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出自于明代冯梦龙著名的“三言”系列拟话本《醒世恒言》,故事依旧是老酒灌新瓶,脱胎自宋人廉布的笔记小说集《清尊录》中的《大桶张氏》。
此篇讲述了富商女儿周胜仙,与在樊楼卖酒的范二郎一见倾心,相思成疾。主动追求自己的爱情,通过媒婆周旋博得母亲同意定下了亲事。岂料经商归来的父亲周大郎以门户不对为由坚决反对,周胜仙气闭,被当成死亡匆匆下葬。结果因为盗墓而复生,受尽屈辱逃脱后去寻找范二郎,却被范二郎当作鬼魂失手打死。范二郎入狱后,周胜仙非但不恼,反而三次与其相会,最后托梦助范二郎无罪释放。
拟话本是明清小说家模仿宋元话本的框架所写的短篇白话小说。宋时社会发展繁荣兴盛,城市人口比例超过20%,浓厚的商业气息促进了社会分工的细化,市民阶层的壮大兴起了丰富的文娱文化,“说话”便是其中之一。说话艺人讲故事表演所用的稿本,便是话本。说话表演经过宋朝的沉淀,在元朝时更为鼎盛。
这种表演形式本身就是迎合市民的精神需求,吸收了民间俗语,用通俗易懂的白话表达。群众关心的故事无非于一个“奇”字,在奇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反馈、添增、改良,塑造一些为市民阶层所同情或是愤慨的人物形象。
所以在冯梦龙的三言系列中,每个单篇都曲折离奇,贯穿了各行业的从业者。人物的形象也比较单薄,比如周胜仙,是一个勇敢追求爱情的女性反叛形象,范二郎的人物描写更是扁平模糊,但为了成就周胜仙的痴情女子的形象,就舍去了合理的逻辑性,有一种为了令人同情敬佩故意为之的成全式牺牲。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虽然写的是宋时的故事,但《醒事恒言》成书较晚,收录的宋元时期的作品不多,大多是明人之作。理解这个故事,要从明代的社会背景入手。
人物性格与现实认知的冲突制造了周圣仙的悲剧命运
在周胜仙的身上,可以看到很多行为矛盾的地方。包括冯梦龙自身,一方面褒扬周胜仙追求爱情的主动勇敢,另一方面,又以失贞来定夺其命运的悲剧性。《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通篇都充斥一种不协调感,人物性格与现实认知呈现一种两极分裂的状态,却又奇异地共存。
虽然是写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但整段爱情中呈现主导地位的都是周胜仙。在茶楼初相见,四目相对,她想的是“若还我嫁得一似这般子弟,可知好哩。今日当面挫过,再来那里去讨?”当时便借以茶里有草质问茶博士,抖出自己姓名家世的同时,试探范二郎是否单身。可见她机智大胆的性格。
周胜仙在爱情上的果敢决断,一改封建社会传统女性保守被动的形象,这样的性格特质是冯梦龙赋予其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然而面对父亲的反对时,她又缺乏了对父权的反抗精神,在偷听父母的对话后,没有任何争取,只气到昏厥闭气。
盗墓贼朱真为假死的周圣仙美貌所动,欺侮了她的清白,周圣仙清醒后表现出惊人的从容淡定。只跟了朱真回家,假意逢迎顺从,衾枕相陪,为得是朱真替她找范二郎续回情缘。周胜仙并未有旧时女性失贞后的节烈表现,虽然和朱真生活在一起,心里想的却是范二郎,
说明她并不拘泥于表层意义上的“从一而终”。
在伺机逃脱朱真家后,周胜仙一路寻问找到了范二郎,在樊楼见到朝思暮想的心上人后,得到的回应却是范二郎吓的惊慌失措的“灭!灭!”范二郎任她如何解释都不肯听信,竟然随手抄起一个汤桶就向周胜仙的脸上狠狠砸去,可怜痴情执着的少女,平白送了卿卿性命。
范二郎的种种表现,并非一个重情笃意的情郎,在这段爱情中,他没有任何付出,却令周胜仙死了两次,奈何为情障目的周胜仙,仍然痴心不悔,身作鬼魂还执念不下,在梦中与范二郎行了夫妻之实,
看似深情,实际上还是一种从一而终的观念,在深层意义上实践了对范二郎的“守贞”。
周胜仙是冯梦龙所塑造的一个过于刻意的新女性形象,她身上有超脱于同时代传统女性的大胆反叛,同时也囿限于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这就使得她在主张婚姻自由的时候,有一种盲目的执着追求。过于突兀的人物行为,恰恰反映了作者创作这个角色的初衷:爱情的民主自由。周胜仙的悲剧命运,是追逐爱情自由中必然的现实阻碍,她的死完成了两次情绪渲染,敲打的是当时社会背景下读者们的意识觉醒。
周圣仙的悲剧命运主要源自于社会的意识形态
周胜仙与范二郎的初遇写得非常大胆。范二郎在大哥的酒肆帮忙,算作一个市井小人物,然而他见了有女使和仆妇陪同的周胜仙,却立地细看多时,想得则是:“芙蓉帐里作鸾凰,云雨此时何处觅?”在意会了周胜仙摔茶盏报名姓后,立马也跟着摔茶盏,借机夸耀自己:“我射得好弩,打得好弹,兼我不曾娶浑家。”当周胜仙故意问茶博士:“你敢随我去?”范二郎心领神会,一路尾随到周胜仙的家门口。
再到周胜仙的母亲,看女儿因为思慕范二郎病倒后,虽念及丈夫周大郎经商未归不好擅自作主,但为了女儿康复还是很快答应媒婆去范二郎家说媒。未出阁的少女可以抛头露面逛茶楼,门不当户不对,却也不影响母亲做主媒婆说媒,怎么看都是一个社会风气开放和谐的时代。
但到周大郎归来,听到了女儿和酒肆打杂的小子定婚,立马气得双目圆睁,坚决反对,眼看女儿闭气后,却不准妈妈施救,骂道:“辱门败户的小贱人,死便教他死,救他作甚?”女儿的性命在父亲的眼中轻贱如草芥,冷苛到悖离人伦常情。可笑的是,在周胜仙死后,周大郎却将丰盛的妆奁悉数入殓,父爱在女儿的贞洁名誉面前扭曲异化,成为标榜自己践行封建礼教的形式。
