕业生。当时被关在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他被俘前是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官，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位战将。

周恩来很关注国民党战犯改造的事，这并不是无意义的发慈悲，而是代表着党的意志，对他们进行精神上的拯救，让他们摆脱败军之将、国军旧将的身份影响，重新回归正常社会生活。那时蒋介石集团和西方敌对势力在舆论上疯狂地攻击我们，国民党战犯这件事必须要做好，不能给敌人留口实。

周总理看到这个情况感到很不妙，当即要了功德林的电话，焦急地问管理员怎么回事，有没有生命危险。

管理员解释了病情，说别的还好，就怕他的腿破溃了，如果发生大面积感染就不好办。管理员其实也二把刀，似懂非懂的，周总理又叫他查肚子的事。管理员又找医生询问，再向总理报告说：肚子情况更严重，不快治就可能恶化。

周总理直接就生气了，这病肯定不是一天两天发作起来的，为什么不早治！

总理当即委派办公室人员到功德林现地调查。管理员报告：我们对每名战犯的身体健康状况都很关注，人家杜聿明的病比他的还多，但是杜聿明都没事。黄维为啥不治？您得问问他自己。

原来，黄维是个很倔强的人。他被俘时很不服气，自认为国军内部不协调，共军打仗又不讲究正规战术，乱打一气，不服。

被抓了之后，各种自残，都被解放军制止了。被集中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之后，他的态度依然没有变化，拒绝改造，尤其是思想改造。

他在日记本上写满了历代忠臣的诗，像明朝于谦的《石灰吟》，他不仅用各种字体写下，还经常大声背诵。管理员经常提醒他说，不要影响别人休息。黄维反驳说：连说话你都要管吗！我背的又不是反诗、歪诗，为什么不让我背。

功德林管理所起初几年有一个奇怪的规定，宿舍内晚上不准关灯，睡觉也亮着。黄维反映了几次，这会影响人的休息。管理员就是不理他。黄维气急了，也不顾什么有辱斯文，指着管理员鼻子大骂：灭绝人性、丧尽天良。

其实这项制度之所以有，就是因为一些国军战犯刚入狱时受不了，睡觉的时候拿尖锐物体自残、自杀，杜聿明就干过这样的事。管理员发现后吓了一跳，为防再有人自杀，晚上就不再关灯了。

这事黄维也知道，之所以还这么辱骂，无非是借题发挥罢了。

黄维没有被俘时，就已身患多种疾病，只不过戎马倥偬，一直无暇治病。被俘之后功德林管理所带他进行体检，居然发现他患有五种结核病：肺结核、腹膜结核、淋巴结核、附睾结核、精囊结核。杜聿明也有结核病，还有其他几位统军的将军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结核病。

这说来也极有原由。国民党高级将领得病多者，除了因操劳引起的其他病，许多人得了结核病。盖因国民党军的交通条件相对便利，经常可以乘坐飞机或火车来往大江南北、边疆海滨，像杜聿明，被俘前经常奔波于华东、东北、华北，在不同的地方接触许多相异的病毒环境，加上身体免疫力弱，不免得了多种传染病。

黄维进入功德林，反而是个好事，如果再在高强度的战争中经历几年，等不到解放军来抓他，他就归天了。进了功德后，这位以蒋介石孤臣孽子自居的“忠臣”，精神上极度失落，病也发作了出来。

他的身体极虚，又容易情绪激动，经常和那些改造比较积极的战犯们吵架、斗气，甚至还动手。

比如有个叫梁培璜的，原是晋系军阀阎锡山的部下，虽说也是中将军衔，但在黄维这位蒋介石嫡系、天子门生、黄埔一期生的高等将官眼中，杂牌军的将军们都是低人一等的。在狱中，有一次梁培璜指责黄维言论不当，屡屡发出反人民、反政府的言论，叫他当着大家的面作检讨。

黄维一言不发，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两句话：

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梁培璜问他在写啥，黄维冷笑连连，还是不说话。这时另外一个和黄维素有过节的战犯，名叫董益三，原是军统人员，黄埔六期毕业，黄维的小师弟，突然扯过笔记本，一看勃然大怒，重重打了黄维两巴掌。

