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在古代中国可以被定义为社会知识分子或精英阶层，它最早产生于春秋战国，在那段礼崩乐坏、征伐混战的时代曾经大放异彩，他们作为诸侯国的智囊团占据着崇高的政治地位和强大的政治权力，成为左右政治局势的重要乃至主导力量，在当时更是有“得士者王，失士者亡”“得士人者得天下”的说法；士人不仅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还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
作为新旧不同阶层在思想领域的代言人，同时面对着诸侯领主对于治国理政思想的庞大需求，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建立各种学派团体，从而推进了思想解放和学术文化的极大繁荣，这种局面被称为“百家争鸣”。而进入汉朝以后，天下逐渐由分裂走向统一，由封建领主制度转变为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士人也必须直面历史潮流，于新常态之下在自我身份认知与定位方面作出重大调整。西汉前期：改弦易辙的阵痛期
前言所提，春秋战国是士人阶层最辉煌的时代。东周时期诸侯割据混战、互相征伐，“兵者，国之大事也”。军事和政治领域的较量其实是各国综合国力的一种延伸，大国有争霸兼并的意愿，小国有自保图存的需求，它们的实现都需要综合国力作为支撑，因此各国国君希望结合自身国情，通过将士人的思想主张付诸实践以实现富国强兵。
这种多元化的需求为士人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政治舞台和宽松的社会氛围，士人纷纷被纳入政治集团，他们往往被统治者尊为上宾，左右着一国的生死存亡，因而逐渐形成了独立、自尊、孤傲的心态，与此同时亦没有形成过于强烈的政权认同感与归属感，“用则留，不用则去”，也就是朝秦暮楚、士无定主、以政治功名为目标的价值观念。但是进入秦汉尤其是西汉以后，时代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诸侯混战的大争之势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天下归于一统，以匡扶天下和实现功名为己任的士人似乎已经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终极政治理想——构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一统时代。
然而在大一统之下，随着汉朝皇帝采取一系列巩固统一的举措，政治局势也从宽松转为高压。因为毕竟时移世易，大一统国家的君主与分裂时期的诸侯截然不同，他们希望士人安分守己，自觉融入国家政治生态和建立政权认同感从而服务于自己，而不是延续春秋战国时期自由不羁、孤傲自尊的风气。不过西汉前期的士人尚未完全摆脱先秦士人价值观念的影响，仍然带有旧士人的影子。枚乘、司马相如、邹阳、贾谊等人不乐为吏，客游于梁孝王和吴王之间，然而这种风气在当时显然不受统治者待见，只能与政治功名日渐疏离，因此士人群体普遍存在生不逢时之叹，只好将情感寄托于辞藻文章；另外士人也将得到统治者赏识的希望寄予词赋，算是在形式上进入统治集团从而获得心理慰藉，这也是“汉赋”得以盛行的重要原因。东方朔《答客难》、董仲舒《士不遇赋》、严忌的《哀时命》等作品就产生于这个时期。
同时在传统人生理想的困境之中，士人们也逐步将个人注意力从政治功业转移到个体生命自身的特质和价值。他们着眼于追求清静无为和关注个体自由的道家，并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融入道家思想，流露出恬淡和欢愉的色彩。严忌《哀时命》中有：“孰魁摧之可久兮，愿退身而穷处……下垂钓于溪谷兮，上要求于仙者。”董仲舒《士不遇赋》中亦有：“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总之，无所适从的士人群体在迷茫的困境中不断进行自我调整、新旧交替是这一时代士风的总体特征。
西汉后期：异化阶段
汉武帝在位之时颁布了一项对西汉思想界乃至后世千秋万代都影响深远的政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项政策将儒家思想作为官方统治思想，其本意即是实现思想文化的大一统，从而激励广大士人在意识形态上认同西汉政权，从而进一步巩固西汉的统治根基。
为了促使天下士人向官方看齐，汉武帝开利禄之门，“设科射策，劝以功禄”，并设立察举征辟的人才选拔机制以及太学等官方教育机构来推广儒学。因此“归化儒学”以飞黄腾达的功利性风气逐步在士人群体中弥漫开来。然而到了西汉后期，这种士风逐步发生了异化，从追求功利发展到苟合取容。他们完全把儒家哲学作为政治上的敲门砖，与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匡扶天下的远大抱负相比，这无疑是对自身形象的矮化，容易导致政治素养的缺失。
