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老北京人经常会提到“三大刘”。顾名思义,三家姓刘的大家,之所能有如此称谓,必然有他们的特殊的本事。“三大刘”分别是“梳头刘”、“算盘刘”、“当铺刘”。“梳头刘”家的本事就是有一手不传外人的梳头手艺。他们的顾客非一般人,上至慈禧太后,中到王府福晋,最低也是一品大员家的夫人。可想而知,“梳头刘”家能在老北京人口中传开,绝非浪得虚名。“算盘刘”家,一看便知打算盘的手艺是一绝,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是专为皇上掌管账房的。专为皇家服务的内务府的流水账就由“算盘刘”家负责计算。所以说,“算盘刘”家的名声能享誉京师,那也是实至名归。

第三家“当铺刘”家,那是我最熟悉的,因为这就是我家。我叫刘楫,号汝舟,取自诗经“用汝作舟楫”。别人一般都称呼我刘汝舟。我是“当铺刘”家的一员。说起“当铺刘”家,在老北京人口中,那是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我要说的是做当铺生意还不算我家最辉煌的时期。而最辉煌的时期应该是经营钱庄生意的时候。你可能没听过老北京的四大钱庄:恒和、恒兴、恒利、恒源,但你一定听过这样几句话:头戴马聚源的帽子,脚穿内联升的鞋子,身披瑞蚨祥的衣裳,腰缠四大恒的银票。这几句话是形容当时老北京有钱又时髦的人。当时在老北京你没有这样的标配,那你就算不上时髦的有钱人。而这几句话中的最后一句里面的四大恒就是恒和、恒兴、恒利、恒源四大钱庄。

当然,这四大钱庄都与我家有关系,尤其恒和钱庄,创始人就是我的爷爷。我的爷爷叫刘槐庭,名字叫侃。当然,在我爷爷发迹后,老北京人没有敢直呼他的名字的,都称呼他“槐翁”。(过去对人的尊称)而说起我爷爷的发迹,那就不能不说我的老爷爷。我老爷爷叫刘文祥,老家宁波慈溪。曾是一位官员的师爷。因为这位官员任职到期,需要到京师等着被安排新职务。就这样,我的老爷爷跟随着这位官员来到了京师。官场上的那点学问,官场上的人都懂,一定要拉关系,走后门,送礼物。不幸的是,我老爷爷和这位官员拉了关系,走了后门,送了礼物,但还没等到安排新职务,这位官员就一命呜呼,死在了京师。

老爷爷把这位官员装殓起来运回了老家,但在那个地方,老爷爷也很难谋生。就在走投无路之时,老爷爷突然想起了当初在京师拉关系、走后门、拜访的那些官员。作为师爷,老爷爷肯定有着自己的本事和精明之处,也有着自己的野心,但没有靠山都是空谈。就这样,老爷爷带着家人来到京师,走进了秦老胡同增家。增家在内务府任职,增崇是内务府大臣,也是老爷爷曾跟随那位官员拜访的一位。在当时只要听到内务府这三个字,你一定要知道这是皇家的小金库,能在内务府任职的人,一定与皇帝有着特殊的关系,而这些人必定都是极有钱的主。人人都知道这些人家财万贯,人人都羡慕不已,但人人也只有羡慕嫉妒恨的份。因为,这些人的身份是皇家上三旗的包衣,羡慕的人认为这是皇帝亲近的人,而嫉妒恨的人会认为不就是皇帝的奴才吗。但不论作为皇帝亲近的人,还是皇帝的奴才,不可否认,人家就是有权有钱。所以,老爷爷就选择了秦老胡同的增崇家。

要说那时的官员,他既不会唐突地拒绝人,也有一些识人的本事。增家既没有让我老爷爷在他家做事,也没有为他找个另外的差事,而是送给他一笔钱。其实道理很简单,给你找个差事,做不好,那是给增家脸上抹黑,而送一笔钱,很利索。拿着这笔钱,有本事,你能挣碗饭吃,没本事,花完了,你也不好意再来求人了。增家能在官场上三代不衰,不得不说人家有着自己的处世之道。不欺弱,不欺小,给你一定的资源,考验你的本事,后面的路全靠你自己。自己败了,怨不得别人,只能怨自己没本事,赢了,那也是你的本事。

