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至50年代,陕西关中地区刀客横行,但更多的是打着刀客这一旗号劫掠百姓、滥杀无辜的江洋大盗和悍匪,其中,
       “双头刀客”杜辛富更是以残害89人的恶行逃窜在外,被他戏耍的日伪政府和国民党警察局一时间竟是束手无策。


       开启抓捕计划:张狂残暴,终惹眼目
       1905年,杜辛富出生于陕西耀县的一个地主家庭,他生得体格粗壮,又是自幼习武,12岁时,一柄单刀舞得虎虎生风,在城内和一班子成人比试,连战七场,场场胜利。
       然而,杜辛富一身好本领却未能用于正道,他性情乖戾,喜逞强逐胜,平日里除了比武打猎,就是欺辱雇农儿女。
       1921年,杜辛富一家因地产问题和邻村地主王大户起了纠纷,两家人连日叫骂不休,杜辛富当时正在山西五台山寻访高人学艺,但只要是归家碰上王大户,口角手头皆不输人。


       王大户歹念一起,就收买了一群土匪,一个深夜,以郝老七为首的匪贼冲进了杜家,将杜辛富的祖父和父亲残忍杀害。
       听闻消息后,杜辛富连夜赶回了老家,王大户行事嚣张,随意打听便可知郝老七受谁人指使,
       当天,杜辛富提刀入王家,将王大户一家13口人全部斩杀。
       事后,他被押往省城,他在途中不吵不闹,杜家为其从北京、上海等地聘请的知名律师到了西安后也是直摇头,一来,此案影响恶劣,轰动一时,想要法外留人毫无可能;二来,杜辛富表现得毫无求生意志。


       最终,杜辛富被判处死刑。杜辛富饱食一顿后,被绑上了了囚车,验明正身后,刽子手便挥刀落地,杜辛富被一刀砍翻,监斩官上前验尸,确认死亡后,当场填写了尸格,记录完毕,便挥手让家属收尸。
       杜家将杜辛富装入棺木之中,一路哭到了西安东郊外的报孝寺,打算将尸体伤口清理缝合之后运回耀县再大操大办一番。
       谁知这时,杜辛富竟顶着刀伤从棺木中翻了出来。
       当时陕西省的死刑为斩首,但斩首并非斩掉头颅,使其头身分离,大多数时候,只需造成致命伤即可。


       一时间,流言纷纷,有说刽子手和监斩官收了杜家的贿赂的,亦有人猜测杜辛富在五台山学了假死的保命招数,可无论如何,杜辛富都不会再次受刑了——
       民国年间有一不成文的规定,死囚行刑只行一次,若是刑场上都没能死掉,就相当于老天爷给了一次大赦,不再追究。
       伤好之后,杜辛富不知所踪,直到半月之后,西安城内一警察局院子的旗杆上挂着一个人头,所见者皆骇然瞠目,还没等警察局开始调查,杜辛富就让自己纠集的一堆匪贼放出消息:是他杜辛富回来报仇了。
       死者正是当初他屠杀王家13口人后,在黄河边上设伏捉拿他的那个侦缉队长。
       他不躲不藏,还组建了所谓的“刀客会”,成员都是些无业的农民、手工业人,他们平日里以走私盐、茶叶或给富人充当保镖为生。


       面对浩大的捉捕行动,杜辛富一边继续犯案,一边派人宣扬他“双头刀客”的恶名。所谓“双头刀客”,意即他已经被官府砍掉一颗头了,现如今脖子上的是第二颗脑袋。
       短短一年期间,他作案频频,俨然一个以杀人为趣的魔鬼。
       此后的二十多年,他多次逃脱了国民政府的抓捕,抗战期间更是一度移师河南沦陷区作案,被日伪军警列入了黑名单,1940年,杜辛富的名字上了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通缉令,这般喋血变态的罪犯,自是无一方肯收留他。


       1946年春,杜辛富接受了一名美国记者的采访。他起先并不想搭理这个记者,甚至想杀了一干二净,但当他听闻这位记者辗转多地,只为寻找他的踪迹,他倒是来了兴趣。
       在采访中,他自述称,被他亲手杀死的人多达89人。至于帮会中的走狗,更是受命杀人不计其数。
       这样一位树敌无数的杀人犯,凭借狡猾的隐匿技巧,竟硬生生活到了解放后。没有人知道他的行踪,“刀客会”的喽啰们喜欢打着杜辛富的名号犯案,但他本人却很少露面,更有传言称杜辛富早就被仇家砍死,“刀客会”不过死撑着架子。


       直到1949年,西安市公安局追逃队的公安干部陈增福收到了一封举报信。这是一封从市局局长那儿批下来的群众来信,写信人称自己在大街上看见了“双头刀客”杜辛富,请政府将他绳之以法。
       以往,这些举报信大都由秘书股代为处理,很少转交办理,但这一次却是意外。陈增福得知,市局局长王超北是陕西人,解放前曾担任中共西安情报处处长,他对于“双头刀客”可谓是恨恶交加,陈增福知道,即使没有这封群众来信,他也要将杜辛富捉拿归案。
       他服从安排,和侦查员周梦公合作办理此案。


       缉凶时刻:险阻重重,诡秘多发
       可等到陈增福和周梦公真正将这封举报信拿在手中研究,却也犯了难,信件内容很简单,只说在西大街万福瓷器行前看见了杜辛富,身着黑布裤子,白竹布短褂,头顶白色帆布遮阳帽,手里还提着一个细竹蔑食盒,行迹匆匆。
       周梦公思量,他没有形容杜辛富的样貌,说明杜辛富当时和他的确是擦肩而过,可只是一眼,就足以举报者认出此人,看来这个检举人一定对杜辛富十分熟悉,他一瞥,看到了举报信的落款——“西安市民范庸”。


