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禀赋特异的波德莱尔不仅是心智早熟的诗人，也是一位伟大的批评家和翻译 家。早在他的童年时代，年迈博学的父亲就浇灌他浪漫的文学养料，家里的壁炉 靠着琳琅满目的书柜，从拉丁文到希腊语，从韵文到小说，深深地涵养了波德莱 尔忧郁而浪漫的气质。在读书时代，擅长文辞的波德莱尔便尽情放纵时光于拉马丁、雨果、巴尔扎克等文学大师的作品中，汲取西方文学传统的丰富养料，为之 后的诗歌创作和批评实践提供了丰富的原料。
波德莱尔一生的事业除了文艺创作 和批评活动外，最重要的就是爱伦·坡著作的翻译。诗人通过翻译这位异域作家 的作品看到了自己对于美的真正追求，在他的影响下发掘出现代性的美，开启了 审美现代性的新领域。波德莱尔从遥远的西方文学传统中汲取养料，在法国时代 文艺思潮的奠基下，创造性的吸收了爱伦·坡的美学思想，形成了他特有的象征 主义诗学理论。
西方思想传统的继承
西方文化渊源于希腊和希伯来两大传统，而基督教恰好是两希文明传统的补 充，因此，作为西方思想传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源远 流长，无论是在基督教神权黑暗统治下的中世纪，还是张扬理性精神，鞭笞神性 的启蒙时代，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无不在，它不仅滋养西方文学的外在形式，也培养了西方文学的精神性格。
大批的思想家、作家把基督教文化作为“文化元典” 的源头，从中汲取创作的养料，这其中就包括波德莱尔。部分学者认为波德莱尔 的《恶之花》中放荡不羁的性格、惊世骇俗的浪荡子行为和病态“颓废”创作是 对西方传统反叛。但其实不然，波德莱尔的文艺思想是处在十九世纪法国文艺思 潮新旧交替的汇流中形成的，选择性地吸收了西方传统文化的部分精华，结合自 身审美体验，在新旧传统间开创象征主义的先河。
波德莱尔对西方传统的继承，最显著的就是在诗集《恶之花》中，大量的诗 歌意象中富含宗教元素，表面上，诗人对宗教表示极尽嘲讽甚至是亵渎，但这恰 恰是他表达对耶稣基督诚挚信仰的方式。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撒旦、上帝、地狱 的形象屡见不鲜，撒旦可以是反抗现实的英雄，也可以是作恶多端的恶魔。
撒旦的原型来自《圣经》，作为上帝神使的撒旦负责掌管人类灵魂，由于觊觎上帝权 威进行反叛，最终篡位失败被判罚堕入地狱，成为光明的反面——黑暗的代表。 不同于其他作家的是，波德莱尔笔下的撒旦形象不是一尘不变的，或是博学的化身，或是反抗不公的英雄、或是邪恶的恶魔；上帝可以是救赎人间的光明化身， 也可以看作是惩罚罪恶的元凶；地狱既可以象征绝望的深渊，也可以是象征绝处逢生的希望。
在《献给撒旦的祝祷文》一诗中，撒旦是善良的化身，是身处困境 中的诗人的救世主：“啊，撒旦，怜悯我这无尽的苦难！……我赞美你，光荣归 于你，你在地狱的深处，虽败志不移”。在现实中被抛弃的诗人寻求上帝无果。 但在撒旦这里却得到了庇护，在上帝与撒旦的对比中，显现出撒旦灵魂的光辉和 胸怀的宽容。在展现撒旦良善的同时，波德莱尔也没有忘记撒旦代表的罪恶。
在 《告读者》中：“在恶的枕上，三倍伟大的撒旦”，波德莱尔认为撒旦身上所 代表的的罪恶正是人性丑恶的写照“我们罪恶的动物园污秽不堪”。在《亚伯 与该隐》中，上帝亚伯是贪婪的代表，而犯罪的该隐作为反抗不公的代表却升上天堂。在波德莱尔看来，没有绝对矛盾冲突的善与恶，因为善恶是同时存在的， 就像“每一个人身上，时时刻刻都存在着两种要求，一个向着上帝，一个向着撒 旦”。
而且波德莱尔将美与丑、善与恶集一身于撒旦、上帝形象的塑造，其目的就在于说明善恶、美丑不是决然分离的两面，而是处在和谐斗争中的矛盾统一。