就这样,我老爷爷从增家得到了一笔钱,到底有多少,我也说不清。但我知道,老爷爷拿着这笔钱摆了一个兑换摊子。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小本买卖很少能用到银子,只需要铜板就足够了。所以,很多人有银子做起生意不方便,就需要兑换铜板,那就要到我老爷爷的兑换摊子上兑换。比如一两银子兑换五百个铜板,老爷爷会在里面抽几个。其实,就是别人用几个铜板换一种在生意交易中的方便。老爷爷做生意,有脑子,有能力,会算计,所以生意越做越大。由兑换摊变成了兑换铺。生意变大的同时,需要的钱就越多,此时,就需要有人投资。

果然,生意红火了,赚钱了,就不怕没人投资。当然,老爷爷还是选择内务府的增崇家。因为,他知道自己当初的本钱是人家给的,而自己赚了钱,也一定不能忘了人家。然而,清朝大清律曾有规定:官员不能与民争利,也就是不能拿钱做生意,不能和民间的生意人争利益。但这条清律的效力不是太大,因为官员不需要自己做生意,可以选择投资,让别人做生意,等赚到钱可以抽成分红。增崇家是内务府官员,会做官,却不一定会做生意。而家里的钱又不计其数,自然不会选择让钱在家里发霉,于是我老爷爷一说需要他们投资,并保证收益后,他们很爽快地答应了。

生意越来越大,我的爷爷刘槐庭也一直积极地帮助父亲料理经营和熟悉业务知识。同时,他又经常随父亲出入于各官僚政客内务府等大员的家里。此时,我的爷爷刘槐庭开始崭露头角。没想到的是,爷爷比老一辈更有头脑,更有魄力,更有眼光。因为,他帮助着老一辈一路把兑换摊变成了兑换铺。一路走来,他的经验也是一路丰富。有了经验,有了头脑,有了眼光,加上魄力,人不成功都难。年纪轻轻的爷爷就尝到了成功的滋味。然而,成功的背后,一定会遭到很多人的羡慕嫉妒恨。年轻气盛的爷爷毫不理会这种眼光。

此时,老爷爷也年龄大了,也管不了,对于儿子的能力和本事是相当认可的,但在儿子为人处事方面很不放心。做生意犹如做人,年轻气盛之时,有闯劲,有活力,开创一番事业自然是好的,但生意大了,人到年纪了,就要寻求平稳。糟糕的是,爷爷的生意做大了,但人还年轻,这就出现了冲突。生意上需要平稳发展,而生意人身上的闯劲与活力,还继续推着高歌前进。爷爷没有处理好这种关系,老爷爷也没能及时阻止,过去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还欠下了一屁股的债。赔了钱,还不上,后果很严重,因为债主不是一般的生意人,而是响当当的内务府大臣。人家可能不会直接找你还钱,但略使小手段,就能让人死无葬身之地。现在摆在爷爷面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跑。奇怪的是,人跑了,增家并没有追债,也可能人家根本没当回事,也可能是官员变相做生意,闹大了,也不好看。

然而,在外面可没有京师的机遇多。人啊,你有多大本事,你没有机遇,成不了,但凡能干出点事的人,完全凭能力是不行的,能耐得有,一点能耐没有不行,但没有机遇肯定不行。爷爷几年后领悟到了这一点。于是,他重新杀回京师。更佩服爷爷的是,他居然鼓起勇气再向债主,向增家借钱。增家这家人眼光也很独到,认为爷爷欠了他们的钱,还敢再向他家借钱,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当时,增崇就认为我爷爷欠了钱还敢来,说明这人还可靠,讲信用。当然,增家也是有钱,也看着老一辈的面子,相信爷爷能翻盘,居然又一次帮助了我家。

就这样,爷爷凭着几年的沉淀,过去的经验,很快由兑换摊变成了兑换铺。此时,爷爷感觉时机成熟,在老北京开了第一家兑换所形式的“恒和钱庄”。这就是后来闻名京师四大恒中的恒和钱庄。地址就在东四牌楼路西。东四牌楼在京师是相当繁华的地方,当时称老北京城“东富西贵”。就是因为京师东边的东单和东四是富人聚集的地方。钱庄开设在这种繁华的富人聚集地,给这些人的生意交易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所以生意相当火爆。就在恒和钱庄开业的第一年,我爷爷就赚取了相当大的利润。没想到的是,我爷爷把这一年赚取的利润全部分给了投资的东家增家。一方面是,感恩增家的数次相助,另一方面,希望得到更大的投资,扩大生意。爷爷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毛头小子了,只知道凭着一股子蛮劲扩大生意。现在,他有了更长远的眼光,更大的目标。

