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皇帝为防抑外戚势力，废除加官制度，重用宦官与文臣

       #历史开讲#
       外戚势力由皇帝制度衍生，最初曾为维护皇权而服务，但由于缺失一定的制度规范，外戚势力逐渐成为侵夺皇权的一种政治势力，
       西汉因外戚篡位而亡国，致使东汉皇帝应对外戚制度弊端的措施更为全面
       ，下面本文将叙述东汉皇帝如何防抑外戚势力。
       一、汉光武帝应对外戚制度弊端的系统性措施
       鉴于西汉因外戚篡位亡国，
       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对外戚采取了系统性的防抑措施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其一，对外戚进行全面的思想教育，向外戚灌输忠孝伦理，形成道德制约。
       教育能够改变一切，
       光武帝以德教感化和规训外戚的做法是明智的
       。外戚被灌输了作为顺臣的处世理念，明确挑战皇权的恶果，这使东汉早期的外戚比较能够安分守己，低调依附皇权，满足于家族经济利益的扩张。


       其二，灵活运用皇权，及时削夺强势外戚之权。
       这是光武帝与汉武帝类似之处，两位君主都擅长运用自己的权术在恰当的时机来打压对皇权造成威胁的外戚势力。他们打击强势外戚的途径具有灵活性，不容易被模仿，也没有形成明确的制度，单纯是自身政治水平的高效发挥。
       用这种人治手段来治理外戚政治，
       存在着许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当皇权强大时，人治手段成效颇佳；当皇权衰弱时，皇帝自身反而会沦为人治的牺牲品。
       其三，改革内朝官制度，在政府管理方面排斥外戚，改任士大夫与宦官。
       为了避免权戚以内朝领袖的职位侵夺外朝权力从而垄断朝政的现象再度发生，光武帝在中央官制上做出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首先，西汉外戚制度中外戚专任大将军这一规则被取消
       。东汉初期，外戚不仅不能再依法担任大将军一职，不仅在于不能担任文职大将军，甚至连调整后只为寻常武职的将军职务都不可担任，光武帝担心外戚侵夺皇帝的军权，将外戚排斥在军队之外。


       其次，光武帝废除了加官制度。
       因为此种变化，包括领尚书事在内的各种加官不复存在，外戚再也没有机会通过内朝控制外朝。第三，光武帝直接管理尚书台，将外戚全部剔除，只用儒士和宦官担任枢机之职。四，在政治上疏远外戚，仅给予经济上的优待而在政治上弱化外戚势力。
       即便是功臣中颇具地位的马援，亦因与光武帝成为亲家而未能得到列入云台二十八将的待遇。
       可见光武帝对外戚的疑惧之重。外戚得以恩泽封侯的传统得到了保持，五，但政治权利却被大幅删减，光武帝几乎不允许非功臣出身的外戚进入朝廷担任要职，宦官代替外戚成为东汉皇帝巩固皇权的政治工具。六，将吕太后迁出皇室宗庙，以警示后族外戚，一旦联合临朝太后侵夺皇权，下场将是家族名誉严重受损。
       由于东汉政权自身的性质，全社会对于明节声望的重视程度较高，因此，
       以礼制束缚外戚具有一些积极作用
       。光武帝揽权的措施属于汉武帝措施的升级版，主要思路仍是削弱外朝相权，将权力集中于内朝尚书台，最后君主通过控制尚书台来实现对全国政治的掌控。收益越高，风险越大。


       光武帝主要在表达其坚决反对外戚干政的态度，
       在他统治国家的时期，臣民为图生存发展通常能够领会君主这种态度
       ，
       在实际行动中也能够注重遵从君主的思想，这属于皇帝用其思想去同化其臣民，上述一系列措施基本上都是这种态度的外化表现，与法治手段完全是两码事。这终究“只是人事好，没有立下好制度”，使得东汉的外戚管理充满不确定性。
       二、汉明帝对光武帝措施的继承及发展
       汉明帝继承了光武帝慎重多疑的性格和严格防抑外戚的理念
       ，并对东汉外戚制度进行了完善，加强了皇权对外戚的防控程度。控制外戚参政、为外戚设立经学、为皇后立谥号，这三种措施是汉明帝以光武帝外戚制度的相关内容为基础所进行的升级。令外戚相互纠察、切责外戚这两种措施是汉明帝的原创措施。


