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个时代的器物是时代审美的具体表现，宋代香炉也不例外。两宋时期，以文人为代表的风雅文化和以市民为代表的市井文化，显示出“雅”与“俗”的不同倾向。使用者遍布各个阶层的香炉，虽受到各类审美风格的影响，但在整体表现出雅俗共存，雅中有俗，俗中含雅的为审美追求。

一、雅俗美学

雅与俗是中国美学史中一对古老但又弥新的美学范畴，雅俗之分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认为能表现“礼”的宫廷音乐即为雅乐，而传唱于民间的郑声则是凡庸世俗的音乐。

《周礼详解》记载：“雅，正也，见今正者以为后世法。”

雅正之声成为朝廷与后世正统乐曲的代表，雅也具有了正统之意。在历史上，“俗”相关的文艺作品，是由缺少优越生活条件和较高文化素养的下层群众所作，随心而作，畅所欲言，难登大雅之堂，由此也多为上层阶级所轻视。雅乐和俗乐代表着“雅”“俗”审美追求的最初形态。

受礼乐制度的影响，在漫长的美学思想发展史中，“雅”与“俗”也逐渐转化成阶级上的对峙，雅是统治阶级、文人雅士的标签，而俗则代指被统治的平民百姓。由统治阶层和被统治者所创作的文艺作品及其展现出的审美取向，也具有“雅”与“俗”的特征。

在审美层面上，从广义上看，雅指的是上层阶级代表的正统，雅正审美，俗则是下层平民百姓，大众层面的世俗，粗朴之态。再从狭义上看雅与俗，则注重审美情趣与意境的表达，也就是庄重典雅、高雅别致与质朴简洁、粗犷自然之别。

在艺术与审美范围内的雅俗二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在一定条件下更能相互融汇、相互转化。雅俗观念发展到宋代，逐渐出现了俗不避雅、化俗为雅的倾向，这与市井文化的兴起不无关系。

二、宋代香炉的雅俗特征

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转变，苏轼、梅尧臣、黄庭坚等人从诗词出发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主张，认为雅俗之间的转变，可以通过创作者的文化素质和审美创作能力实现。此观点的提出受到宋文人的重视，并在艺术实践中进行尝试。宋代香炉的制造也在此种审美导向下，展现了雅俗与共的美学特征。

《读邵不疑学士诗卷》记载：“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

在宋代，文人是“雅”文化的代表者，在文人的影响下宋香炉表现出了平淡，淡雅之美。文人最初是在文学领域倡导追求淡雅，他们主张去除浮艳之词，以不事雕琢、朴实无华的抒情写意，在平淡中蕴含深意。此种审美观念延伸至器物制造上，就要求器物抛弃虚华的造型与装饰，在质朴平实中显出韵味。

在与宋理学“格物致知”、造物“备物致用”思潮的共同影响下，宋香炉在造型上简化或抛弃了雕刻或贴塑的装饰图案，使得整体线条流畅、简洁，造型也更为轻巧。

仿古礼器造型的香炉，将礼器的规整，古朴之美融入香炉造型之中，体制端重雅洁，犹有三代鼎彝之遗意。随同佛教一并传入中原的单足香炉，也在宋人手中展现出秀雅，挺拔之美。圆弧形的炉腹与修长的炉足组合，衔接之处过渡圆润，整体造型简洁。

在装饰上，宋香炉整体呈现出淡雅之态。无论是金属香炉还是陶瓷香炉多以暗刻、压印等装饰手法为主，图案简洁大方，既与整体造型保持一致，又能暗藏细节别有生趣，展现了一种含蓄雅致，不张扬的美。更有甚者，素面无纹，器身整体只以青、白两色作为装饰。如定窑和汝窑烧制的香炉，覆以青白釉，釉色莹润，清隽典雅。

除了以雅为美的香炉，宋代也出现了大量符合市下层民众趣味的香炉。市井中的香炉在造型上会更具生活气息，各种动植物形态与质朴大方的器型多受民众喜爱。在装饰上，常用民间喜闻乐见的贴塑、刻划、镂空等综合装饰手法，在陶瓷香炉中则偏爱黄褐釉或白地黑花的装饰。

但是，雅与俗的审美特征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特别是在市民文化不可忽视的宋朝。在南宋时期出土的仿古香炉上，具有民俗审美趣味的花草纹样十分普遍。这二者的搭配是以文人士大夫推崇的雅文化与产生于市民阶层的俗文化的交融，由此也展现了宋代整体的文化审美倾向。

