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尉氏县十八里镇和尚庄村村民正在抢收小麦。 李新义 摄

6月2日,农机手驾驶秸秆打包机在夏邑县中峰乡朱双楼村农田里回收秸秆。 夏天 摄

“甲骨文中的‘麦’从‘来’从‘夊’,形象地描绘了麦子的模样,根、茎、叶完备,且麦芒直刺。”

□本报记者 张体义

“芒种忙,三两场。”6月5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传统农耕时代,芒种正是紧张的麦收时节,而在各类农机唱主角的当下,到了芒种,“中原粮仓”河南的麦收已经接近尾声。

河南是全国小麦生产第一大省,产量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河南种植小麦的历史悠久,不仅考古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的炭化麦粒,而且甲骨文中记录有小麦的生动形象。

甲骨文中有“食麦”的记载

“甲骨文中的‘麦’字,形象地描绘了麦子的模样,根、茎、叶完备,且麦芒直刺。”安阳市文物局文化遗产与文物保护及考古研究专员于成龙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甲骨文中的“麦”从“来”从“夊”。“来”是麦字的初文,为声符;“夊”为“人的足部”,有行走之意。“麦”,是我国北方地区主要粮食作物,主要包括小麦、大麦、燕麦、黑麦等。

于成龙说,甲骨文中不仅有“麦”字,而且记载有“食麦”的习俗。20世纪初,安阳殷墟出土一残断牛右肩胛骨柄,时代属于商王祖庚、祖甲时期,骨上刻辞,其拓片著录于《甲骨文合集》。该骨刻辞中首辞云:“月一正,曰食麦。”“月一正”,意即一月、正月,典籍中又名“孟春之月”;“食麦”一词,见于《礼记·月令》。《礼记·月令》分述每月之天象、物候及各项政令,并将其纳入“五行”体系。文中又记四季所宜食物:孟春之月、仲春之月、季春之月“食麦与羊”,孟夏之月、仲夏之月、季夏之月“食菽与鸡”,孟秋之月、仲秋之月、季秋之月“食麻与犬”,孟冬之月、仲冬之月、季冬之月“食黍与彘”。其中,孟春之月、仲春之月、季春之月“食麦与羊”,与上列商王祖庚、祖甲时期牛右肩胛骨柄刻辞“月一正,曰食麦”,两者所述事例相似。

于成龙介绍,在商代甲骨文中,目前至少已经发现“禾”“黍”“麦”“稻”及“高粱”等粮食作物。同一类作物,已培育出不同品种,如“黍”即存在“黏”与“不黏”两个品种。殷墟出土甲骨文是商王室及贵族的占卜记录,内容具有较大局限性,其中所载农作物并非当时全部。而且,我们现在发现的甲骨文也并不完整,商王朝的实际农作物品种应该比甲骨文所载更加丰富。我们目前在甲骨文中发现的这些粮食作物,在河南的田野考古发掘中也得到实物验证。1981年在二里头遗址采集到一件二里头文化二期的陶尊,该器腹部刻画着一穗水稻,计有六个带芒的稻粒,两片叶子,形象极其逼真。1990年,在二里头遗址出土一件二里头文化三期陶尊,该器刻画着一簇麦穗,籽粒饱满,芒刺较长。这无疑是当时人们的艺术创作,用以装扮美化生活,从另一个侧面也折射出“小麦”“水稻”之类的粮食作物已进入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中,也多次发现“粟”“小麦”及“黍”的炭化遗存。综合有关商代甲骨文记载及田野考古发现,可以确知,我国传统的农作物品种,即所谓“五谷”——“黍、稷、稻、麦、菽”,商王朝均已种植。

唐宋时麦子成为北方主食

按照目前的主流学术观点,世界上的第一粒小麦从西亚出发,传播到世界各地。我国早期小麦遗存,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2008年1月,河南博爱县西金城遗址中出土了4000多年前的小麦遗存,同时浮选出的还有粟、黍、水稻和大豆等的炭化遗存。到了夏代晚期,小麦已传入环嵩山地区。

我国古代文献中有麦子的身影。《诗经》中有“禾麻菽麦”“硕鼠硕鼠,无食我麦”“我行其野,芃芃其麦”等诗句。《左传》记载了春秋初期的一则故事,故事的发生地在河南,当事方是周王室与郑国,这一年四月,郑庄公派郑卿祭足率领军队收割东周王畿内温地的麦子。文献记载表明,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中下游流域已栽培小麦,且已开始种植宿麦即冬小麦了,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青黄不接的问题。

在研究中,学者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尽管小麦很早就开始在中国种植,但是,古人似乎并不喜欢吃小麦。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周立刚解释说,中国北方人早期以小米为主食,饮食习惯的改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还有一个原因和粮食加工技术有关,中国早期饮食习惯是“粒食”,蒸煮整粒的粮食。小米蒸煮口感比较糯软,麦子整粒蒸煮食用口感略硬,并不好吃。汉代石磨出现之后,小麦的食用方式有了改变,出现了“粉食”,也就是小麦磨成粉之后食用。小麦磨成粉之后,不仅口感明显变好,食用方式也多样化。研究表明,汉代小麦在中原居民主食中的比例普遍增加,虽然仍未取代小米的主食地位,但其影响已经明显可见。到唐宋时期,小麦已经成为北方居民的主食了。

周立刚强调说,小麦取代小米成为主食原因是多方面的。小麦尤其是冬小麦是秋种春收,和小米的春种秋收,可以相互补充、救急,因此政府大力推广冬小麦的种植。主粮变迁,不仅对中国北方农业传统和人们生活方式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也带来了农业生产模式、粮食加工方式、饮食烹煮习惯等一系列的改变,因此由粟到小麦的主粮变迁对于中国北方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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