       总体而言，五种措施效果极佳，
       汉明帝原则性非常强，即便是像阎章这样颇具才干之人
       ，由于与皇帝存在裙带关系，也遭到贬黜和外放，终身不予重用。为了避免外戚专权，皇帝可以果断舍弃外戚中的贤才。
       强迫诸家外戚之间相互监督举报，这是十分有效的措施
       ，不仅让皇帝及时掌握外戚的信息，还能够对其进行打击，除此之外，明帝加大惩罚力度，这也使外戚势力大受打击，不敢妄动。
       汉明帝过于严厉的处事风格使东汉政坛失去活力
       ，从客观来讲，明帝亦未能合理利用外戚势力，他采用了比上代皇帝更为严厉的外戚管制措施，在其统治时期外戚势力在朝中基本上没有容身之地，使汉代外戚制度由放纵性质走向另一种极端。


       明帝与其他汉帝一样
       缺乏法治观念
       ，未将控制外戚参政、令外戚相互纠察、切责外戚等措施加工为可以传世的国家成文法律。这些措施内容模糊、具有时效性，当担任皇帝的人物发生变化时，未形成定制的政治措施极有可能随之失效。
       东汉前两帝防抑外戚侵夺皇权的措施已经具备了丰富的角度，
       但其内容模糊是一大缺陷，比如，在控制外戚参政方面，对外戚参政缺乏一定的衡量标准，各种类型的外戚应该以何种办法被控制未有细分。在切责外戚方面，没有规定遭到切责的外戚应有的具体条件。责令外戚相互纠察也没有底线。一切实施标准全靠最高统治者一人在内心自行衡量，臣民只能通过现存案例来推测相关标准。这样的措施自然不能长久有效。


       三、汉和帝、汉桓帝援引宦官铲除专权外戚
       由于汉代皇位继承制度中“幼君即位，太后临朝”的规则始终得到保持，
       导致在东汉中后期，一旦即位之君年幼，西汉时期的外戚专政问题便又复活。
       与皇帝一样，临朝太后也是合法的君主，有权修改法制，可以将政治制度向有利于外戚的方向进行调整。
       东汉有六位临朝太后，这使
       外戚制度在她们的一再修改之下
       ，又恢复了西汉中后期的大部分内容，使外戚再次得以凭借大将军录尚书事的职位成为皇权的使用者。而孤立无援的君主则只能依靠其所能接触到的宦官这种唯一不从属于外戚集团的政治势力来消灭权戚、夺回皇权。
       这显然造成了东汉后期的宦官之祸，使社会矛盾加剧，不过，
       对那些长期遭受临朝太后压迫的东汉皇帝而言，眼前的难关都克服不了
       ，更不用谈什么以后。无论付出的代价如何惨重，和帝和桓帝最终都能在与外戚的斗争中获胜并重新持有皇权，这足以证明援引宦官之措在当时具有必要性。


       宦官总能在与外戚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
       宦官是唯一常居省禁之内的综合性官种，所处位置比外戚更接近君主，这是一种特殊的政治优势，外戚在宫廷斗争中的状态总是比宦官被动得多。
       东汉的和帝同西汉的宣帝一样，本来有机会扭转乾坤，去制造一套合理的外戚管理制度来规范后世外戚在政治方面的发展，但
       这位守成之君却未能重视此问题
       。汉和帝引进宦官势力就如同汉武帝当初引进外戚势力一样，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统治难题，以此巩固皇权。二位君主控制新引进的政治势力之手段也类似，都倾向于依靠人治手段并且能取得一定成效。
       比起武帝，和帝的短板在于其寿数不够支撑一项新制度的设立和实施
       。和帝时期的宦官在政治上表现得较为和谐，这使和帝未能警惕可能发生的宦官专权，当然也未设立任何制度去抑制宦官势力的发展，导致宦官势力就如昔日的外戚势力那样，逐渐恶性膨胀起来。


       汉桓帝是典型的昏君暗主，亲政以后只顾个人安危，
       对汉王朝的兴衰缺乏责任感，无心建设政治制度。桓帝在宦官的帮助下消灭了侵夺皇权的外戚，但随后宦官专权为祸更烈，可谓是引虎驱狼。桓帝以新宦官取代旧宦官的老套人治手段也没能解决宦祸，灵帝时期宦祸愈演愈烈，东汉末年的外戚已经很难与宦官抗衡，少帝时期政治局面已近失控，汉王朝最终崩毁于献帝时期。
       四、总结
       汉代混乱的外戚制度为外戚擅政提供了便利途径，其对外戚权力的限制未起到积极作用。汉代的政治现实启发后世应重视政治制度建设，及时制定法律条令，并对
       政治上出现的任何新生事物都要积极进行系统性的规划管理
       ，这样才有可能促进该事物往可控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