爷爷想要继续扩大经营兑汇和存款的业务。因为,他看到大宗银两在生意交易中相当的不方便。于是,他想把大宗银两变成银票,这样有利于货币的便利流通,同时可以促进大宗商品的交易,也方便了那些生意人。在此基础上,恒和钱庄还实行存款付息,并在北京范围内实行代付代汇的业务。爷爷的这一想法,在当时的老北京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举措。因为这样要比当初仅仅兑换钱币的业务风险要大得多。不仅风险大,还要有充足的流通资金和后备资金。爷爷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增崇家。增家是否能听懂爷爷的想法和计划,不得而知。但增家再次相信了爷爷。一方面,增家相信爷爷的人品,另一方面,增家投资恒和钱庄确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回报。

这一次,增家也豁出去,不只自己一家投资,还拉上了金鱼胡同的那家(那桐家族,内务府大臣后升为军机大臣)和庆亲王(奕劻家)。这三家在当时的京师不论在权势上还是在财富上占了京师的半边天。三家同时向恒和钱庄注资,促使钱庄经营的范围和业务进一步扩大,随后爷爷又相继在北京开设了三个分号:恒源、恒利、恒兴。这就是后人所称的四大恒。四大恒钱庄皆设于东四牌楼周围。恒和在牌楼路西,恒兴在其北,隆福寺胡同的东口,恒利在路东,恒源在牌楼东路北。经过几年的发展,四大恒钱庄的分号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只要有我爷爷亲手签字的银票或汇款单,可以在全国任意分号支取银子。

此时,我们家在京师已经成为了首富,而在全国也可能是首富。因为,当时已有人把我爷爷和胡雪岩并称为北刘南胡。胡雪岩是红顶商人,名气很大,也有人说他是全国首富,但我们家的财富毫不逊于他。只不过,我爷爷依靠内务府官员投资发家,但并没有过多地涉足官场,而是主要经营钱庄生意。后来,爷爷年龄大了,就开始逐渐转行,把钱庄改成当铺。因为,他认为钱庄生意风险太大,后辈不一定有能力经营这项生意,而当铺风险就相对小得多。所以在我爷爷六十岁时,钱庄就基本转成了当铺。我父亲接手的就是当铺。然而,没想到,我父亲的魄力和能力,一点也不逊于我爷爷。几年之内,父亲相继创办了东、西、南、北四个恒肇当铺。

生意人就是这样,越有钱越会赚钱,钱滚钱,越来越多。所以,父亲后来又在我大哥的帮助下,一共在北京创办了十三家当铺,在天津创办了四家当铺。虽然,有些当铺是别人投资的,但都要由我父亲和大哥经营。即使后来清朝完了,投资的东家依然可以拿到相当可观的分成。当然,我家还是获利最多的。之后,我家在大连购买了四百间房产,并成立了一个经营房地产的房产公司。在北京的马大人胡同买了一所四合院,并扩建成四进五院落的大宅门。 提起马大人胡同刘家,在当时的老北京无人不知,更让人羡慕的是,父亲花了五万大洋在家里建了一座戏台和观戏大厅,足足可容纳五百人之多。就连增家也没有这样的戏台和观戏大厅,有时候,增家办喜寿还借用我家的戏台和戏厅。即使这样,戏台也经常搁置不用,因为只有办喜寿的时候才用到。其实,此时我家的财富和爷爷创立四大恒时候具有的财富不相上下,只不过经营的行业不同,一个是钱庄,一个当铺。但不得不承认,我们家发家是靠着钱庄发起来的。

这就是我的家族,一个家族能发家,不仅只靠个人能耐,还要时刻把握机遇。有能耐,你只能保证自己吃饱饭,不饿肚子,但想真正发家,能耐和机遇缺一不可,有时机遇比能耐更重要。还是那句话,你本事再大,没有机遇,这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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