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

无数影迷翘首以盼的《封神2》，可能在春节档并未达到之前预设的票房效果，但是这个故事又一次把原本陌生而遥远的商朝带到了人们眼前。戏说的《封神演义》所呈现的当然不是真实的商朝，但是导演和主创曾在访谈里提到，他们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史料，去构建世界观。

那真实的商朝是怎样的？“武王伐纣”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思考？我们是否还有可能重新认识这个历史的分岔口？

✎作者 | 维舟

✎编辑 | 钟毅

《封神2》的热映，让无数国人的目光聚焦于商朝这个遥远的王朝——确实足够遥远，以至于“武王伐纣”这样的历史事件都变成了神话传说。然而，神话毕竟也不纯然是无根据的虚构，导演乌尔善在接受采访时就曾说过，电影拍摄前他仔细读过李硕的《翦商》，采用里面的考据猜想，以此构建那个时代的背景。

《翦商》

李硕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望mountain，2022-10

虽然这不失为让公众了解商朝的一个契机，但这样的演义也难免造成一个附带后果，那就是更进一步误导了对商代真实历史的认识，且仅仅聚焦于最戏剧化的王朝末期。真实的商代当然远非如此，甚至可以说那是后世中国人全然陌生的一种文明形态。

“武王伐纣”也并不只是一场善恶之间的末日决战，而是对中国社会影响极为深远的变革，所谓“殷周之变”确实带来了“华夏新生”，但说起来有些讽刺：中国人之所以对这一变动所知甚少，除了年代太过久远之外，很大的原因恐怕正是因为我们所理解的“中国”都是在那之后奠定的，而此前的殷商文明，对习惯了中国传统的我们来说，实在陌生到难以理解。

（图/《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

商朝为何崩溃

与后世的中国文明相比，殷商首先的一大不同首先在于：商朝并不是后来常见的那种领土国家，倒不如说更像一个城邦联合体。为方便理解，在此不妨做个未必严谨的类比：当时的商朝，就像罗马帝国一样，是以首都（“大邑商”）为核心来统合、控制广阔地域的族群、资源和军事力量。

商朝主要考古遗址分布地点。（图/维基百科）

不仅如此，商朝对领土诉求和农业生产的兴趣，似乎还不如对商业贸易的兴趣大——后世之所以用“商”这个原先的城邦、族群名称来指代一种经济活动，恐怕也正是因为他们确实尤为擅长此道。

为此，商朝着重控制了一系列商路，有必要时在沿途建造军事据点，从而有效地确保对各地资源的汲取。殷墟之所以能成为国都，也是因其占据中原与太行、北境游牧文化资源贸易的要道。牛车和马车的出现，尤其使贡赋经济的范围和规模达到了此前无法想象的地步。

像这样的模式虽然与后世的中国王朝模式反差很大，毕竟还算是早期国家兴起时常见的现象，而真正让现代人感到陌生而惊悚的，是商朝大规模的献祭人牲的现象——不仅是以俘虏献祭，甚至异族酋长、商人贵族都可能为取悦先王诸神而被拿来献祭。

安阳殷墟妇好墓，两旁可见殉葬的战俘。（图/维基百科）

在周灭商之后，人祭已被视为“不仁”的野蛮习俗而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人道的世俗主义，这就让后人更难理解商人的这些做法。在《封神演义》这样的传说里，它们往往被归结为纣王的昏庸残暴，然而真相果真如此吗？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周人伐商的最关键理由之一，就是宣称纣王乃至商人实施人祭不仅有违人道，甚至触怒了上天，这赋予了他们吊民伐罪、替天行道的正当性。李硕在这部《翦商》中，也以大量考古证据论证了这一触目惊心的现实：作为一个早期国家，商文明的王权借助于人祭宗教这一机制来维持其统治基础。

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生杀予夺”本身就凸显了其权力，还能借此区分执行献祭的“我们”和用来献祭的“他们”，获得特有的优越感。按李硕的看法，“他们用‘野蛮’的异族人敬献诸神和先祖，祈求天界的福佑，从而获得君临大地和统治列族的权柄”（第128页），“理论层面，王的大量献祭（意味着他获得神的福佑）是王权融合神权的标志；现实层面，战争让本国族的民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从而更巩固了王的权力”（第141页）。

（图/《封神演义》）

这个解释当然有道理，但对人祭机制的内在动力更多是从政治层面来理解的，似乎那么做说到底是为了确保商王和商人的权力，然而，这就难以解释一点：当这种残酷的献祭活动最终有可能反过来威胁商王统治时，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对比一下美洲文明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按彼得·沃森在《大分离》一书中的看法，玛雅、阿兹特克等美洲文明关注的重点既非领土，也非物质利益，而是强烈地关注作为王权基础的祭祀仪式。