加之西汉后期江河日下，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帝国余晖之下是吏治腐败、横征暴敛和统治者残暴无能，政治生态不断恶化至人的意志难以逆转的局面，这对士风也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官场极度黑暗，知识分子亦无能为力，为了明哲保身，只好曲学阿世，阿附权贵。
《汉书》记载，汉元帝后期的丞相匡衡——也就是“凿壁借光”的主人公，在中书令石显权势遮天之时，作为一代儒宗的他心生忧惧，“失意不敢言”；西汉后期名臣孔光——孔子第十四世孙，据史料记载，其为人“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问，据经法以心所安而对，不希指苟合”，然而到了王莽专政之时却“不敢强谏争”，“忧惧不知所出，上书乞骸骨”。
以上两种例子揭露了西汉后期士人庙堂之上以引经据典来迎合统治者心理，而到了社稷危亡和政局动荡之时却无计可施，不敢作为，在权臣和奸臣面前唯唯诺诺。忆往昔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为政治理想奋斗终身乃至献出生命，而此时的士人却只将维护自己的政治生命为己任，缺乏大局观念，这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士风迂腐的异化特征。东汉：入世与出世并存
王莽篡位专权并建立新朝后，为了挽救严重的社会积弊而推行了“托古改制”式的改革，恢复周朝礼乐、井田制（或王田制）等旧有制度，然而虽然初衷为好，但毕竟是逆历史潮流而行的，因此不仅没有挽回王朝元气，反而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社会矛盾，因此西汉王室和贵族以及农民百姓先后发动了大规模起义，彻底摧毁了新朝。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继位后，由于汉朝初年饱受战乱摧残而元气大伤，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刘秀迫切需要偃武修文并重新实现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因此为了吸纳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进入官僚系统，刘秀基本继承了“劝以官禄”的旧政策。加之刘秀为人敦厚、崇尚儒教，为了推动儒学风气的形成，更是以身作则，“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东汉名儒桓荣在民间教授经书，名声在外，受到刘秀的赏识，在60多岁高龄时被征辟入朝，“赐以锱车、乘马”，地位尊崇。像桓荣这样的饱学之士被征辟的人在东汉前期数不胜数，可见这段时期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是极其优越的政治生态，因此也激发了广大士人“入仕”的热情，光武帝时期也被后人赞誉为“风化最美，儒学最盛”。
但也有一部分士人，尤其是从西汉过渡到东汉的一部分，曾经目睹过西汉末年的政治黑暗、社会动荡，见证了农民战争和起义的烽火。也有一部分儒士曾怀揣改制救世的理想，因此当王莽上台托古改制之时曾被其寄予厚望，甚至还积极参与其中，然而王莽改制作为倒行逆施的典范而很快失败，并彻底引爆了社会矛盾，导致了王莽的垮台和新朝的速亡。一系列巨大打击使这些士人心灰意冷，失去了涉足政治的意愿，即使在前期儒学浓郁的社会氛围之下也宁愿避世隐遁，将注意力聚焦于文章著述的创作以及人生情感与态度的自我探讨之中，具有鲜明的出世色彩。班固和傅毅等人都是疏远政治功业但都著作等身的杰出文学家。
时过境迁，当东汉进入中后期之后，随着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政权以及汉桓帝、灵帝等统治者的昏庸无能，社会与政治再次陷入黑暗之中，处于“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心理，更多的士人又选择了隐逸出世，生命感伤与痛楚的思潮更加浓烈，甚至成为了东汉后期士人风气的主旋律。这种带有消极避世色彩的思潮与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并向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思潮被打上了抽象化、思辨化与哲学化的烙印，最终演变为所谓的魏晋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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