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鹤这一题材的绘画在唐代的兴起，并能成为一种现象级的绘画风潮与宗教和皇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加工了传统儒学，将它与法家道家等学说结合起来，
成为了为皇权统治服务的神学思想，将皇权统治与神相联系，在这个阶段，神灵正式进入统治阶级，成为了虚拟的皇权之上的存在，即“君权神授”。
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举措使在信息更新不发达的古代，强制让统治者的思想引导着大众的思想走向，也成为了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常用的统治手段。
一、唐代鹤题材绘画的兴起原因
唐代，是经历了分割之后的大统一时期，为了维护泱泱大国的统治的需要，思想以及礼法的统一成了重中之重，因此唐朝在政治上重视儒学，在将其运用在科举考试仕途门槛之上，国家的制度建设也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
很有趣的是此时的儒学本就带有神学气息，唐之前的社会从民间百姓到贵族世家都流行信奉道教，道教与儒家学说在观点上也有一定的契合度。
例如“天地人三合一致太平”的入世意识就体现了儒家重视政治现实的思想，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道教也就顺其自然的成为了思想统一的第一候选利器。
皇帝就自己的李姓与道教教祖李耳相互关联，追认李耳为始祖，大力推崇道教的发展，不仅下诏规定道居于儒、佛之前，在统治层面上正式奠定其正统宗教的地位，同时将道士视为宗室成员，隶属于宗正司。
正因为道教地位的空前提高，鹤这一道教代表也被人们所崇拜。
唐代对礼法极其重视
，所以在丧葬文化中，对权利以及阶级的区分体现非常明显，只有社会地位较高的才能在棺椁“雕镂彩画”，并“以石为棺椁及石室”。
唐初虽然有长孙皇后带头薄葬，但因国力逐渐强盛，且长久以来孝道于礼法中的重要地位使厚葬之风流行，特别是贵族官员对功业社稷的极其重视，生人也希望王者能够在另一个世界能更好的享受。
虽然中后期在规章制度中反复缩减规格，但厚葬已成为传统，特别是当时攀比之风更盛，实际的情况是“品官葬给，素有章程，岁月滋深，名数差异”，甚至“伏以丧葬之礼，素有等差，士庶之士，近罕遵守，逾越既甚，糜费滋多”，“虽毎令举查，亦怨谤随生”。
哪怕在唐代晚期经过了战乱等消减国力财力的事，在丧葬上也会尽力丰厚体面。
因此，唐代墓室壁画在宗教与厚葬习俗的影响下，大大减少了描写神话故事的内容和历史故事的描绘。
转向生前用度的死后“享用”，成为了身份的装饰体现，且内容以宗教的“修身”为首，鹤也因为符合飞升的神性需求开始频繁出现在墓室壁画中，继而发展成为独立的绘画题材，在不断更替的各种绘画载体上出现。
二、唐代绘画中鹤形象的发展演变
1.唐高祖时期至690年
唐初绘画沿袭了汉代石刻线画的传统样式，用线上带有北齐的风韵。从这个时期的淮南大长公主墓中的云鹤图我们可以看到，鹤用线简洁有力，受人物画的影响，鹤的形象有了大致动态，但整体形态较为粗略，线条粗细变化不大。
受少数民族的风格影响开始重视色彩的运用，在嘴部头顶处用红色点染，颈部也用黑色加粗，表示鹤的黑色羽毛部分。
仔细观察可以看出细节不多，翅膀边缘线条简单，腿部仅用单线勾勒表示。位置是在后甬道西壁，此时是一种明显的装饰意味，对鹤神性的凸显在壁画位置分布的体现上不明显。
2.武周时期至729年
武周时期虽然线条粗细变化不大，但是受西域文化交流的影响，绘画作品的曲线性审美增强，同时也受顾恺之“以形写神”的影响，画家们开始注重外形的精准和动态的变化，注意到了姿态的灵动美，鹤的壁画形象因此有了多样的动态，不仅仅是飞翔之姿。
前面也提到唐朝对于礼法极其重视，因此壁画题材的种类以及分布位置也有讲究，题材种类总体可以归纳为仙界神怪和模拟现实两个大类，在分布位置上就细化很多。
墓室顶部为天象图等宇宙图像，神瑞图像相较于前朝大量减少，除了绘制在石门之上外基本都位于墓室四壁上方、天井上部、甬道顶等明显与宇宙天象部分相邻的位置。
这个时期鹤的神性开始明显增强，也是在永泰公主墓中可以看到变化，除了墓室内柱上的有明显的鹤形象与花草组成的以美观装饰性为主的图案外，后甬道顶部也出现了云鹤图像。