在宋代香炉中，雅与俗审美风格并未出现较大的分别，具有世俗意蕴的图案纹样与秀雅的器型组合在一起，给人俗中带雅、雅中有俗的趣味性。这样的造物设计并不单见于香炉之中，在宋代茶碗，花瓶等日常用具中此类趣味屡见不鲜。

一般来说，在日常物品设计制作的过程中，产品是否符合客户的需求应是优先考虑的一个方面。宋代器物之中展现的雅俗共融，雅俗与共的审美取向，本质上是宋人生活审美取向的显现。

儒家对“雅”之意的发展丰富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它将伦理化的色彩注入“雅”的观念中，“和”“中”“正”等审美理想成为儒家“雅”文化的特征。“雅”成为了一种合乎礼仪规范，中正平和的风格取向。

不同于儒家的正统之雅，道家提出了以“清”“逸”为“雅”的审美主张，将回归自然宇宙，展现生命本质之美视为“雅”。建立在儒家政治伦理观念和道家生命自然情怀中“雅”，无论是在文艺领域还是生活美学中，都一直被推崇鼓励，成为千百年来被不断践行的主流审美取向。

与之相反的“俗”，在历史中多为儒道两家所贬弃、否定。两家所抑制的“俗”指的并非是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它更多的是侧重于伦理道德层面上，指的是一种脱离道德束缚，直接表现人心欲望，呈现出放纵无节制、恣意无顾忌、恶俗萎靡的形式格调。这类“俗”文化的广泛传播会对人心，道德与天理造成损害，扰乱社会制度。

但是，“俗”的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封建社会后期市民文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俗”不再是单纯的贬义，它成为了描述市井生活中各类民间艺术形式的词语，代表着大众性、通俗化的审美倾向。儒道两家对民间艺术所展现出的朴实淳厚，直抒胸臆的自然格调持肯定态度，这也为两宋时期“以俗为雅”主张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三、宋人的雅俗平衡

两宋之际，“尚雅”的风尚已在宋人生活中确立。宋人燕居焚香、品茗吟诗、赏玩文物，他们从审美的角度感受生活中的各类物象，虽以与外物交往为乐，但却不耽于其中，以中庸适宜的态度处理物与自身的关系。

同时“雅”的观念对宋人的品格内涵提出要求，豁达宽广的心胸，不慕名利、不为强权折腰的精神气节，以及洁身自好的道德要求，都是宋人由内而发的“雅”。宋人通过对外物的观赏，格物致知，追求内在的自我价值，表现出“内圣”的精神倾向，在礼乐和雅的情理结构中，显现出精致典雅的生活审美趣味。

《竹坡诗话》记载：“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当然，宋人生活之中不止“雅”的一面，“俗”在宋人的生活审美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俗”一词在宋的审美语境中并不是贬义，它指的是具有世俗性、大众性，较为通俗的审美倾向。市井生活为民间风俗与民间艺术的发展发荣，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坊市之中，真诚不矫饰的才艺展演，脍炙人口的词句，真实诙谐的民间故事，生动奇异的民间工艺等都渗透在大众生活中，其中展现出质朴率真，生命力与灵动性，为宋人所的喜爱。生活在两宋环境中，无论身居何位，都能在熙熙攘攘的市井中感受到“俗”文化的魅力。

雅俗并峙是中国审美发展史中的常态，宋人并未选择割裂对待二者，而是尝试在生活中找到雅与俗的平衡共存的状态。北宋时期，以黄庭坚和苏轼为代表的诗人提出了“以俗为雅”的口号，他们不再将诗歌的题材限制在狭小的范围，而是转向生活的各个角落。

同时在语句的应用上，诗人们也开始回溯之前被忽略的俚语俗字，将其加入文中使得文章更加活泼和生动。“以俗为雅”虽是在诗歌上的审美转变，但由此也能见出宋人对“俗”接纳与包容的态度，同时也展现了“雅”“俗”二者在两宋文化中共存的方式。

从诗词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无论是白口俚语还是凡庸之事，宋人都能将其上升到审美的境界，最终以“雅”的情态呈现。由此可见，在宋人生活中“以俗”是手段，“为雅”则是目的，他们选择了世俗洒脱的生活方式，但是在精神中还是保持了对“雅”的追求。

结语

宋时不少香炉造型质朴，纹样粗糙却灵动生趣，它们的出现并非是宋人媚俗，而是宋人能从俗见雅。在“内雅”的精神追求下，俗的生活或语言反而能成为一种“雅趣”，增添生活的趣味。其实，无论是雅还是俗，都是宋人咀嚼品味生活的方式。

雅俗与共的审美追求的出现，是宋人在以自然率真之法面对生活时仍然不弃心中雅念的坚持，也是宋人平衡外在环境与内在精神追求的具体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