在他们的信念中，诸如闪电、暴雨、地震等超自然的威胁都是无法预测或控制的，并被视为神灵的暴怒。这样，为了避免末日灾难，确保人间秩序的安定，统治者就得不断献祭俘虏的鲜血来向神灵祈求。如果还不能奏效，就必须加倍努力，献祭更多人牲。但吊诡的是，这样一来，帝国却可能因为暴动和叛乱而变得越来越脆弱，天灾人祸不断的结果，又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个循环。

展示于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博物馆的儿童遗骸等考古出土物件（的复制品）；它们出土于特拉特洛尔科的遗址，被认为与阿兹特克文化中的活人献祭仪式有关。（图/维基百科）

商朝覆亡的根本原因很可能也是如此。商人虽然看似开创了东亚最早的高度文明社会，但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喜怒无常的诸神主宰着人世间”（本书第182页），“鬼神会随时、随意给任何人降下灾难，大到灾荒和战乱，小到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都有鬼神在背后操纵，即便是商王也难免”（第210页）。既然如此，那么无论是为安抚诸神、祈求先王的在天之灵，还是确保避免灾祸、重振人间秩序，在他们看来，唯一办法就是人祭，不行就更多人祭。

麻烦的是，老办法非但无法解决新问题，甚至引发了更大的问题和整个系统的失控。最终灭商的周人一族，正是在为商王征战的过程中得以逐渐壮大起来的。这就像后世的女真之于契丹、莫斯科大公国之于金帐汗国，一个原本边缘的群体，作为王权的代理人不断壮大，最终获得了颠覆性的力量。

如果是这样，那么商王朝的崩溃，不太可能只是纣王个人的残暴所致，更可能是王朝末年遭遇到了一次总体危机：随着王朝控制的地盘、资源和族群越来越多，无法控制的状况也越来越多，再加上一系列的天灾人祸，这个复杂组织的原有机制就越来越难以生效了。

惊恐的统治精英想不出别的办法，试图通过奉献更多人祭来平息神灵的震怒，但这样做的结果却是耗费更多、激起更多反叛。

因此，以周人这样的弱小的部落竟然能一举完成“翦商”这一伟业，固然离不开周文王、武王父子两代人的谋略和对手的失误，但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深重危机之下，商王朝原先的机制已陷入全面失灵。尤为关键的是，商朝原有的权力结构本身就存在致命缺陷：它是一个相对松散的联合体，仅靠王权的至上权威维系着，当武王伐商给了原有系统的中枢一次致命打击之后，之前相对独立的各组成单位看到了各谋出路的机会，王朝由此土崩瓦解。身处事件中的周人恐怕无法理解自己成功背后的复杂因素，难免就将其归结为“天意”了。

于牧野之战击败商王帝辛，完成周代商的周武王。（图/维基百科）

华夏新生及其代价

殷周之变究竟意味着什么？ 后世通常认为，这是“有道伐无道”，文王、武王除暴安良，将黎民从纣王和商人残暴血腥的统治之下解救了出来。

《封神演义》就是这一史观的典型体现。纣王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暴君，再加上妲己的祸害，推翻这一政权简直就是善与恶的末日决战。只有在恶被彻底消除之后，“华夏新生”才随之到来。

影视剧中的纣王与妲己。（图/《封神英雄榜》）

《翦商》的观点当然不至于只是这么简单，但显而易见的是，李硕在字里行间不时透露出来的一个观点是：周取代商，乃是一次历史的进步。因为在他看来，商朝人仍然“被鬼神主宰拨弄”，当时虽然“已经具有‘文明’的一切要素”，但“这‘文明’仍在血污与恐怖中挣扎”。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对“文明”的理解本身就深受由周人奠定的文化传统影响，这让我们很难把一个执行那么多人祭的神权看作是“文明”。

周朝的兴起，为中国文化注入一种质朴、人道的精神，神权就此退场。而纣王之所以看上去那么残暴、傲慢，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他自视为神，也不把人当人看。周人严厉禁止了人祭宗教，将“上帝”观念淡化为距离遥远且含义模糊的“天”，对人世秩序的关注压倒了神权。

虽然孔子本身也是商人的后裔，但他最服膺的却是周公，因为正是周公奠定了这一“以人为本”的新秩序，重塑了华夏传统的根本。没有这一新源泉，就没有后来的儒家。

建立礼乐制度，完善封建制度的周公旦。（图/维基百科）

确实，殷周之变不仅仅是一次价值观的革新，也让中国政治和文化显得相当早熟，在人类诸文明中率先迎来了神权的退场，堪称“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第559页）。这当然说得通，但也可以看出李硕论述中隐含的进步史观，因为那隐含的意思是：周灭商是“文明”战胜了“野蛮”，因而周人用武力去消灭这样残酷血腥的神权是完全正当的，正因此才有了“华夏新生”。