与此统一时期的还有懿德太子墓、韦泂太子墓、节愍太子墓、薛儆墓等，都在墙壁上部、甬道顶等表示神仙空间的位置出现了鹤的绘画形象，同时占据空间也变大，虽然仍然属于天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隐隐有独立的趋势。
在神瑞图像的禽鸟种类中，最常见的就是仙鹤这种现实珍贵鸟类，但又被绘制在明显区别于现实生活场景的位置上，所以可以体现其非常强烈的神性，是承载着墓室主人飞升永生的精神象征，从墓主人的身份我们也可以看出鹤也是贵族阶层的身份象征。
3.唐玄宗天宝前至唐德宗时期
开元年间唐朝开启盛世之治，国力昌盛的同时造就了文化领域的空前发展，绘画也不例外，人们对于审美的追求不止局限在人物本身，对场景以及其他物体的艺术探索不断提高着画面的完整性和审美性。
鹤的形象同样也就不只是单纯代表飞升仙界，也越来越多地作为有美感的现实动物被欣赏。
最早出现大幅装饰性的，进入模拟现实题材的鹤形象当属2017年发掘的富平朱家道村墓中的双鹤图：该图位于墓室北壁，被画在墙上屏风之中，一只轻拍双翅，一只信步闲游，具有生活场景的动态美感。这点变化在睿宗豆卢氏壁画中也可以看到，除了甬道顶部西侧残留云鹤图外，墓室南壁中间也留有有一只欲飞仙鹤的残影，在位置分布上可以看到这里的鹤形象除了指引升仙，还明显带有现实审美的、越发独立成幅的倾向。
在蒲城李宪墓墓道东西两面墙壁上，鹤更是在仪仗队上空作为点缀，与绘画中所模仿的现实场景融为一体，虽仍然有着指引仙路的作用，但也应证了鹤形象运用逐渐审美现实化。
唐代纸张造价依旧很贵，虽然有著名的宣纸出产，却依旧改变不了纸是有一定资产的人才能使用得起的事实，直到宋以后，纸才成为主流的绘画载体之一。
因此唐朝的绘画除壁画外，都在织物上绘制，绢的流行使绘画的精细度和便携流行度大大提高。
唐代宗大历年间任职过长史的周昉的著名画作《簪花仕女图》是难得的鹤第一次出现在保存完好的绢本上，也让我们能比较细致的从设色、线条、形态中观察出当时绘画中鹤的形象属于精细工画。
在这幅作品中鹤不是固有的神仙配置，而是成为宫中生活的角色之一，虽是玩赏之物，但依旧可以从这幅画作中看出唐代贵族生活已于鹤密不可分。
4.唐顺宗时期至唐末
安史之乱后，因为政权动荡、战乱频繁，人们对人世悲苦有了深刻感悟，佛教因其“净土”学说给予了人们的心理寄托，禅宗思想逐渐侵入民间大众，宗教壁画题材越发向着现实世俗生活偏向，自然景物随之大量出现。
又因为佛教逐渐占据主位，威胁到了唐朝皇帝的统治，在经历了载入史册的武宗灭佛事件后，道教在政治中的地位再次被提升，带有道教因素的绘画便结合此时花鸟画的蓬勃发展而大量产生了鹤的多幅屏风式或装饰性墓室壁画。
郭仲文墓（842年）墓室有11只鹤屏风式绘画；梁元翰墓（844年）墓室西壁有六扇鹤的屏风，仅保留下两幅；杨玄略墓（864年）墓室西壁绘有六鹤屏风；懿宗德妃墓（870年）墓室四壁装饰有鹤等花鸟形象画。
这些鹤都不在飞升路径上，而是处于现实生活环境中，并且墓主人的身份也不再仅限于皇家，也有一些较高品级的官员，也间接说明鹤逐渐从神权统治的位置走入民众的艺术欣赏层面中。
而这个时期也若有若无的显示出绘画的写意性，比如郭仲文墓与杨玄略墓中的绘鹤屏风中的形象开始出现简化细节、简单勾勒多样动态的情况，但主流仍旧是精细描绘的创作方式。
不过唐代对待绘画作品一直是以赏玩的态度，没有理论支持扩充，所以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丰富了一些。
结语：
鹤形象绘画在我国绘画史中发展出了多种功能性以及审美性，且能一直贴合人们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
一旦某种物品与贵族联系在一起，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权利与地位的衡量标准。
何况是有神性的鹤，鹤本就属于名贵鸟类，一直被冠上仙的前缀，其亭亭而立的身姿与人类社会中的君子形象被自然地联系在了一起，唐代到达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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