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唐代封禅的部分特点，及其封禅思想的演变提升

       封禅是中国古代帝王亲自在大山及其附近小山举行的祭祀天地活动。
       源于自然崇拜的封禅，经儒生的加工改造，成为神圣崇高的帝王受命大典，因其仪式的隆重神圣及特殊的象征意义，历代帝王莫不以封禅为荣。因此封禅之礼，自秦汉以后，旷世不修。
       期间魏晋至隋政局动荡，儒学式微，期间鲜有君主自信举行封禅。
       在此过程中，儒家思想渐渗其中，并最终将封禅纳入儒家思想体系之下。故后世帝王欲实施封禅盛典，大多先礼尊儒学，这在魏晋南北朝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就连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也广修学官，对封禅心向往之，在文化祀典的选择上表现出民族大融合的趋势。


       而唐代封禅在整个古代封禅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传统的思维模式、礼仪制度、宗教文化、风习民俗等影响深远。
       那唐代封禅与前朝比又具有什么的特点？
       一、封禅劝请次数增加
       大凡在帝王封禅之前，都有臣子的上书劝请活动。秦始皇时，封禅尚未成为定制，乃临时决定，是至泰山下才议封禅的，之前不见有臣子劝请封禅的记载。
       汉武帝虽前后多次封禅，但唯有在首次封禅时有大臣奏请。


       因为在第一次封禅大典刚刚结束后，汉武帝就颁诏规定以后“五年一修封”，使封禅泰山成为定制，从而省去了以后每次封禅前的奏请活动。
       王莽时，中散大夫扬雄进呈《剧秦美新》，极力陈请行封禅大典。王莽欲封泰山，但终因政局动荡而破产。
       秦汉时，臣下劝请封禅的并不多
       。与其相比，唐代的封禅奏请次数则大大增加。唐太宗时群臣请封泰山10次，或是议而未行，或是行而中寝，封禅最终未遂。


       高宗时请封泰山3次，请封嵩山2次，成功封禅泰山一次。武则天成功封禅嵩山一次，玄宗时期共10次，其中有5次请封泰山，3次请封华山，2次请同封嵩、华二山，成功封禅泰山一次。
       唐代的请封活动基本集中在前期，就正史记载至少达26次。
       有唐一代，臣民劝请封禅次数远远超过了秦汉两朝。
       究其原因，秦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王朝之端，汉承袭之，至唐时，已日臻完善，社会经济高度繁荣，故请封次数大大超过秦汉。唐代的多次请封和三次成功的封禅实践，导致了对封禅礼仪的反复争论。


       二、封禅礼仪反复讨论
       在帝王确定举行封禅大典之后，大臣进一步上奏讨论封禅事宜和制定封禅礼仪。
       秦始皇封禅是临时决定，再加上儒生所议多怪异，始皇遂尽罢不用，自作主张，主要采用秦国在雍祭祀上帝的仪式举行封禅大典。
       汉武帝封禅前，
       “议欲放古巡狩封禅之事，诸儒对者五十余人，未能有所定”，
       大臣兒宽认为封禅体大，当由帝王钦定，“唯圣主所由，制定其当，非群臣之所能列”，“上然之，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武帝亲自制仪，争论自然很少。光武帝封禅，因有先例可循，“乃求元封时封禅故事，议封禅所施用”，省了不少力气。


       秦汉时关于封禅礼仪的讨论并不是很多，反映出当时封禅礼制的未臻完善。
       至唐时，礼制日益完善和繁荣，对封禅礼仪尤为注重，故反复讨论。
       唐初因袭隋礼。
       太宗即位后，乃诏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编订新礼，即《贞观礼》。房玄龄等对前代封禅仪注进行修订，又规定改变过去禅坛在梁甫山上为山北。
       贞观十一年，“群臣复劝封山，始议其礼”。国子监博士刘伯庄、睦州刺史徐令言等“各上封祀之事，互设疑议，所见不同”。
       由于学者多批评“新礼中封禅仪注，简略未周”，于是在这一年展开大讨论。
       太宗敕秘书少监颜师古、谏议大夫朱子奢等，房玄龄等只好“博采众议堪行用而与旧礼不同者奏之”，
       议论内容包括昊天上帝坛、山下坛制、配享、玉牒、玉策、金匮、方石再累、山上圜坛及土封、玉玺、立碑、告至坛、废石阙及大小距石等。


