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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和用兵，是开元时期唐玄宗时的两件大事。
宇文融的括户、括田，与张说的召募彍骑、长征健儿，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这两项措施从政治上讲，是相辅相成的，而且都是在玄宗亲自支持下施行的。但是，在人事关系上，张说与宇文融之间，却闹得不可开交。事情虽由括田、括户引起，但究其原因，则要深远得多。
1、张说与宇文融的党争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和十三年（公元725年)，是括户、括田大见成效的时候，宇文融因此深得唐玄宗的宠信，十二年八月玄宗提升他为御史中丞，十三年二月又兼任户部侍郎。
以监察官兼掌财权，如此的做法，是唐代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宇文融以后，这就成为一条惯例。于此，可以想见宇文融地位之重要和特殊。
在此同时，张说为相近四年，他首建玄宗封禅之议。开元十三年，在玄宗的带领下大臣们高高兴兴地奔赴泰山，张说作为宰相的权势，也达到了高峰。
张说素来看不起宇文融，史载其“素恶融之为人”，特别是当他看到宇文融借着括户的机会，爬上重要的高官地位，心里很不自在。他见宇文融“既居风宪之地（即御史台），又贰户部”，“患其权重”，担心威胁到自己的权位，因此，不断地为宇文融设置障碍。
宇文融抓住这个时机，开始对张说进行行动了。唐代官吏的铨选，每年都是由吏部掌管，然后申报中书省，再由宰相与吏部尚书共同审定。当时，吏部每年铨选的人较多，唐玄宗曾“疑吏部选试不公”。
东封归来后，字文融窥知玄宗这一不满情绪，便密奏“请分吏部为十铨”。玄宗遂令御史中丞宇文融和礼部尚书苏颋等十人分掌吏部选事。试判将毕，越过中书省，径自召入禁中审定。连吏部尚书和吏部侍郎都不得参预。这无疑是削夺了吏部铨选权，同时也是越过宰相权力的一种行动。
张说对此自然更是不快，他作为中书令毕竟还有审决权，宇文融等人有关报请选铨官员的，他一概加以否决，使铨选一事更加混乱。
随之，宇文融串通御史大夫崔隐甫和御史中丞李林甫，联名奏弹张说“引术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纳贿赂。”
崔隐甫就是玄宗在赴泰山封禅途中赏赐过的地方官（河南尹)。玄宗欲重用他，但张说“薄其无文”，瞧不起他，奏拟他为金吾大将军（警备京师的武官）。而殿中监崔日知素与张说善，张说荐其为御史大夫。玄宗来采纳他的建议，任命崔日知为左羽林大将军，崔隐甫为御史大夫。由是崔隐甫与张说间产生了矛盾。
而玄宗由于自己亲自批推的“分吏部为十铨”之事，遭到张说的抵制，对他的抗上专权，心中已是不满。所以当宇文融等人弹劾张说的奏状上来，立即下敕由源乾曜及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明珪与御史大夫崔隐甫等将张说拘捕于御史台讯问。
源乾曜、崔隐甫都是张说政治上的对头，而唐玄宗如此做法，其用意也不言自明。
张说的兄弟左庶子张光亲至朝堂割耳称冤，但玄宗置之不理。由于张说的亲信中书主事张观与左卫长史范尧臣，“诈假纳路”，“私度僧王庆则往来与（张）说占卜吉凶”等事，都被崔隐甫探知，并且证据确凿，张说被押往狱中，处境十分狼狈。
玄宗表面上对张说似乎要进行严厉的惩罚，但内心又感到他毕竟还是追随自己多年，且立有重大功劳的人，所以在张说入狱后，派自己的亲信宦官高力士至狱中探视张说，观察其情况。
高力士回来后向玄宗奏道：
“（张)说坐于草上，于瓦器中食，蓬首垢面，惶惧待罪。”
玄宗听后露出怜悯之情，高力士趁机进劝说，“（张)说曾为侍读，又于国有功。”玄宗这才下令释放张说，只是免除了他的中书令官职，其他勋职依然照旧。
但张观及王庆则仍被下令处死，且“连坐迁贬者十余人”。
张说要知政事之后，“专集贤文史之任”，保留了尚书右丞相的职衔，但尚书省长官这时已不是宰相之职，按规定不能参预军国大政。
不过，玄宗仍然很器重张说，每遇军国大事，必遣中使先“访其可否”，听取他对处理政事的意见。
宇文融和崔隐甫等担心张说东山再起，故“数奏毁之”，以阻止他再度任相而掌握重权。
因此，双方的矛盾斗争并没有因张说下台而平息。而这种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每每有害于中央集权的巩固，其消极影响超越了玄宗所能容忍的范围。
