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信仰本是个人选择与价值归属，然而在印度却有人意图将印度教信仰推升为普世价值，甚至用其作为实现印度国家主义的工具，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印度教徒特性”。
从“印度教徒特性”说起
“印度教徒特性”一词来自印度极右派印度教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创办人萨瓦卡尔，他在1923年撰写了《印度教徒特性》一书，书中提及了印度教国家的概念，并解释所谓的印度教徒需要具备两种特性：
一是以印度为祖国，第二则是要信奉源于印度教的宗教；除此之外，身为印度教徒必须在宗教、文化、历史以及语言等各方面具有共同性。
长久以来，印度一直存在着种姓、宗教与种族冲突问题。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印度必须成为印度教徒所拥有的国家，才不会分裂，才会让印度在东亚甚至世界舞台上更有分量。
而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印度教徒特性，一直以来都是印度的社会冲突根源之一。
甘地与尼赫鲁的世俗主义
印度共有100多个民族，其中印度斯坦族约占总人口的30%，可见印度主体民族非常不占优势。而数十年来，印度并没有形成一个印度民族的观念。
在圣雄甘地时期，他崇尚各个民族和宗教彼此尊重，他也从不排斥任何与自己民族不同的信仰，所有宗教一律平等。当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爆发冲突的时候，甘地开始他的一次又一次的绝食，他的力量成功地使得印度的局势一度稳固。
印度的政治家们也有许多人实验创建一个超越民族和信仰的印度国家，形成新的印度民族。典型的比如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尼赫鲁意图统一印度纷繁复杂的多民族状态，改革印度教，创建一个印度同一民族，但碍于印度社会发展严重不均衡的问题，成效始终不佳。
尼赫鲁之后，印度的所有政治领袖再也没有人实验将所有印度人统一在印度民族这面大旗下，而仅仅是将信仰印度教的多民族整合起来，作为自己执政的基础。
尼赫鲁路线vs莫迪路线的意识形态斗争
过去70年，甘地理念与尼赫鲁路线，是将穆斯林等其他民族一同视为印度的一分子，而如今莫迪正在打造的“新印度”却容不下他们。
“现在是尼赫鲁路线与莫迪路线的斗争，”印度著名的社会运动家，也是独立机构印度平等研究中心的主任哈什・曼德表示，莫迪所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正在冲击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与印度圣雄甘地所倡议的世俗主义、民主与宪政。
“过去70年是尼赫鲁路线，而莫迪路线想要主导未来的70年。”
印度圣雄甘地的雕像，近年来屡遭不明人士捣毁，画像还被喷漆写上“叛徒”，甚至传出部分骨灰遭窃。更有愈来愈多人开始膜拜刺杀甘地的高德西；莫迪所属的印度人民党下议院国会议员塔库尔，甚至公开赞扬高德西是一个爱国者。
即使莫迪上任之后，虽然经常在公开场合对甘地表示敬意，但是其主要目的也都是希望在政治上为自己加分。然而莫迪所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显然与甘地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莫迪为印度教推波助澜
莫迪的政治生生涯里有一个永远无法抹除的污点，那就是2002年在他执政下的古吉拉特邦，爆发严重的种族冲突事件（至少六百余人死于这起宗教冲突）。
莫迪在事件爆发后没能控制情势恶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利用自己的职权推波助澜，这也让他一直被视为是这起冲突事件的幕后黑手。在他成为总理之前，美国也以此为由禁止他入境。
在具有浓厚印度教色彩、且不讳言自己是印度教国族主义者的莫迪上任印度总理后，他身上的印度教色彩不但没有稍减，反而不断出现各种明里暗里为印度教推波助澜的作为。
从2019年12月11日，印度正式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之后，印度各地的抗议与骚乱不止。这项法案以宗教为区分，排挤穆斯林难民取得公民身分，被视为具有排他性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再次推进，以单一意识形态，压迫印度教以外的少数族群。
反对《公民身分法》修正案的不只有穆斯林，印度的在野政党、大学生、知识分子与社会运动家也都参与其中，抨击这一修正案破坏了印度宪法的世俗精神，而以宗教做为区别，更是违背了宗教自由与平等的价值。
然而，特定的政治势力却持续将议题简化成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信仰者之间的对立。
“一个国家，一个宪法！”
印度教民族主义以印度教徒特性为发展基础，他们将穆斯林视为入侵者，并提倡印度应该属于印度教徒所有，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反映在印度的当代政治上，则转化为三大目标──废除印度宪法第370条、夺取阿约提亚的土地兴建罗摩神庙、制定全国统一的民法典。
位于印度北方邦的古城阿约提亚，被印度教徒视为梵文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中记载的传奇英雄，也是印度教最重要的大神之一──罗摩（Rama）的出生之地，16世纪，在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兀儿帝国统治下，兴建了巴布里清真寺。
印度教徒相信，在巴布里清真寺下原本有一座罗摩神庙，1992年，极端印度教徒捣毁巴布里清真寺，这也成为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长期冲突不休的问题。
