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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书》本纪曰:

隆昌初,明帝辅政,起高祖(指萧衍)为宁朔将军,镇寿春。服阙,除太子庶子、给事黄门侍郎,入直殿省。预萧谌等定策勋,封建阳县男,邑三百户。

在服丧期间被派北上“镇寿春”(寿春亦作寿阳,即今安徽寿县,南齐时为豫州治所),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呢?


1、萧鸾、与萧衍的屠杀皇族


据《南齐书》卷二九《王广之传》、卷五一《崔慧景传》披示,当时的豫州刺史崔慧景“有异志”,“密与虏通,朝廷疑惧”,似乎让萧衍前往那里有平息酝酿中的叛变之意。这其实是歪曲事实。

《南史·梁本纪上》大相径庭的记述:

豫州刺史崔慧景既齐武旧臣,不自安。齐明忧之,乃起帝镇寿阳,外声备魏,实防慧景。师次长濑,慧景惧罪,白服来迎。帝抚而宥之。将军房伯玉、徐玄庆并曰:“慧景反迹既彰,实是见贼。我曹武将,譬如韝上鹰;将军一言见命,便即制之。”帝笑曰:“其如掌中婴儿,杀之不武。”于是曲意和释之,慧景遂安。

这才是真相。因为如果崔慧景当时真的“与虏通”,在《魏书》中是会有反映的,但是《魏书》无字言及,说明《南齐书》曲笔造假。崔慧景其实并无“异志”,亦无“与虏通”,只是鉴于萧鸾辅政中表现出猜疑“高、武旧臣”的种种迹象,崔慧景“不自安”而已。

萧衍《孝思赋》也承认,当时朝廷只是怀疑崔慧景“志怀翻覆”。萧鸾“性猜忌”,巧诈嗜杀,而且心狠手毒。萧衍既了解崔慧景的底细,又掌握萧鸾特派他此行的用意,所以他屯兵长濑以张声势,兼以曲意抚宥的手法,达到让崔慧景“自安”,从而解萧鸾之“忧”的双重目的。

但是,他的随从将领却不知个中奥秘,颇见义愤填膺的表现。

萧衍北上豫州相机而行,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崔慧景不仅已“自安”,还主动“遣密启送诚劝进”(《南齐书》本传)。同时,萧衍也“密驰表疏,劝征慧景”(《孝思赋》)。萧衍完成北上使命,由寿阳返回京城,“服阙”,正式被授以太子中庶子、给事黄门侍郎的职位,秩五品。

这里,我们要说说萧衍,在服父丧期间的表现。按照他在《孝思赋》中的说法,好像他是个大孝子,其父病亡,干脆痛苦到无心仕宦的地步;只是因为长兄萧懿规劝,才不得已北上豫州一行的。

事实是:齐武帝病笃时,作为萧子良“帐内军主”的萧衍,显得很活跃;在往寿阳之前,大概是在年初,他还接受过“中书侍郎”职务。这都发生在未“服阙”之前,且不计他服丧中与萧鸾过从密切相谋一端。可见,萧衍为求“得志”,顾不得什么服丧之礼,所谓“孝思”之情、“隐遁”之意都不真实。


他在《孝思赋》中回顾这段生活时,概括说:“因尔驱驰,不获停息。”这倒是道出了他服丧期间的具体表现和真实感受,不啻自我写照。

隆昌元年(494年)七月,郁林王萧昭业对萧鸾已有警惕,“乃疑高宗(指萧鸾)有异志”(《南齐书》本纪),行止小心,戒备甚严。

《南齐书》卷四二《萧谌传》记载,郁林王已“在后宫不出”,只派他的亲信萧谌、萧坦之这两位族兄“遥进”,内外“乃得闻达”。随后的“定策”,主要是在萧鸾与萧衍二人之间进行的。

计划有五个要点:

一是说服萧谌、萧坦之“回附”萧鸾,“密为耳目”;二是由此二人率兵除掉郁林王萧昭业的“羽翼”朱隆之、曹道刚,接着刺杀郁林王萧昭业;三是提前“密召诸王典签约语之,不许诸王外接人物”;四是刺杀成功后,召集京中重臣王晏、徐孝嗣、陈显达、王广之、沈文季等进殿议事,逼他们表态支持;五是扶立海陵王萧昭文(萧昭业弟)继位作傀儡,既是试探,也是过渡。