因此，到了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玄宗便对两派各打五十大板，下令张说致仕（即退休），准许他在家修史，崔隐甫被免官供养母亲，宇文融出为魏州刺史。
至此，张说与宇文融之间的朋党之争，因都被赶出中央政府，以两败俱伤而告结束。
这场朋党之争，实质上是统治集团内部不可避免的权力分配的斗争。其发生的导火线，虽由括户而引发，而其基本原因却与当时相权集中、皇权巩固的趋势及廷臣中文学之士与吏士派之间的矛盾，有着深刻的联系。
2、党争的根源——相权集中
我们知道，唐初宰相由三省长官担任。这既可集思广益，减少政府决策和处理重大军国要务的失误，又可使三省长官互相制约，分散相权，以保障皇权的巩固。
大约在太宗贞观后期至高宗执政时期，三省中的尚书省长官逐步退出，相权归于中书、门下二省。
开元之前，中书令和侍中的任命，一般各有两人，《唐六典》中也是这样明确规定的。
李隆基继位后，任命的中书令和侍中一般均各一人。
而且玄宗选任中书令与侍中的配置格局，一般皆以中书令较为强干决断，侍中则较为柔弱随和。似乎一为正相，一为副相。
如姚崇与卢怀慎（时称为“伴食宰相)、宋璟与苏颋、张说与源乾曜等等，都是属于这种情况。
所以，虽然中书令与侍中都是宰相，但是，实际上大权都集中和操纵掌握在中书令手中。这种相权相对集中的趋势之形成，与当时的政治的需要和改善行政效率是有着很大关系的。
以往的三省制（或两省制），虽有互相督察纠驳的作用，但日久以后不是流于形式即互相推诿。
随着唐王朝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的军国政务十分繁剧，为了提高行政效率，集中相权就十分必要了。这种相权集中的倾向，在张说任中书令期间，表现得最为明显。
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张说曾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并列五房于其后，分掌庶政。五房：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
关于政事堂的问题，需要说明一下。它原为宰相们议政的机构，相当于一种宰相的联席会议。
因为宰相分列三省或两省，同时还有下属官员被以特殊名义任为宰相（如以“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官衔参知政事)，宰相实际人数较多，一般是四至五人，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六、七月间多至十七人。
唐朝的宰相既多以他官兼任，没有独立的办公机构，也没有僚属，更不能直接发号施令，遇有军国大事便集体决议。
宰相议事决策、拟订重大诏令的地方就是政事堂。
唐初，政事堂设在门下省。至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中书令裴炎以中书令执政事笔，遂移政事堂于中书省。政事堂迁至中书省后，宰相于政事堂议决政务时，有轮流“秉笔”或“执笔”之制。
《新唐书》卷一一七《裴炎传》载：
“宰相议事门下省，号政事堂，长孙无忌于司空，房玄龄以仆射，魏征以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至（裴)炎，以中书令执政事笔，故徙政事堂于中书省。”
至张说时，不但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且改印为中书门下之印，则其印在很大程度上归中书令专用。
再看政事堂后有五房之设，几乎包括政府部门之尚书六部（唯少工部)，分别主持有关政务，于是遂有其所辖部门与属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受中书令的操纵和支配。换句话说，通过政事堂制度的改革，相权在处理政事时是集中和扩大了。
这是唐代宰相制度演变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玄宗封禅时，又让宰相张说和源乾曜分兼尚书省的左右丞相（即原来的尚书令或尚书仆射）。
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本是互相分列的，是平衡的机构，从不互相兼任。