即使吃了亏，黄维仍然不肯示弱，经常和战犯们斗气。一来二去，病情加重，有一段时间行动都不太方便。

管理员们知道上级的要求，必须好好照顾他们。就把黄维单独安排到一个小房间，给他准备了一张相对软一点的钢丝床。

黄维不领情，有时他大小便不方便，管理员进来抱他起身，他就使劲挣扎，哪怕掉地上也无所谓，就是不受恩惠。

管理员要他治病，他也一再不肯。

杜聿明劝他，何必呢，身体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斗争你也先把病治好，把身体养好啊。

黄维向他怒目而视，怪他身为狱中职务最高的大将军、大元帅，为何不领着大家对抗共产党。

杜聿明气得脸直哆嗦，这人不可理喻，也就不再搭理他。

黄维只有到忍受不了的时候，才接受医生的简单治疗，要他入院，怎么也不肯。

为了惹怒管理方，以求速死，黄维还想了个损招。

当时管理所本着人文关怀的好意，允许战犯们用自己的钱订阅一些书籍、报刊，书籍、报刊的目录由管理方审定后才能从中选购。

黄维翻来翻去，发现大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其他红色论著，文学作品也都是经过审核可以阅读的。

黄维兴味索然，后来突然发现一本苏联译著，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想，在狱中左右无事，看看冶金业书籍也不错。

结果买来一看不是，黄维气得火冒三丈，大呼上当。他把怒气又转移到管理所上，于是把这本书撕烂了当厕纸，又嫌撕的慢、用的慢，干脆丢进了茅坑。

战犯们纷纷指责黄维太不地道，这是侮辱布尔什维克，侮辱一个英雄……

黄维狡辩说：“我已经看完这本书了，它已经完成了它的第一价值，现在我用它当厕纸，是发挥它的第二价值，这有什么错的。”

管理员知道黄维的意图，主动找到管理处主任解释，还给战犯们做思想工作说：“黄维有痔疮，经常发作，他的草纸不够用，找我们反映过我却没有解决，这主要是我的失职。他看完了书，可以借给别人再看，当厕纸肯定是不对的，但也不需要过于拔高，不要给他定什么不恰当的结论。”

这回轮到黄维尴尬了。

这名管理员，曾经挨过他的骂，现在人家却主动替他开脱，人心换人心，黄维有点不好意思。

周总理过问了黄维的病情后，管理员再次加强了对黄维的照顾。每天给他提供一斤牛奶，两个鸡蛋，三两猪肉。

50年代这个供应标准，应该说相当不错了。

黄维万万没想到管理所能够以德抱怨。他心里的坚冰不由得慢慢融化了。虽说政治态度依然死硬，但对管理员们不好意思再张口闭口就骂了。

病情加重后，管理方多次耐心说服黄维，说他的腿表皮都没有知觉了，腹水也越来越严重，如果危及脏器将有生命危险。

黄维黯然放下了他所谓的坚持，听从管理所的安排，去北京复兴医院治疗。

在那里，他得到了和普通公民一样的医疗待遇，没有丝毫偏见。

疾病基本化解后，黄维再次回到功德林。管理所像对待其他病号一样耐心地照顾他，一直过了四年，黄维的病好的差不多了。

黄维发生了悄悄的变化。除了思想上仍然拒绝改造，他开始和别人一样参加劳动，他的手不像杜聿明那么巧，就干一些编草席之类的简单活计。

他的妻子不断写信来告诉他好消息，他家里的四个孩子，除了当年老大是黄维当将军时送到金陵大学读书，被俘后另外三个孩子都是政府资助送去上学的，老二上了浙江大学，老三进了复旦，老四也顺利读了高中。

黄维的思想中多了一层报恩的想法，心甘情愿地在监狱里多做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情。

但他始终没有像杜聿明那样，全部放下偏见和党派之异，而始终坚持不接受完全改造。

为了排遣思想上的苦闷，他竟然迷上永动机的研究，声称要为人民做一件大好事。

这件事耗费了黄维全部精力，很多亲戚故旧都来信劝他不要迷信这种伪科学，包括他的女儿，就是那位上了复旦读物理专业的老三，也对父亲无可奈何。

黄维最看重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大概他自己也没真正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