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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十八世纪之交，法兰西正经历着一个从鼎盛向衰败过渡的转折期。

1、“太阳王"种下的恶果

法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是在自诩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统治下。路易十四从一六六一年亲政起，就把注意力放在绝对君权制的建立上，并借助教会的力量把绝对君权推向巅峰，以此来巩固他的统治。

他的名言是：“朕即国家”，这绝非只是一句唬人的狂言，而是他对一系列集权政策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在他的统治下，巴黎高等法院和全国三级会议形同虚设，只能顺从他一个人的意志。他向各地派出亲信充任钦差大臣，将原先极有实权、在各地称王、称霸的各省大领主总督，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后来又索性将各地的显贵统统召进凡尔赛宫成了仰他鼻息而生存的“宫廷侍臣”。

他不立首相、免得有人跟他分权；在政府内部，他虽设立了若干个专门委员会供他咨询国务、但决定拟只掌握在他和几个亲信手中，这就使他成为了真正大权独揽的君王。

集权的结果初步实现了法国政治、司法和财政的统一。相比于封建割据的局面，这当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使法国国力大增，成为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同时也埋下了许多隐患，造成了种种潜伏的危机。

路易十四在位期间曾经为称霸欧洲而四面出击，先后与荷兰、西班牙等国交战。战争为他赢得了大片土地，也使他与欧洲大多数国家交恶。一六八九年，在法国咄咄逼人的扩张政策的威慑下，已经惊恐不安的欧洲各国，又被路易十四驱逐新教徒的举动而激怒，他们几乎全部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这个欧洲的霸主。

战争自一六八九年起延续了九年，结果不仅使法国失去了制海权，还大大削弱了法国国内的绝对君权。一七○一年又爆发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法军在初期取得了一些胜利，随后便一一败再败，甚至连本土都被入侵。

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法国的财源枯竭，再加上饥荒和生产的下降，引起了人民普遍的不满。在路易十四生前就已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人民起义。

“太阳王”种下的另一颗恶果，是由他无情的宗教政策引出的。

路易十四建立绝对君权，依据的是“王权神授”的理论：

国王只对上帝负责，他是神意在人间的代表，神权成为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和靠山。正因为如此，他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取缔新教教派——加尔文教派。

法国的新教，在亨利四世颁布了允许宗教信仰自由的“南特敕令”后，曾得到较大的发展。后来虽屡遭迫害和战乱，到路易十四朝，仍有百万新教徒集中在巴黎和法国的南部、西部等地。

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是渴望在社会上层争得一席之地的资产者和对现实不满的下层人民，其中不乏金融家、工业家及身怀绝技的手工匠。

出于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路易十四在国内纵容对新教徒的迫害。

一六八五年，他又颁布了“枫丹白露敕令”，正式宣布取缔“南特敕令”。于是，新教教堂纷纷关闭、教士被逐，公开和私下里的礼拜仪式一律被禁……在这种大规模的迫害下二十万新教徒逃离法国。

此举使法国周边国家受益匪浅、从逃亡者那里，英、德、荷、瑞等国或获得资金、或求到人才、或取得技术，大大促进了他们各自国家工商业的发展，而法国却因此蒙受了人、财两空的重大损失。

不仅如此，它还引发了法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据记载，一七○三年时，法国有“一大部分人暗地帮助加尔文教派。他们的战斗口号是：不要捐税，要信仰自由”。残酷的宗教迫害使本来业已存在的信仰危机，变得愈发严重起来。

2、信仰的危机

当“太阳王”殒落时，法国的绝对君权制已走向衰败，各种矛盾盘根错节、愈演愈烈。

路易十四身后留下了巨额债款。由奥尔良公爵主持的“摄政会议”，被偿还债务问题弄得焦头烂额，被迫部分地接受了一个名叫约翰·劳的苏格兰银行家的改革方案：

大量发行纸币以加快货币流通、促进消费和生产，尽快偿还债务。银行发行了相当于国家储备金六倍的纸币，这种危险的应急办法不久就露了马脚。银行倾刻倒闭，财政灾难犹如洪水一般卷来。

个别人从股票交易中发了横财，但大多数人却被洗劫一空，从此不再信任银行。这场深刻的信用危机，给法国日后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使国家的实业发展大大落后于西欧各国。

路易十五的政府为了争夺海外殖民地，继续将法国拖入对外战争中，已丧失了欧洲霸主地位的法兰西，此时更加举步维艰，在对外战争中连连败北。特别是在“七年战争”中，法军在美洲及印度战场上被英军打得惨败，失去了绝大部分海外殖民地。

