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财立方 记者 贾永标 上海报道】一向低调的信息披露咨询行业或将迎来新的变化。
近日，大河财立方记者获悉，多家上市公司陆续收到了监管部门下发的信息披露咨询服务问卷调查。该问卷着重调研公司聘任信息披露咨询机构情况及风险防范措施。
“目前，我国信息披露咨询行业已形成一定规模，有较好发展前景，但同时也存在风险隐患。”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行业如果想蓬勃发展壮大，寡头集聚、涉密程度较深、政商“旋转门”等问题亟待直视。
大量上市公司收监管定向问卷
“几乎所有上市公司都收到了这样一份《信息披露咨询服务问卷调查》，虽然是定向问卷，但也可以说是半公开了。”多位上市公司信披负责人告诉大河财立方记者，该问卷一共10个问题，主要聚焦上市公司采买信息披露咨询服务情况。
据悉，问卷强调所提到的信息披露咨询服务，是指上市公司聘请市场机构提供的日常临时公告、定期报告、社会责任报告、监管问询回复等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或审核、规则政策咨询等服务事项。
此外，问卷还对公司在接受信息披露咨询服务过程中采取的商业信息保密措施、公司认为聘请信息披露咨询机构可能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调研，尤其是在存在问题一栏中，问卷给出了对咨询机构形成依赖、存在信息泄露隐患、增加公司信息披露合规成本等选项。
“这其实也反映了,信息披露咨询服务的现状，为了避免麻烦，不少上市公司都选择采买相关服务。”华东地区某上市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监管部门对信披要求的持续提高，为了进一步应对监管要求，向第三方机构寻求帮助并不少见。
“问卷聚焦于上市公司采买信息披露咨询服务的情况，这表明监管部门关注可能的风险点，希望通过了解情况来预防和减少违规行为。”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表示，收集的信息可能用于制定或调整相关政策，以更有效地规范信息披露咨询服务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
“我国正加紧构建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资本市场体系，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需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确保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这一说法得到了上述业内人士的赞同，他提到，上市公司发布信息的条件、要求、时间、渠道受到证监会、交易所的明确约束，具有相当的专业性，因而也催生了一批提供信息披露咨询服务的机构。
信披趋严催生百亿大行业
事实上，信息披露这一概念可以称得上是西方舶来品。美国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体系建立的历史可追溯到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为完善市场机制，1933年和1934年，美国会通过《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标志着现代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的诞生。
这两部法律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提高市场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要求公司披露财务和其他重要信息，以保护投资者。此后，美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不断完善信息披露规则，催生了诸如普华永道（PwC）、德勤（Deloitte）、安永（EY）、毕马威（KPMG）等知名事务所，提供专业的信息披露咨询服务，帮助企业符合SEC的披露要求。
从国内环境来看，虽然政策趋紧，但信披违规一直是证券违法违规事项的“重灾区”，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持续强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市场约束和法治约束，上市公司信披的效率、质量和透明度有明显提高。对漏网之鱼处罚力度不断加大，也推动了信息披露咨询服务行业的蓬勃生长。
据不完全统计，在目前A股5000余家上市公司中，有半数公司聘用专业的信息披露咨询机构为其服务。其中，上海信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信公科技）、深圳价值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规模领先，其中信公科技在官网披露所服务的上市公司超过1500家。
据中国产业信息网2024年初的统计，2023年中国证券咨询行业市场规模超过60亿元，未来5年将达到100亿元，撬动股票市场的投融资金额超过万亿。
公关关系专家黄涛在接受大河财立方记者采访时表示，监管部门定向发出问卷传达了重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信号，通过这种方式，监管部门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的实际情况，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同时也可以促进上市公司加强信息披露，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和透明度。
寡头掌控大量信息“涉密”成难题
大河财立方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尽管咨询公司提供的信息披露咨询服务，为资本市场健康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但由于头部效应集聚导致的涉密难题等逐渐浮出水面，从此次监管部门的定向问卷可见一斑。
“咨询公司能够提前获取上市公司未披露的内部信息，涉及国防军工、芯片半导体等敏感行业，以及上市公司股东名册等敏感事项。部分军工、高科技企业的敏感披露事项，会提前、直接提供给这些咨询机构。”上述人士称，这虽然在业内已经是不公开的事实，但由此引发的泄密风险却暂未得到重视。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咨询机构缺乏保密资质，以及保密信息处理的经验和能力，通过企业微信、微信、QQ等聊天工具进行服务，存在信息和数据泄露的安全隐患。不可否认的是，部分企业高管普遍缺乏安全防护意识，认为国家安全问题“影响公司与国际接轨”，对防范外部渗透窃密存在抵触心理。
此前被国安部门处理的凯盛融英就是典型案例之一，作为中国领先的行业专家知识信息服务供应商，该企业因片面追求业务规模的高速增长，却忽视了可能存在的国家安全风险，未认真履行反间谍安全防范责任和义务，在党政机关、涉密单位内发展“咨询专家”为客户提供敏感咨询，危害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最终沦为境外情报机构的帮凶。
大河财立方记者还了解到，上述头部信息披露咨询机构中，几乎无一例外都由前证券监管背景人员创立。公开资料显示，上海信公的创始人黄智曾于2011年7月至2013年7月，任上交所上市公司管理部经理；深圳价值在线创始人苏梅则担任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副总监等职务。
“信披咨询行业政商‘旋转门’现象的普遍存在，导致部分咨询机构为了攫取超额收益，利用自身在专业领域以及人脉资源方面的优势，帮助上市公司游走在监管的红线上。”上述业内人士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以2021年某上市公司解除实控人减持承诺为例，其规避借壳审核、信息披露不完整等行为虽然遭到了投资者质疑，但最终并未受到对应处罚，这也被认为其采买的信披咨询公司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名状”的作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证监会主席吴清也在日前调研中表示，证监会系统要进一步落实“三个过硬”的要求，切实加强自身建设，突出抓好政治建设、业务建设和队伍建设，坚决整治政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等问题，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监管铁军，为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部分咨询服务公司缺乏专业的团队和人才，难以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因此，需要加强监管和规范行业秩序，推动咨询服务行业的发展和完善。”黄涛也提到，不管是否采买相关服务，上市公司自身是最终责任人，应该做好审核，做好把关，设置规范流程，加强投入和管理。
责编:陈玉尧 | 审校:陈筱娟 | 审核:李震 | 监审:万军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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