由此也能看出，李硕虽然尽可能地复原了商文明的面貌，但其论述中并不包含“理解之同情”。这一神权的覆灭，在他看来恐怕更多是一件好事而非值得遗憾的坏事。实际上，中国文化的根基就是周人彻底更新过的，以至于一般人如果了解了商文明的真相，大概根本同情不起来。杨照就曾说商朝“鬼气森森”，李硕则在有意无意中渲染了商朝的血腥残酷，论证了殷周之变的正当性。

但或许这种史观有几分陈旧，在某种意义上，本身就像用周人的价值观来再一次审判商人。试想一下，美洲阿兹特克文明也是实行血腥人祭的神权，那西班牙人毁灭它就具有必然的正当性了吗？要说这是“进步”，那就取决于你怎么理解“进步”了。也就是说，要真正理解并认识这些陌生的文明，首先需要搁置我们的价值立场，否则就可能像陈寅恪所批评的，论述越有条理系统则离古人之真相越远。

商朝距离现在实在太过遥远，存世文献寥寥无几，即便有了甲骨文等出土文物，要复原“翦商”过程仍有极大困难，因为考古发现所证明的往往是长时段的社会现实，而非重现某一历史事件。

商朝国君武丁用于占卜神谕的龟腹甲。（图/维基百科）

从《易经》中去寻找周文王遗留下的记忆与密谋倒也不失为一种方法，然而从李硕的解读来看，他似乎轻率地把这些仅仅看作一些政治权谋的密码，而忽视了《易经》作为数术和宇宙论的一面。他的解释无从证实也难以证伪，但如果商代的灭亡是一个长期结构性变动的最终结果，那么过分聚焦在政治权谋上本身就意义不大。

也正因为商朝的灭亡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崩溃，所以殷周之变首先带来的，其实是文明的倒退。考古发现证实，在近三百年的西周时期，青铜器这种标志性的礼器，从数量到质量都比商朝有了大幅下降。

可以想见，当原先那一套汲取系统瘫痪，各地就此退回到相对自足的状态，一个分权的封建体系取而代之。这当然为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但也意味着那些需要集中大量资源才能制造的产物很难再出现。

相比起后来的王朝，商朝最大的不同是高度发达的城邦文明。在商代遗址中有大量来自遥远海边的子安贝，考古学家张光直在《商文明》一书中指出，这些贝壳“作为交换的货币参与流通”，因为“商王国的臣民都精于商品贸易，他们的后人大多以商品贸易为职业”。

出土于绍兴地区的贝币，现藏于绍兴博物馆。（图/维基百科）

李硕在《翦商》中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强调“商业贸易需要记账和远程传递信息”，这可能刺激了数字和文字的发明，由此催生出文明；而“先商族的贸易游商生涯，使他们比其他族群更了解各地的交通地理和物产民俗”，这对扩张疆域很有帮助；且“商王家族擅长用生意人的思维来管理新王朝，扩张目标主要指向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如盐矿和铜锡矿产地。对商朝的远程扩张来说，贸易是和征战同样重要的手段”。

从埃及、两河、印度河到美洲等诸文明，这是反复出现的一幕：早期的文明中心必定是一个城邦，而它也只有借助神权才能有效地确立权威来保证强大的资源汲取。

位于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为女神雅典娜而建。（图/维基百科）

尤其是高风险的远程贸易，更需要财力、人力的巨大投入，所以古代两河文明能进行长途贸易的都是城邦的神庙。可想而知，商朝的神权、王权和贸易也正是紧密联结、彼此支撑的三位一体。然而这样一个城邦，对黄河流域的早期小农社会来说太过奢侈，甚至是腐败、邪恶和不道德的，归根结底也是不可持续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商朝的灭亡，乍看是“华夏新生”，但换一面看则是旧系统在达到顶点之后的突然崩溃。

这表明，在早期的华夏文明体系里，一个依靠工商业立国的城邦联合体无法在面临危机和竞争时存活下来。因为小农经济既无法承受太多的资源榨取，城邦的军事技术、组织管理和文明程度也不足以抵消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群动员起来之后的组织优势。

这一幕，在后来秦统一中国时还将重现。也就是说，从那时起，中国文明在经过复杂博弈后选择的道路都不是罗马帝国的模式。

从这一意义上说，殷周之变也意味着中国历史上一次失去的机会：“城邦引领全国”是走不通的，常常会输给“农村包围城市”，整个国家体制最终也就没有与工商贸易直接连接起来的动力。

像近代欧洲列强那种有组织的、兵商结合的、在国家和王权保护下的贸易，在商朝之后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农业帝国并不需要这种贸易，其结果是近代华商的海外贸易是一种“没有帝国的贸易”（王赓武语）。毫无疑问，周人奠定了中国的文化基底，但直到现代，中国人或许才开始慢慢意识到，在三千年之前的那次最早的命运大转折中，古人的选择意味着什么。

（图/《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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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维舟

编辑丨钟毅

校对丨无降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