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趁俄国内乱占领海参崴沿岸

民国以前，东北根本无舰队可言。北部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三大河流被沙俄所控制,任其肆意航行。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四处兴起的白匪军和苏俄红军打得不可开交。1918年12月，吉林、黑龙江两省提出为加强江防，请求北京政府调拨“浅水兵轮”，筹建江防舰队。

长江上4艘小艇调往黑龙江此时，把持北京政府大权的是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为了拉拢吉、黑两省以牵制在奉天省（今辽宁省）日益坐大的张作霖，也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他召开国务会议下令“特设吉黑江防筹备处,派视察王崇文为处长，归海军总司令部节制。”由海军部所属长江第二舰队调拨所属4艘船舰，“取道黑龙江口”，在松花江封冻之前到达“哈尔滨，设立吉黑江防司令部”。

这4艘舰船都是在长江内航行的浅水炮舰，分别是“江亨”（舰长陈世英）、“利捷”（舰长林培熙）、 “利绥”（舰长王寿庭）、“利川”（舰长林关寿）号，其中吨位最大的是日本制造的“江亨”号，排水量550吨。就是这样四艘小型舰船，当行驶到俄属黑龙江下游至松花江口时，依然遭到沙俄白匪军及侵占这里的日军无理阻拦，虽然庙街华侨极力相助，但由于时近封冻,4舰被迫困于庙街。直至1920年5月，苏俄红军进入庙街后，经苏俄政府允许才驶入松花江,抵达哈尔滨。

吉黑舰队陷入缺钱窘境，冬装都被拿来典当1920年6月4日，吉黑江防司令部在哈尔滨道外十七道街成立，王崇文任司令。偌大一个江防舰队却仅有区区4艘小型舰艇稍微寒颤了一点儿，因此，王崇文很快就向北京政府报告“松黑乌三江，绵长6千里，4舰不敷调遣”，被批准借调中东铁路局的第6号巡船，改名“利济”号。同时，添购“江宁”、“同昌”、“江律”3艘商船，各配以小炮及重机枪，改装为军舰，分别命名为“江平”、“江安”、“江通”。至此,吉黑江防舰队（又称松花江江防舰队）共有船舰8艘，担负起保卫东北地区江面安全的职责。

吉黑江防舰队建立后，直接隶属于北京政府海军部。可惜，这只是一个徒有虚名而无职无钱的空头机构，就连薪金都无力发放，因此，舰队的日常开支都难以维持，更谈不上扩充军备和正常的勤务，成立仅3年就拖欠了10个月薪金。为了维系舰队官兵的生活，不得不将库存的冬天御寒的皮衣拿岀来押当，以应付欠饷，解燃眉之急，缺钱如此，自然使得舰队上下人心浮动，急待寻求解决的办法。

直奉战争后，经费来源几乎断绝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彻底掌控了北京政权，却与盘踞东三省的奉系彻底失和，奉系首领张作霖趁机宣布东三省“联省自治”，切断了吉黑江防舰队与北京政府的联系。除此之外，由于直系军阀连番挑起战端，财政方面已经捉襟见肘，奉系、皖系等地方军阀趁机掣肘，频频截留税收、阻隔交通，到1922年8月，北京政府“余为数不过50万元,各个方面向财政部请求之数共为500余万，全部发放仅及至十分之一”。

直系自己尚且缺钱至此，对于远在中苏边境的吉黑江防舰队而言,要想补发薪金，增加经费投入，更是无异于痴人说梦。与北京政府相反，近在咫尺的奉系军阀近年来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费充裕，尤其是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在“整军经武”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岁收益增”，到1924年，仅奉天一省年收入就达4千万左右。吉黑江防司令王崇文为摆脱困境，四处奔波，筹措款项。但事与愿违，毫无效果，最终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选择投靠奉系。

吉黑江防舰队投靠奉系张作霖张作霖立即派自己的总参议杨宇霆与王崇文进行商谈，于1922年9月正式接管了吉黑江防舰队。改属东北奉系后,经费和薪金很快发放，平定了舰队官兵长久以来军心不定的局面。但与此同时，张作霖对该舰队的人员进行了大调整，调整后的江防舰队，舰队副司令、参谋长及舰长等13位重要人物中，原吉黑舰队成员仅保留2人，其余皆为奉系新聘人员，舰队完全落入奉系军阀的掌控之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北江防舰队、张作霖自己的私人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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