此外，在诗集的创作内容上，《恶之花》保留了西方传统文艺思想中的浪漫 主义色彩，全诗营造出的世纪病、颓废美、反抗个性，以及人类对自由、平等的 追求一直以来都是作为浪漫主义文艺创作的母题。例如诗集中《信天翁》无论是 主题还是风格，都典型的带着浪漫主义的色调：巨大的飞鸟，异域的海洋，流亡的命运感，在直接鲜明的对比中展示出诗人命运多舛，尤其是“诗人啊，就好像 这位云中之君……”这样的比喻，明白无误的揭示出诗歌漂泊流亡的主题。
不得不说，诗集《恶之花》是盛放于法兰西浪漫主义余晖下的花朵，带着“异国的 芬芳”和奇幻迷离的色彩，其诡奇艳丽之处是浪漫主义的外在风采，而神秘幽远 的地方正是浪漫主义的内在精髓。
爱伦·坡文艺思想的影响
在波德莱尔短暂的创作生涯中，对其影响最大的文学家当属美国侦探小说家 爱伦·坡，这在波德莱尔给友人的书信“爱伦·坡 完美地写出了我脑中那些模糊而且没有成型的诗篇和散文”中就足以见出波对 坡的喜爱和崇拜。隔着遥远的大西洋彼岸，波与坡的相遇可谓是完全出于偶然。
1847年，波德莱尔在法国当时一本名为《和平与民主》的杂志上看到由英国翻 译家译成的爱伦·坡短篇小说《黑猫》，其奇异而浪漫的文字引起波德莱尔深深 的共鸣。从波的书信和国外研究者的论证中我们不难发现， 由于人生阅历的相似和文艺理念的相互吸引，波与坡注定相遇，这是文学的必然。
在认识和了解了这位与自己文气相通的异域作家后，波德莱尔便“着魔的痴迷” 于这位异域作家，并在当时的文艺杂志上向当时对坡还知之甚少的法国读者们翻 译和介绍其作品，由此便开始了长达17年的爱伦·坡作品的翻译事业。
1848年 7月，波德莱尔便在《自由思想》上发表《介绍<催眠启示录>》，并将坡与著名 的哲学家狄德罗、霍夫曼歌德和小说家巴尔扎克并列，直言“我宁愿写出一种艰 涩、有时是怪异的法文，完全真实地展示出爱伦·坡的哲学”，可见坡对其影 响之深。
一直到1864年，波终于完成了五卷本的爱伦·坡作品的译著，并在其 间断断续续地发表了八篇评论文章，在这些流光溢彩的文章中，波德莱尔对坡极 尽推崇，并深受坡文艺思想的影响。
爱伦·坡对波德莱尔的影响最直接的表现就在诗歌创作上。诗歌之外，爱伦·坡也对波德莱尔的散文随笔创作也有着深刻影响。1847 年，波德莱尔读到坡的作品时，正是他文学生涯的起步阶段。除翻译坡的侦探小 说外，波德莱尔还翻译了《创作哲学》和《诗歌原理》两部文论随笔，其中，《诗 歌原理》可以看作是两者文艺观的有机融合。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在1857年 出版的爱伦·坡奇异故事集的前言部分的大部分文字直接取自坡，但是波德莱尔 并没有标注其出处和作者名字。
可以说，在文学创作方面，波德莱尔是幸运的，不仅仅是得到了戈蒂耶的赏 识，而且从一开始，他就拜读到了爱伦·坡的作品。站在优秀大师们的肩膀上， 波德莱尔对文艺创作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
结语
波德莱尔诗学理念的形成是一段漫长 的心路历程，在自身文艺涵养的基础上，西方文艺思想传统、法国的时代文艺思 潮及爱伦·坡的作品共同影响了波德莱尔文艺思想的形成。波德莱尔在继承前人 思想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创作实践及理论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学理论。虽然 波德莱尔未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但其文艺理论在当时的法国乃至世界文坛无疑 是具有进步的革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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