唐初规定：中书、门下分别是制定政令和审议政令的决策机构，尚书省乃施政机构。尚书长官从宰相行列被析出以后，更成为一纯粹性的政府行政部门。
决策与施政的分列，是唐代中央机构中的一个基本格局。可见，破天荒地让中书令和侍中兼任尚书省左右丞相（尽管后来没有延续)，其集中相权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在中书省内部，张说对属下的专权也十分明显。中书侍郎原是中书省的副长官，地位仅次于中书令。过去中书侍郎对政事的处理具有较大的发言权，故有“副相”之称。但后来侍郎的权力越来越小，“承宣制（即承宣及承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空有其名。
崔沔虽因张说的荐引当上了中书侍郎，但他对这种情况极为不满，向张说提出说：
“设官分职，上下相维，各申所见，事乃无失。待郎，令之贰也，岂得拱默而已”，由是遇事常与张说争论。
张说很不高兴，于是找个借口，把他调往山东当刺史救灾去了。
中书侍郎地位的下降，进一步说明中书令相权的集中。而张说这样做，事先可能获得玄宗的同意或者是得到了默许的。
本来，相权的集中，在开元时期的政治发展上是一种自然的趋势，但在具体过程中又不能不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特别是上层统治集团中权力分配的新矛盾。
3、唐玄宗“导演”的党争大戏
加上，张说担任宰相，在作风上又较为专断跋扈，因此内外矛盾重重，给了宇文融等以可乘之机。
另一方面，张说与宇文融的朋党之争，还反映了朝官中文学之士与吏士派的矛盾。
据史载，张说“喜延纳后进”，对有才能的青年，常不齿结以忘年之交。但他主要是“善用己长，引文儒之士”。
而对于字文融和崔隐甫等人力加排斥，也包含有“薄其无文”的因素。宇文融之能得到源乾曜的支持，又能与崔隐甫、李林甫等串通一气，也不是偶然的。可以说，这是开元年间文学之士与吏士派官员之间的一场大交锋。
在这场朋党之争或者文学之士与吏士派的斗争中，唐玄宗扮演了导演的角色，两派间的斗争是在他的示意和操纵下进行的。
唐玄宗顺应了政治上的客观需要，实行了相权集中的政策，但其原则是以不损害皇权为限，因为皇权才是中央集权的核心。
那么，唐玄宗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首先一条，就是相位不久任。
按唐制，宰相一般是四年一转任的，不过实际上由于各种原因，各代皇帝很少按照这一原则认真实行。其时摆在玄宗面前的形势是，既然给宰相以集权的重大权力，在开元年间就较为严格地执行了宰相四年一转任的规定。
如姚崇开元元年任相，开元四年罢相，宋璟开元五年任相，开元九年罢相，张说开元九年任相，开元十四年初罢相。
尽管姚崇、宋璟、张说等人的罢相有其各自的具体原因，但这种任职时间上的一致，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
例如再往下看，在李林甫之前，没有一个宰相的任期是连任四年以上的。可以说，这是唐玄宗在实行相权集中政策的情况下，由他自己严加控制的一条不成文的限制宰相久任的规定。
其次，就是帝王惯用的，使用权术，以钳制朝臣。唐玄宗更是精通此道。
张说本来是他十分宠信的辅臣，但仍要培植一个反对他的势力，来牵制张说。
像括田、括逃户一类的事，本是尚书省下户部职权内的事，也是宰相理应主管的。然而，唐玄宗却从政府的另一系统（监察部门）挑选了宇文融去负责主持这件事，以后又让宇文融以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发展更严重的是让宇文融等人分掌吏部铨选，完全越过了宰相属下的重要权力。
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事情，其意在牵制宰相张说的权力，是显然不过的。不用说，宇文融是按在宰相系统中的一个钉子。张说担心宇文融之“权重”，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张说与宇文融之间的的斗，归根结底是唐玄宗一手导演出来的。
当双方“各树朋党”，相互牵制，争个没完没了的时候，中央集权反而受到损害，玄宗便出来收场，将双方统统贬出朝廷了事。