2019年11月，经由印度最高法院判决，将北方邦阿约提亚的争议土地判给了印度教徒，修建罗摩神庙，另外给予穆斯林一块土地来重建巴布里清真寺。罗摩神庙建于巴布里清真寺遗址之上，这就有着印度教至上的隐喻，也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宗教”。
自印度独立以来，在印度宪法370条下，印度北部的克什米尔一直享有高度的特殊自治地位。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目标之一，是废除印度宪法370条，代表印度国土适用一个宪法，也斩断克什米尔独立的可能性。
2019年8月废除宪法370条后，莫迪在新德里红堡的独立日演讲高喊：“一个国家，一个宪法！”
至于制定全国统一的民法典，是因为印度现在仍有不同的宗教法，当“一个国家，一个宗教”确立，统一民法典就象征着以印度教为主流的价值与规范，透过民法典正式的制度化，达成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终极目标：“一个国家，一个意识形态”。
极端势力抬头，反催生恐怖主义
印度经历过1947年印巴分治、1984年新德里的锡克教屠杀事件、2002年古吉拉特邦穆斯林屠杀事件，还有各式大小零星的宗教族群冲突。
2014年时举着经济大旗登上总理大位的莫迪，但他正在面临年度GDP成长率守不住5%、失业率暴增与底层危机的窘境，政治议题取而代之成为莫迪展现强势领导人形象的主要舞台，转移了他经济失败的焦点，也进一步推进印度教民族主义。
而2019年以压倒性胜利取得过半连任的莫迪，没有足以抗衡的反对党势力，于是更加肆无忌惮。
印度一直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官方2018年统计称有748件恐怖攻击事件，是全世界前七大最受恐怖攻击影响的国家。
这并非只是外来势力的作用，印度教极端势力的抬头，不仅会让印度教恐怖主义有机可趁，更会造成伊斯兰恐怖主义蔓延。
长期以来，印度的许多社会议题最终都会回归到“亲印度教徒”或“反印度教徒”。
仇恨言论的可怕之处，不只是在于能够引导人们去做什么，而是其所豢养的猛兽，最终完全失控、而走向未知的结局。带有强烈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的莫迪阵营，没有处罚这些口出狂言、散播仇恨言论的政治领袖与激进团体，反而放任与默许他们煽动暴力。
莫迪执政以来，无论是消极地默许容忍还是积极地滋养刺激，都让印度教极端势力日益崛起。讽刺的是，在印度有锡克教恐怖主义、伊斯兰恐怖主义，唯独印度教恐怖主义这个词是碰不得的。莫迪甚至曾公开说：“使用印度教恐怖主义这个词是种冒犯。”
可为何独独印度教的极端主义不可以冠名？甚至连谈论都是一种“冒犯”呢？
印度教徒与穆斯林
前两年，印度一名穆斯林男子因为被怀疑吃牛肉而被拖出家门打死。宝莱坞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的主角阿米尔汗（Amir Khan），因为这起牛肉事件公开批评印度的包容性不足，而发出了“想离开印度”的焦虑感。
但令人失望的是，经过了一连串的事件，印度总理莫迪所领导的政府所表现出的态度，却让这样的情况持续恶化。
这些自诩为印度教教义甚至是印度单一价值的守护者，用暴力与私刑攻击、处罚他们认定为有罪的人，只要被怀疑、被认定就直接抓上街批斗公审。不仅如此，这种行为还被宣传、推广，成为一个“完整的印度教徒”的荣誉勋章。
印度共有一亿八千万穆斯林人口，占印度人口的百分之十四，除了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印度教人口，穆斯林是印度第一大少数民族。而印度境内的穆斯林由于是少数，一直以来都是社会较边缘的族群，平均收入、教育程度与生活状况并不好。
除了因为宗教信仰而不避讳牛肉外，牛肉在印度的价格远比鸡肉、羊肉与鱼肉要来得更低，是低收入族群以及劳动阶级主要的蛋白质与营养来源，现在却连这样的饮食自由都要被剥夺，甚至因此而受到攻击。
主流印度教乃至于更极端的印度教徒特性，使贱民、穆斯林等少数族群受到歧视与限制，他们不得不成为屠宰、牛皮产业的工人，或为了生存食用牛肉。
而现在，印度教徒特性却又再次因为他们食用牛肉与屠宰活牛而攻击他们，这样一层又一层的歧视与一次又一次的族群分化，属于少数的穆斯林与受到歧视的贱民，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显得更加弱势，也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印度教徒的攻击是具有针对性与选择性的，印度教徒特性所造成的暴力与社会恐慌将让印度处于极度危险的状态。
结语
从禁食牛肉、禁止屠宰牛、计划将印度神话纳入教科书中、推广瑜珈，乃至于现在印度邮局开始卖起了恒河水，以上的行动都似有若无的让人感受到，印度教不仅只是主流，还可能成为印度的单一价值观。
这种个人的信仰并不受到干预，然而却有无数极极端的印度教教徒要求所有人都要依循他们的信仰与价值生活，否则就可能遭受到处罚。
这也显示了印度教徒特性的再次窜起，以及印度教国族主义的蔓延，成为印度社会中的冲突因子，为印度人民，特别是少数族群带来极大的不安与恐慌。
莫迪誓言要让印度成为全球大国，然而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经济的加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则需要稳定的社会结构，然而在印度经济还没有看见真正的起飞之际，这样的社会氛围显然不是非常乐观，若是莫迪政府依旧维持现在的态度，这样的事件只会层出不穷。
友情提示
本站部分转载文章，皆来自互联网，仅供参考及分享，并不用于任何商业用途；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他问题，请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
联系邮箱：104246360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