而范二郎错杀周胜仙,在狱中也是只顾欢情,在周胜仙的魂魄助他出狱后,“欢天喜地回家”。不久正常娶妻。冯梦龙以赞誉的态度说范二郎不忘周胜仙之情,岁时烧纸祭奠。
为情殉道的周胜仙,最终成为范二郎爱情上的一段锦上添花,女性在男权视角下的价值地位可见一斑。
开放与保守的割裂感,其实更像是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明朝是一个趋向于保守的时代。当年王安石变法,将一众儒学的保守派驱离政治中心,因而萌生了研究天道和人性的理学。理学有三个泰斗级的人物:朱熹和程颢、程颐两兄弟。他们的理学体系并称为“程朱理学”,是各派理学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
明朝时,理学成为了服务于政治体制的官方哲学,“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一家独大。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渗透进社会的角角落落。
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是“存天理,灭人欲”,即是个人的自由意志要服从于三纲五常之下。对于女性的约束更甚,夫为妻纲,女性是男权思想下的附属,强化了贞洁观念,“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要求女性从一而终,本分守节。
理学的远人情而论天理,《四库全书》的纂修官戴震以“后儒以礼杀人”来抨击程朱理学的严苛。有束缚必有反抗,到了明中期,以强调自我主张、脱离世俗伦法约束的阳明心学逐渐盛起,如果说理学提倡严厉地训诫人民,那么王阳明的心学则是温和的亲近人民。
受到理学思想浸淫约束的市井平民,一方面初期的民主意识思想开始萌芽,但是作为这一阶层的社会力量还很薄弱,不具备话语权的能力,并且在思想觉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上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概念体系,在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既拥有挣脱礼教樊笼的愿望,同时还包含着封建、保守、糟粕的一面。这些复杂的感情,都会在冯梦龙的作品中表现出来。《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正是在最大程度上还原了当时市民阶层的思想状态。周胜仙对爱情的主动追求是理想化的向往,周大郎这样的理教捍卫者,范二郎这种浅薄世俗者,才是现实中的常态。
冯梦龙自身的经历对其作品的影响
冯梦龙生于苏州,明初时,士农工商等级严明,繁荣富庶的苏州一带是课税最重的地方,不少农民被迫从事最末流的工商行业。明代中叶时,苏州的工商行业已经发展的极为蓬勃,是当时纺织业的中心。纺织业也带动了相关商业的发展,小城镇渐渐聚集而起,越来越多的市民阶层开始出现,随之催生的市井文化,给冯梦龙这样的文人创作,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明朝中期,活字印刷术在苏州、南京、无锡等地广泛应用,这就促使了小说话本的刊印,市民阶层的精神文化需求带动了苏州的刻书业,江南一带,一举成为小说刻印的中心。冯梦龙的通俗文学,正是根植在于这种土壤之上。
冯梦龙出身于士大夫家庭,饱读诗书,兄弟三人都是苏州当地颇有影响力的文人,被称为“吴下三冯”。但是冯梦龙的仕途相当不顺,考了好几次才中了秀才,然后参加科举考试数十年,直到五十七岁才被补为贡生,博得一个小小知县的官职。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正因为科考不顺,他才有大量的时候走访市井,搜集民间文化传说,编撰出了《警世通言》、《喻世名言》、《醒世恒言》这样的通俗文学巨作。文学来自于生活,寄情山水之余,冯梦龙也时常流连青楼,冯梦龙也擅写戏曲剧本,和那些唱词弄曲的女子多有往来。他和一名叫做侯慧卿的名妓有过一段情,杜十娘、王美娘这样的风尘角色便是以侯悲卿为原型塑造的。这段感情以侯慧卿嫁给一位富商而告终,毕竟冯梦龙的财力和前途太过堪忧。
这段情伤化作冯梦龙的创作动力,比如他笔下的卖油郎,就是靠情真赢得了花魁的芳心。见惯风尘女子的心酸故事,冯梦龙对弱势女性怀有悲悯之心,因此他塑造的女子多是反抗压迫、追求幸福生活的反叛形象。他的小说集《情史》同样借鉴了风月场合的情爱故事。冯梦龙以情度人,肯定坚贞且至死不渝的爱情,而对负心薄幸的行为深为谴责。提出“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
冯梦龙的小说结构一般开头借用诗词中“兴”的手法,以一首小诗托物起兴,然后引出故事,中间穿插点评,力图传递积极的教化意义。
这与他受王阳明心学“致良知”的影响有关,在他的编撰的《智囊》和《古今谭概》中都有辑录王阳明的逸事。冯梦龙晚年出贡做知县后,他的思想也愈趋于保守,这期间他也有主张女性守贞的故事。
冯梦龙作品作为反叛封建伦常的试探之作,虽不能够完全脱离于时代囿限,还是能够看到落后腐朽的思想。但从他的小说中,可以一窥最真实的市井生活以及当时的社会文化形式,“三言”系列可以说是通俗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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