玄宗对长期追随自己的张说毕竟是有感情的，在张说罢相致仕后，仍然给以很高的礼遇。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即复拜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学士。随即又加开府仪同三司。
同时，又任命张说长子张均为中书舍人，次子垍尚宁亲公主，拜驸马都尉。在君臣关系之上，又加上一层姻亲关系。
张说的兄弟张光，也被特授银青光禄大夫。史载：“当时荣宠，莫与为比。”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张说病重，玄宗“每日令中使问疾，并手写药方赐之。”
十二月，张说病逝，年六十四岁。张说为开元功臣，前后三次秉任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构思精密，是当时的大手笔。
故玄宗闻其死，“僭恻久之，遽于光顺门举哀”。太常寺议赠谥号曰“文贞”。有人提出异议，以为“不称”，张九龄则力主“依太常为定”，双方“纷论未决”。最后，玄宗在张说自制的神道碑文（即墓志）上，亲笔题曰“文贞”，这场争论方才在钦定的情况下了结。
由此可见，唐玄宗虽以权术钳制臣下，但他有一个限度，即只要削权的目的达到，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场合，还重新加以使用，以让其继续发挥作用。这是唐玄宗用人政策的一个特点。
4、宇文融的“下场”
宇文融的结局，也颇说明问题。
宇文融是个颇有野心的人，但也确有理财的才能。玄宗贬他为魏州刺史后不久，又授命他充河北道宣抚使。
随之，又兼检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沟渠堤堰决九河使，负责漕运方面的工作。汴州即今河南开封，是唐代漕运要道——汴河上的重镇。玄宗让他兼理汴州，目的是让他继续发挥理财的专长。
宇文融上任之后，果然又出新招，“上表请用《禹贡》九河旧道，开稻田以利人，并回易陆运本钱，官收其利。”
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复入京师为鸿胪卿，兼户部侍郎。第二年，拜黄门侍郎，与裴光庭并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上了宰相。
这时，宇文融踌躇满志，“欲以天下为己任”，逢人便夸口：“使吾居此数月，庶令海内无事矣。”
在政治上很有些抱负。
他荐宋璟为尚书右丞相，裴耀卿为户部侍郎，许景先为工部侍郎，宇文融推荐的这些人，据说是“甚允廷之望”。
但宇文融的缺点是“性躁急多言”，又喜欢“常引宾客故人，晨夕饮谑”，加上交游朋党，排斥异已，由是“为时论所讥”。
不久，宇文融涉及一桩诬告宗室王的案件，终于被玄宗免除了宰相之职，出为汝州刺史。在相位仅仅一百天。
之后，裴光庭等人，进一步弹劾宇文融儿子受贿及自己在汴州贪污巨款，玄宗下令将他贬至岭南昭州，最后配流岩州。宇文融遭此打击，忧愤发疾。因岩州有瘴气，他跑到广府（即今广州），想借口养病赖在广府。不料都督耿仁忠不敢留居，宇文融无可奈何，只好仍回岩州，还没有到达岩州，便病死于旅途中。
宇文融是“以治财赋得幸于上”的，虽说理财乃当时客观的需要，但它同时也刺激了统治者的贪欲和奢侈的心理，开了官吏搜括聚敛的风气。
可见治财利者，尽管可以得幸于皇帝，但却为一般士大夫所鄙视。
二是他的政治对手张说是个老资格的官僚，又是公认的文坛领袖，朝中经他荐举、提携的官员很多，宇文融要遭这批人的报复，在朝廷中这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唐玄宗却似乎仍然很看重宇文融的理财才能。
如宇文融罢相贬汝州后，因“国用不足”，玄宗“复思之”，责怪裴光庭说：“卿等皆言（宇文)融之恶，朕既贬之矣，今国用不足，将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
要不是裴光庭等人立即指使人“飞状告（宇文）融赃贿事”，将他贬至岭南，否则玄宗是很可能要让宇文融东山再起的。后来玄宗得知宇文融病死的消息，仍然“思其旧功”，赠官台州刺史。
玄宗对于宇文融的器重，虽有不足之处，然而反映他在用人方面，不拘一格，能用其所长，这恐怕是不能完全否定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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