萧衍于豫州返回京城后,就“入直殿省”,实际上就是协助萧鸾开始“倾齐武之嗣”。上述周密的计划,萧衍在密谋中肯定起着关键作用。

密谋所涉内容,还应该计入下面即将出现的事变:

本年(隆昌元年,494年)十月,萧鸾废杀海陵王萧昭文,篡位登基,改元建武,是为明帝;

本年九月起,至建武五年(498)正月,即萧鸾篡位前夕及在位期间,萧鸾“凡三诛(齐武帝)诸王”,而且扩大“倾嗣”范围,“诛高、武、文惠(太子)诸子”(参《南史》卷四二至卷四四),连废杀的萧昭业、萧昭文算在内,五年间共杀害28位王子,齐王朝创立者萧道成的后代,已被斩尽杀绝了。

萧鸾诛杀诸王:

延兴元年(494)九月,诛高帝之子萧锵、萧锐、萧銶、萧铿,武帝之子萧子隆、萧子敬、萧子懋;建武元年(494)十月,诛高帝之子萧铄、萧钧、萧锋,武帝之子萧子卿、萧子真、萧子伦;建武二年(495)六月,诛武帝之子萧子明、萧子罕、萧子贞;建武五年(498)正月,诛高帝之子萧铉,武帝之子萧子岳、萧子文、萧子峻、萧子琳、萧子珉、萧子建、萧子夏,文惠太子(萧长懋)之子萧昭秀、萧昭粲。再加上废杀的郁林王萧昭业、海陵王萧昭文(二人皆文惠太子之子)。共计28位王子,分七次诛尽。

萧鸾要篡位,萧衍要“雪心耻”,二人合伙密谋策划,诛尽齐室诸王。史书讲,萧鸾“性猜忌,亟行诛戮”(《南史》本纪),却不出萧衍实在残忍的评语,不够公允。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萧衍建梁前后,于萧鸾诸子,照样“亟行诛戮”。

萧衍因“定策勋”,受封建阳县男,食邑三百户。这说明他在协助萧鸾篡位、诛杀诸王方面,功劳不小。


2、出镇义阳的使命


当萧鸾篡位后正忙于诛杀齐室诸王之际,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底,孝文帝元宏巡幸至洛阳,忽闻南齐雍州刺史曹虎请“降”之报,于是分兵四路,直逼南齐司、豫、徐、梁四州。

魏孝文帝亲临前线,坐镇悬瓠(今河南汝南县,时为魏豫州治),指挥用兵。南齐司州(治义阳,即今河南信阳)受到正面压力,当时的刺史是萧诞(萧谌兄)。

齐建武二年(495)初,齐明帝萧鸾急命江州刺史王广之率军北上司州,主持征讨;委任萧衍冠军将军、军主,“为偏帅隶广之”(《南史·梁本纪上》),率军由京城出发,北上支援,以共同抗御魏军刘昶、王肃所部对司州的侵袭。齐军北上途中,义阳城已被魏军层层包围。

萧衍连夜领兵登上义阳城西的贤首山,致书刘昶,使魏军二帅“间成其隙”;萧衍乘机“扬麾鼓噪,响震山谷”,王肃、刘昶“单骑走”,“斩获千计,流血绛野”,魏军退走。三月中旬,齐军解严,萧衍返回京师。

据《南史》卷四一《萧谌传》记载,建武二年七月,萧衍由义阳前线返回不久,二次受命遣返北上义阳,使命是诛杀司州刺史萧诞。

当初萧谌在协助萧鸾废立篡位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萧鸾曾答应过萧谌:事成后,授他以扬州刺史重任。

但是,萧鸾篡位后,自食其言,迟迟不见动静。于是萧谌心怀不满,出言怨恨。这年年初,即魏军南下犯境之际,齐明帝“深相疑阻”,“欲杀谌,以诞在边镇拒魏,故未及行。魏军退六旬,谌诛;遣梁武帝为司州别驾,使诛诞”。