当国家处于逆境时，法国王室仍然挥霍无度，不知收敛。路易十五始终热衷于打猎和追逐美女，他宫中又养了一批贵族”食客”、这些人领着极高的俸禄，却饱食终日，无所事事。

战争的失利和王室的巨额开支都必然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十八世纪的法国仍然是一个农业王国，土地分配不均，往往是引起社会动荡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当时，教会占有了全国耕地的百分之十，还要向农民征收十一税；占人口百分之二的贵族又占有耕地的四分之一。

农民们用十分落后的生产工具作极恶劣的条件下辛勤耕作，有的还不得不出卖劳力。年景不好时，这些人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保证，还要承受极重的赋税，当然对现存制度充满了忿恨。

资产阶级也忿忿不平。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资产者在法国实际生活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但社会威望却与实际地位极不相符，所以他们扯起反特权的旗帜，要求与贵族、教士们平起平坐、要求更积极地参与国事。

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前已是千疮百孔了、虽然路易十六先后起用了一批改革家，但此时任什么改革计划都挽救不了它行将就木的命运。

在路易十五、十六统治下，人民起义不断发生，国内的财政、经济、军事、政治危机此起彼伏、而所有这些危机，都因与同时出现的信仰危机，交织在一起而变得更加深刻和严重。

3、以基督教为工具

经济形势的优劣在任何时代都对人民心态变化起着最直接的影响作用。封建绝对君权的衰落、不可避免地打破了法国人，旧的心理平衡，人们感到迷惘、彷徨，感到需要重新审视传统的价值观。新型的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借助着，已有的经济实力令人刮目相看。

从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开始，法国周围就相继出现了一批信奉新教的国家：荷兰、英国、北部德国等。

在法国、西班牙这些正统天主教国家的眼中，新教国家不啻为异端，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但是、新教国家由于采取了较宽松的宗教政策、又进行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改革，经济发展很快，他们的工商业，特别是海外贸易在短期内就有了长足的进步。

荷兰是欧洲第一个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国家。十七世纪初、荷兰就已成为欧洲金融的中心，商船吨位占欧洲的四分之三，居世界首位。

到了十七世纪中、后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权、资产阶级进入了国家权力中心，大不列颠很快成为欧洲一个富强的商业国。

所有这些“异端”国家的崛起，都使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受到极大的震撼。这些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允许宗教信仰相对自由的新教国家，给法国人带来的诱惑和刺激，是多重的既有导致物质成果的经济发展一方，也有较富人性的新型政体一方，而这二者又都将人们引向一种更深刻的哲学思考：为什么在这些讲宽容、讲理性的国度里能有更幸福的生活呢?在奉天主教为国教的法国，这种哲学思考的矛头无疑直接指向宗教问题。

产生于一至二世纪散居在西亚地区犹太人中的基督教，其早期教义里具有一定的反对民族、阶级压迫、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内容。

但到了四世纪，罗马帝国正式立基督教为国教后，它便改变了最初的性质，而成为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它宣传“原罪”思想、教导人们要忍耐、爱仇敌、服从天命、希冀来世。

这些思想窒息着人们的精神，使欧洲文化一直处于神学的桎梏下。事实上，欧洲思想史上记录的每一次革新、革命，都不可能不触及到宗教问题。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本主义，更是以打破神学枷锁为己任。

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用提倡人的个性自由对抗教权主义，用积极肯定人世间的各种欲望和要求，抵制中世纪的禁欲主义，用启迪理性与宗教神学宣传的蒙昧主义相抗衡，持续了二、三百年的文艺复兴运动，使“神本位”的欧洲传统观念，受到了最严重的挑战，大大动摇了上帝的绝对权威。

到了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产生的近代自然科学和哲学，都已取得了重大的发展。当法国人处在新、旧制度的交接处，不得不进行严肃的哲学思考时，人类对外部世界及自身认识的进步，已为理性主义的前进铺平了道路。

4、对中国历史的“诠释”

当时的探险航行也促进了人们对世界认识的改变。这些探险航行使欧洲人发现了北美、近东和远东，随之而去的传教士、商人、冒险家，不断向本国报告他们在当地实际观测到的结果，描绘异国的自然风貌和风土人情。

这些报告、一方面大大丰富了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内容，同时也拓展了欧洲人的视野，冲击了传统的观念，这无疑等于在基督教文化的绝对统治中，注入了多元化的概念，使得欧洲人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人类历史。

从世界各个角落传回欧洲的材料，都证实了世界上其他的古老民族，如中国、希腊、波斯、埃及等各有自己的历史，这些古老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又是《圣经》历史所无法解释的；人们在那里既找不到亚当、夏娃的踪迹，也看不到挪亚和摩西的身影、有些历史甚至大大超越了《圣经》历史。

这在当时引起了慌乱，许多人接受不了这一事实，强硬的神学家们索性予以否定。

一六八一年，法国教会的实际首领须埃主教发表了著名的《世界史讲话》。他在这部专为王太子而著的史书中，绝口不提中国历史，因为他“不喜欢把根本不存在的事情说成是事实”，灵活一点的人则希望能找到一种折衷的办法，他们绞尽脑汁，企图在其他的古老历史中寻找所谓“福音预感”，即是说寻找那些可以印证《圣经》历史的蛛丝马迹、以使两者调合起来。

