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三星堆横空出世后,就长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三星堆迥异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审美风格、以及“高鼻深目”的青铜人像等,引起了众多的遐想与猜测。

比如,网上不少宣称三星堆源于古埃及、古巴比伦等,三星堆人是西来的人种等。甚至,更有脑洞大开者认为三星堆先民是外星人。

问题在于:说三星堆源于古埃及、两河流域等,显然忽略了距离因素,且漫长的迁徙期间必然留下痕迹,但事实上现在没有证据证明这一观点;但如果不是的话,又如何解释三星堆的“异域”风格?

最近一些年,国内学者通过多方考证揭开面纱,三星堆果然不是源自外国。更重要的是,考证发现三星堆文明与夏朝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考证取得重大发现

过去百年,在长江、黄河流域,出土了众多上古遗址,而将其与三星堆一对比,就会发现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石家河遗址。

石家河遗址位于湖北天门,总面积350万平方米,距今5900年至3800年,长江中游面积最大、等级最高、附属聚落最多的史前城址聚落,中国五大史前都邑聚落之一。该遗址被认为与历史文献记载的“禹征三苗”事件的时代、地理位置大致吻合,应为三苗国都。

该遗址出土的文物,其中很多都与三星堆的风格相似,比如石家河玉人头像(上图)、面具(下图)、玉龟,图片对比一目了然,两者非常相似。

长江日报发布的《三星堆青铜人像是自创,还是从天而降?成都文博专家来汉解答》中,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指出:古蜀青铜文化的器物,不仅在造型艺术、制作技艺以及崇拜对象和宗教观念上均受到后石家河玉文化的一定影响。

下图,左为石家河玉面具,中为湖北武汉盘龙城商朝青铜面具,右为三星堆青铜面具

除了主要受到石家河文化影响之外,三星堆与长江、黄河流域的其他文化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陕西杨官寨遗址的吐眼头像(下图),就与三星堆人像凸眼造型非常相似。可以说,三星堆的绝大多数文化,如今都可以在中国找到源头。

因此,三星堆必然是包容吸收了长江、黄河流域等地各种文化,然后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文化。但因为这种迥异于中原的文化没能传承下来,消失在了历史的烟云中,如今重现天日之后才会让我们感到惊讶!

三星堆文化与夏朝

三星堆除了与石家河等交流密切之外,还与商朝交往密切,三星堆的青铜鼎装饰纹样等和黄河流域出土的高度相似,同时甲骨文上也有与蜀交往的记录。其实,三星堆是区域强权,商朝与之交往是正常现象。但鲜为人知的是,三星堆还与夏朝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郑茜的《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中指出:在夏朝二里头文化崛起之后,将牙璋升级为国家级礼器,而此时牙璋在周边地区迅速消失。因此,牙璋是二里头王权的象征。

但在相当于商代后期(距今约3300年-3100年)的三星堆祭祀坑中,考古出土多件牙璋。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赵海涛指出:二里头时代牙璋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 一是体量变大,二是龙形化,即整体表现为龙形,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多件牙璋,也都是龙的形象。

因此,三星堆与夏文化必然存在联系。上图,左为二里头牙璋,中为三星堆牙璋,右为金沙牙璋。

二里头比三星堆牙璋的时间上限早了300余年,两者文化交流的原因在于:夏朝灭亡之后贵族南迁所至,即《逸周书》记载“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在二里头之后,南方(甚至远至岭南)、西南等出现二里头风格的牙璋,显然因为夏朝贵族南逃将牙璋文化带到各地。

上图可见,除了二里头附近之外,南方、西南出土牙璋居多!其实,牙璋如此分布,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印证史书对夏桀南逃的记载。

其中,位于安徽合肥肥西县、临近巢湖的“三官庙遗址”,表明夏桀可能逃难到三官庙,后来遭到商朝追杀,大概后人又继续向南或向西逃难,甚至逃难到了四川,从而将牙璋文化传播到了各地。

除了牙璋之外,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赵海涛还发现:三星堆陶盉(见上图右,左为二里头出土)、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玉戈、蜗旋状玉器等也与二里头的近乎一样。

因此,无论是间接传播,还是夏人后裔直接传播,都表明三星堆与夏文化存在密切关系。上述学者王方认为:二里头文化及夏遗民的西迁,为成都平原土著居民(主要在三星堆)带来了冶铜技术、用玉传统和信仰观念。

余论

除了三星堆文化起源之外,近年来还进行了基因检测,表明三星堆先民也不是源自国外。

2015年,学者对三星堆源头之一的宝墩文化,提取了古人类的DNA,厦门大学《古基因组揭示中国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粟稻混合农业流行与文化传播的共存发展》指出:89.1~95.1%的先民是由黄河流域南迁而来的农业人群,小部分则是西南地区以狩猎为主的土著居民。

因此,无论是人种、还是文化,三星堆基本都与国外无关,是地地道道的中华文明分支。不尊重事实的将三星堆解释为西来文化,不过是又一解构中华文明的伎俩罢了。

参考资料:

《三星堆青铜人像是自创,还是从天而降?成都文博专家来汉解答》

《古基因组揭示中国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粟稻混合农业流行与文化传播的共存发展》

《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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