而《南齐书·明帝纪》载,诛萧谌是在六月壬戌(二十五日);相隔了十天,七月壬申(初六日)即出“以冠军将军梁王(萧衍)为司州刺史”。


请注意:“司州别驾”是派遣萧衍至司州时麻痹萧诞的称谓,诛萧诞后即由萧衍代替为“司州刺史”。这应该是事先商议好的关节。

《梁书》本纪记载,司州“军罢”,萧衍“为右军晋安王司马、淮陵太守”。

这似乎是不真实的。晋安王萧宝义(明帝长子)被命为南徐州刺史是在出命萧衍为司州刺史前两日(辛未,初四日),当时萧衍以“司州别驾”名义已离京北上执行特殊使命;况且萧宝义有废疾,授任不出,而淮陵郡其时“无实土”(《南齐书·州郡志上:南徐州》)。显然,萧衍未入晋安王萧宝义府。

《梁书》作者硬添子虚之职,或有用意焉,也未可知。


3、出镇石头城


萧衍于建武二年(495)七月以冠军将军号出任司州刺史,秩四品,成为方镇重将。

次年底,“还为太子中庶子,领羽林监;顷之,出镇石头”(《梁书》本纪上)。

据《南齐书·明帝纪》,建武三年十月,申希祖出为司州刺史;闰十二月,“皇太子(萧宝卷)冠”。

萧衍再次从义阳返回京城后,以太子中庶子本官,先领羽林监,后镇石头城。

石头城,又称石城,位于京城建康之西,濒临大江,东晋南朝时期被誉为“虎踞”之地,重兵把守,乃护卫京都的军事重镇。

建武四年(497)春至秋十月,萧衍领兵镇戍石头城。他在这期间有什么想法呢?


今存萧衍诗《直石头》和谢朓诗《和萧中庶〈直石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点情形。萧诗写得隐晦,其中流露出他内心的某种不平:“笼鸟易为恩”,“顿辔从闲放”,似乎不大满意他眼前的处境。

谢诗和得明白:“功存汉册书”,肯定萧衍有功于皇室;“专城空坐啸”,同情他无法施展才干;“帝阍良可叫”,则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为他鸣不平。

萧衍由“入直殿省”被支开镇戍石城,说明在齐明帝和萧衍之间已经出现了不和谐的气氛。

这从《南史·梁本纪上》的记载中也可印证:

齐明性猜忌,帝避时嫌,解遣部曲,常乘折角小牛车。齐明每称帝清俭,勖励朝臣。

齐明帝开始猜忌萧衍,而萧衍也在伪装防范齐明帝,二人间密切合作的关系不再存在。

萧衍镇戍石头城期间的不满之情与日俱增,以至不久发展到图谋不轨的地步。

在《梁书》卷一一《张弘策传》中,有一段甥舅之间私下交谈的记录,值得注意,张弘策乃张尚柔从弟,于萧衍为从舅,彼此情深,萧衍对他极为信任。

这次谈话至少告诉我们两项重要讯息:

第一,萧衍在石头城对天下大势,作了认真的思考,特别留意搜集掌握不利于现政权的动态;第二,萧衍已确定了推翻齐王朝的大计,尤其考虑选择恰当的时机(“都邑有乱”)和起事地点(“梁、楚、汉”)。

萧衍的“好筹略”特点再一次得到体现。虽然齐明帝“寝疾甚久”,“秘而不传”(《南齐书》本纪),但萧衍清楚地获悉其“久疾”不愈的状况,并作出他活不过“明年”(498)的判断。


萧衍还预料到:

北魏军队即将于汉北用兵,届时他可能会赶赴那里;王敬则将要在会稽向朝廷发难,但不会成功。

他自比东汉开国之主光武帝刘秀,坚信在即将到来的动乱中亡齐的英雄就是自己。

“性猜忌多虑”、“亟行诛戮”的齐明帝,始终没有识破他身旁这位智囊的真面目,还许之以“清俭”之誉;貌似“闲放”的“笼鸟”萧衍,其实枭雄,他的韬晦之计获得了成功。


4、成为雍州刺史


正如萧衍事先所料,当年“魏必动”,而“汉北有失地气”,抵御外敌的形势即将非常严峻。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即南齐建武四年秋八月,孝文帝元宏亲率20万大军南下,其政治意图是逼迫国内守旧势力赞同迁都洛阳的方略,军事目标是打击沿淮部署的南齐驻军。