一个名叫达尼埃尔·于埃的人于一六七九年出了一本题为《福音论证》的书，强调说如果仔细辨析，在各民族的历史中都能找到《圣经》的踪迹、只不过表现形式变化了而已。

他举例说如摩西在波斯就化作了琐罗亚斯德，在希腊神话中又化作了守护神海尔梅斯等等。博学的耶稣会神父图尔明，曾经是伏尔泰在路易大帝中学最敬重的人之一，他的思想相当解放，很接近自然神论的观点。但即使是这样的学者，也极热衷于于埃式的“伟大事业”。

一七○二年，他在由他主编的耶稣会会刊《特雷武论丛》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颇费精力地论证各民族寓言中隐含着《创世纪》的信息。

在这些古老民族的历史中，最令人头疼的大概要数中国的历史了。一六五八年，在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用拉丁文撰写的《中国纪年》在欧洲出版了。

在这本书里，卫匡国将中国历史从黄帝起又往上推了二百五十五年，即从公元前二九五二年算起，这就使中国历史比《圣经》拉丁文本所记载的大洪水的日期，即公元前二三六八年早了六百年左右。这下子，正统的神学家们可吃不住劲了，纷纷披挂上阵。

一时间，各种奇谈充斥欧洲论坛：有人试图说明中国古籍中所记载的“大禹治水”与《圣经》所描述的大洪水有着密不可分的同源关系。

于是堂而皇之地推论道：中国历史肯定包容着《圣经》历史之中。一些颇有些汉语造诣的来华传教士，更是利用汉字的象形与表意性大做文章、他们把“船”字拆为“舟”，“八”、“人”三部分，强说这正比附了挪亚方舟上逃难的八个人；把“婪”字拆为“林”和“女”，振振有词地宣布中国人早就知道伊甸园中夏娃偷吃禁果的故事…

更可笑的是对中国人肤色的解释：

就算中国历史中有着无数的“福音预感”，就算是挪亚的子孙漂流到东方而繁行了中国人，白种人怎么会传下黄皮肤的后代？在这样棘手的问题前，幸亏有人灵机一动想起了因犯弑兄罪而被上帝罚为黑人的该隐，该隐的后代再与白人结合，当然会产生黑白相混的效果，准能保证相混之后不会产下黄色的种？

真难为了这些忠心不二的基督徒！对中国人的肤色问题好歹总算有了个交待。

5、反上帝的出路

这些虔诚的信徒们勉强把两部毫不相干的历史硬是扯到了一块儿，却在无意之中认可了异国文化、它民族历史的客观存在。而承认这些事实本身，不是已与基督教教义背道而驰，且已走出去很远很远了吗？

对于那些思想开放的人来说，这些史料的发现更加促使他们怀疑《圣经》历史，进而使之感到有必要重新检验“圣书”上所说的一切。

除了公开发行的书籍外，还有更多的《圣经》批判文章采取秘密的地下方式出版。据统计，此类地下出版物最早可追溯到路易十四朝的末期，其中对“圣书”的荒谬揭露最深刻的，是一位天主教神父撰写的《遗书》。

《遗书》的作者梅叶是法国香槟省一个低级教区的神父。他熟谙法国农民的生活，残酷的现实使他深深体会到宗教神学的欺骗性，和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他的长达七十多万字的《遗书》，就是向基督教教义和整个封建社会宣战的檄文。他在这本书里响亮地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是“共产主义者”，宣称要“用神甫的肠子做成绞索，把世上一切达官显贵都统统吊死、绞死。

这句感情色彩强烈的名言、是有着十分坚实的事实依据和哲学基础的。

在批判基督教教义之一“原罪”时，他无情地讥讽道：

“怎么！无限善良、无限明智的上帝，因为一个苹果突然感到受了人那样的欺侮，为了我已经说过的连用鞭子抽打都不值得的小过失，决定把所有的人类都抛弃，使他们死去，使他们永远不幸，可是后来突然又以人类，把他的圣子钉在十字架上的可耻的残酷的死的严重的杀害神的代价，来宽恕和容忍人类。天上地下，都要为这怪异的教义而惊奇。这种侮辱既然要使人类永久受害，可是，不知怎么它突然又幸运地挽救了一切人。这多么愚蠢？……只有完全盲目和异常固执的人，才会不斥责这样愚蠢、这样明显、这样可笑和荒诞的谬误”。

这样，梅叶就在马克思之前，对阶级矛盾、阶级冲突做了深刻的分析，并因此而在人类思想史上书写下了属于他自己的那一页。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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