       这篇奏折对封禅礼仪进行了高度概括，是自秦汉以来关于封禅仪注论述最详细的一篇文章，是对《贞观礼》中封禅内容的一次重大修正和补充，
       基本上奠定了唐代封禅制度的基础。
       贞观十五年（641）四月，太宗下诏于第二年封禅泰山，“复令公卿诸儒详定仪注。太常卿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为封禅使，参考其议”。
       于是，争执又起，颜师古上书“申明前议”，太宗采纳了颜师古的建议，巩固了前次讨论的成果。


       贞观二十年（646），经过长孙无忌等人的再三请封，太宗又诏有司
       “广召缙绅先生，议方石圜坛之制，草封禅射牛之礼”
       。同时，房玄龄等又经讨论，在仪注上作了一个更改，将前面议定的禅所梁甫山改为社首山。
       高宗朝封禅仪注的讨论，最著名的要数武后要求在禅祭时行亚献。
       在当时男权至上的封建专制社会里，一介女流要想打破坚固森严的壁垒，承担神圣的亚献角色，必将招致那些维护封建传统礼仪的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其间争讨必是激烈。


       此外，对燎祭程序、器物尚文还是尚质、制取明水用物等规定，也经过一番讨论。
       东封后，高宗又分别于上元三年、调露元年、永淳二年三次下诏封禅嵩岳，命有司草拟仪注。武则天封禅嵩山，也需制定仪式。由于是异地而封，封禅仪式也会产生相应变化，自然会有一番讨论。
       裴守真等否定了射牛行事的提议，指出高宗在听舞乐时，“不合起立”等，这些建议都被高宗采纳。玄宗东封泰山前的仪注讨论，是最详细的一次。
       其中，封禅模式、配享制度、燔祭顺序等都是讨论的重点。


       三、封禅思想的演变提升
       秦汉帝王的封禅处处流露出一种神秘主义气息，往往带有个人的私情，即求仙。
       唐代帝王的封禅则少了一些神秘主义与求仙的气氛，封禅思想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和提升。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从封禅的心态来看，唐代帝王很从容，在上天面前不卑不亢，表现出光明磊落的气度和风格。尤其是唐玄宗一扫前朝战战兢兢的心态，竟将古来神圣的封禅办成了一场举国欢腾的庆贺大典。此外，
       玄宗还敢于将秦汉以来秘不外示的封禅玉牒文公布天下，接受天下百姓的审视
       ，更是大义凛然，气度非凡。


       其二，从伪造祥瑞来看，秦汉帝王要比唐代帝王更加明显。福瑞显现是帝王得以实施封禅的必要条件之一，为此，皇帝不断寻求祥瑞。百官群僚为了促成封禅大典，甚至假造祥瑞，编制图谶以迎合天子骄奢之心。
       秦汉时为了实现封禅，君臣共同伪造祥瑞、符箓。
       唐代帝王封禅虽也十分重视祥瑞的出现，但查证两《唐书》，唐代帝王在封禅前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伪造祥瑞现象，
       相对而言，唐代帝王行封禅时更注重人事与功绩。


       其三，从封禅的目的来看，
       唐代帝王虽在心态上不无迷信成分，但主要还是利用封禅达到政治目的，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如高宗想借助封禅告成功于天，阐明李唐君临天下的合理性与权威性；武则天欲借封禅为武周政权寻找依据，增强新政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以上封禅思想变化的出现，是当时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由于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类已经从原始宗教的愚昧状态中清醒过来，主体意识日益增强，帝王的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将个人的价值与国家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将帝王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绑在了一起。


       与秦汉帝王神秘化的封禅礼相比，唐代帝王的封禅
       少了一些虚诞的神秘主义和求仙的气氛，多了一些仁政德治、普天同庆的大典氛围
       ；少了一份惶恐，多了一份自信。这一少一多，正体现了时代和历史的进步。
       唐玄宗在《纪泰山铭》中贬低秦汉封禅，提出“道在观政，名非从欲”，即
       治国之道在于纵观政局，功名之得并不取决于自己的愿望
       。由秦汉时代的原始宗教神本位演变为“道在观政”的政本位，这可谓中国封禅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


       五、总结
       作为古代帝王祭祀活动中最隆重的典礼之一，封禅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复杂的仪式过程，是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集大成。
       研究唐代封禅，不仅可以廓清中国古代封禅的流变轨迹及特征，还可以透析历史上儒、道、释的消长过程。


       封禅对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重要性并不在其仪式本身，而是这种仪式的象征意义，以及它所具有的功能和产生的影响。
       但我们要明白封禅典礼仪式及其象征意义，不仅是皇权政治文化的阐释和展示，而且体现着国家信仰和意识形态的深层表达方式，更凝聚着国家民族的人文理念和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