魏军的主攻方向首先确定在西线,即集中兵力直指齐雍州之地,然后沿淮而下,一一击破,以挽回两年前于司州境内无功而返的影响。九月间,魏军主力开至雍州一线,展开凌厉的攻势,很快宛城(今河南南阳)沦陷,新野(今河南新野)被围,樊城(今湖北襄樊之汉水北岸)告急,沔北五郡(南阳、新野、顺阳、北襄城、西汝南北义阳)失守已成定局。

南齐政权对于此次魏军南下猝不及防,不但十分被动,而且反应迟缓。直至十月甲戌(二十日),齐明帝才清醒过来,开始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赶紧“遣太子中庶子梁王(萧衍)、右军司马张稷讨之”。

大约十月底,萧衍自京城动身赶赴雍州。自此,“笼鸟”放飞出笼了,一只雍州虎就要出现了。

其实,齐明帝派萧衍奔赴雍州的真正使命并非御寇,而是按照明帝“密旨”,监视雍州刺史曹虎并取代其位置。

《梁书》本纪讲,萧衍于这年“十月至襄阳”。这是不可能的,估计应在十一月底。

由于萧衍“受密旨”前往,也不可能随带真正用于作战的兵力,故随后齐明帝又于十二月底“遣度支尚书崔慧景率众救雍州”,次年(498)正月再“遣太尉陈显达持节救雍州”(《南齐书·明帝纪》)。崔慧景率二万大军赶至雍州的时间,大概到了建武五年(498)正月底或二月初,明帝敕命“高祖(萧衍)及雍州刺史曹虎等并受节度”(《梁书·武帝纪上》)。

据《魏书·高祖纪下》记载,太和二十二年(498)三月壬午(初一日),魏、齐双方军队于樊城以北的邓城交战,魏军一日内“斩获首虏二万有馀”,使齐军几乎全军覆没。

《通鉴》卷一四一综述这次邓城之战的经过是,崔慧景、萧衍二人率齐军主力向樊城以北的邓城挺进,与魏军“数万骑”相遇,诸军溃不成阵,掉头南逃,“军人相蹈藉”,“死者相枕”;魏军乘胜追击,直至沔水方止;曹虎躲入北岸樊城内“闭门自守”,其余齐军“恐惧”异常,连夜“下船还襄阳”。

这就是邓城之战的经过。齐军的表现可谓:一触即溃,望风披靡。

然而,《梁书》本纪在反映齐军惨败中却说,萧衍“独帅众拒战”,“结阵断后”,“至夕得下船”,并“全师而归”。

这其中有真有假:真的是“全师而归”,说明大军遇敌作战中,萧衍所部南逃及时,并顺利“下船还襄阳”;假的是“结阵断后”,此次战役中“断后死战”的,是崔慧景统领下的刘山阳所部,不是萧衍之部。

魏军击溃齐军实力、占有沔北后,孝文帝元宏将行宫由新野转移至悬瓠,魏军主力东向,继续对司州用兵,雍州大兵压境的危急情势随之缓解。

邓城之战后,曹虎被罢雍州刺史,萧衍进号辅国将军,“监雍州事”(《南史·梁本纪上》)。

本年七月,齐明帝正式诏命萧衍为雍州刺史,其头衔全称是:

“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雍州刺史”(《梁书》本纪上)。

时年三十五岁的萧衍已跃入二品高职,成了南齐政权的方镇大员之一,受命操西北军政于一身。

他接到任命的同时,获悉明帝病逝、东昏侯萧宝卷继位的消息,得知朝中人事混乱的情形:“六贵”掌权,“八要”横行,“皆口擅王言,权行国宪”(《南史·梁本纪上》)。

《梁书》本纪上载录了萧衍当时对从舅张弘策吐露的心思:

政出多门,乱其阶矣。《诗》曰:“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况今有六,而可得乎!嫌隙若成,方相诛灭。当今避祸,惟有此地。勤行仁义,可坐作西伯。但诸弟在都,恐罹世患。须与益州图之耳。

萧衍认为,明帝之后,国家将乱。

他心中酝酿着进退二策:进则“图之”即乘乱夺权,以求一逞;退则避祸安身,“坐作西伯”即割据一方。


无论选择何者,都必须与新罢益州刺史暂行郢州(今湖北武昌)府事的长兄萧懿相商再定。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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