       旧警察局为抓捕杜辛富曾经发布过14次通缉令,每一次都是刊印着照片的,可遗留下的档案内,竟然没有一份通缉令样稿,虽然记录了杜辛富所犯案件,但是没有杜辛富杀害王大户和侦缉队长的卷宗。
       经过周梦公和陈增福盘查后才发现,旧国民党警察局管理档案的警员接受了杜辛富的贿赂,悄悄将卷宗和照片给销毁殆尽了。
       无奈之下,周梦公和陈增福只好去图书馆寻找报道杜辛富犯罪事例的报纸,最终,在蒙尘多年的旧报纸上,两人找到了那一份报纸,出具借条后,周梦公和陈增福将报纸送去了照相馆翻拍。


       “我们应该去找一下范庸。”周梦公提议道。翻来举报信,一看邮戳,是第一区邮局1949年9月8日14时寄出的,但令人犯难的是,这封来自范庸的举报信不是挂号信,不需要在邮局柜台寄出,只需要贴上邮票投进邮筒就行了,因此,找范庸成了个大难题。
       周梦公盯着检举信的信封看了半天,陈增福凑过来道:“这信封没什么特别的,小店里面卖的都是这种。”“看这里。”周梦公点点了信笺,着信笺是小学生练字用的描红薄的纸张印制的,红色的竖条格,很适合用毛笔写字。
       “一边来说,信笺的左边竖条格原本应该保留与右侧相同尺寸的空白,但是这张信笺的左侧却没有,看来是被专门裁掉了。”周梦公分析道。


       “为什么要裁掉?”陈增福不由问道。问出口他就反应了过来,为什么裁掉,子安是不想别人直到自己的出处,如此一来,连范增这个名字的真实性也无法保证了。
       一时间,调查进入了死胡同,陈增福不免有些气馁。
       只见周梦公将台灯打开,仍是不死心地观察着信笺,看了一会儿,他拉住陈增福:“看,这是什么?”陈增福依稀可分辨,这信笺上残留了若干字痕,对准台灯,才看得清晰,“蒜、豆、萝卜、盐、斤……”他不由得念出声。
       看来,这信笺纸曾被人用作垫纸,从内容上看,很可能是帐房先生或者老板划拉的,“豆?难道是酱园?”陈增福也不能确定,但再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两人也只能一家一家酱园打听情况。


       第二日,周梦公和陈增福踩了一天的自行车,终于在日落之前,于第三区耀福街的“全味斋”找到了范庸,正如两人所猜测的一般,他是酱园的帐房先生。一见到范庸,陈增福不免激动:“未曾料想竟然是真名!”
       范庸却似乎早就料到了两人的到来,他也不解释为什么没留地址,周梦公只推想,可能是考虑到安全问题,如果被杜辛富的同伙得知可就不妙了,但若是他们警局的有心人,自然会找上门来。
       落座后,范庸才缓缓道来一切。他和杜辛富是同乡,其好友李甲子还是杜辛富儿时的武友,十年前,他去洛阳办事,和住在南门的李甲子浅聚,夜间,两人饮酒叙旧,正当时,杜辛富带着两个手下上门,只道是途径洛阳,拜访老友。


       范庸当时知晓“双头刀客”的恶名,但多年不见,早已忘却杜辛富的模样,兼之李甲子与杜辛富称兄道弟,他不疑有他,只当是江湖朋友,欣然一同饮酒。临别前,杜辛富拿出十两黄金赠予李甲子,将一块成色上佳的怀表随手送给了范庸。
       告别李甲子时,范庸将杜辛富赠送的怀表悄悄留下,并附上了一张条子“不敢领受”。后来,杜辛富屡次犯罪,报刊上的通缉令、大头照遍地都是,范庸一次看见了报上的人像,大惊失色,只暗中庆幸自己没有收下这血孽之财。


       再次相见,已经是十年后,范庸再西大街碰见杜辛富,仔仔细细地确认了一番,的确是当年举杯对饮的人。
       他本想直接冲到同处西大街的西安市公安局去,但又想,听说杜辛富枪法了得,万一局内的警察没有做好准备,又咋咋呼呼,岂不是白白受伤?
       又看杜辛富那嚣张的状态,范庸更加料定,要么杜辛富本事过人,要么这附近还有他的党羽,他根本不怵。回到家中,思来想去,他写下了那封举报信。


       地毯检索:抓拿归案,一场乌龙
       范庸能够提供的情报只有这么多,这令两人不免有些失望。但排除一切干扰因素后,周梦公决定将调查重点放在杜辛富的穿着打扮和携带物品上。
       杜辛富当时手中提着一个食盒,由此看来,他一定是定居西安好一段时间了,他们问了食盒的样式,范庸答道:“三层的,底层的两边有环状的拎襻,上面两层就像普通的蒸笼一样。”
       听了这话,陈增福便拍着脑子道:“我知道这种,一般是饭馆、点心铺子用的。”看来,杜辛富现如今在饭馆或者点心铺子当伙计。


       于是,两人再度开始了地毯式搜索,西安城内的吃喝店铺大大小小占据了城区的大半区域,两人跑了整整两天,才打探清楚。一些店铺有专门的外送服务,这种店子,大概占到了全部店铺的五分之二。
       可两人假扮成客人,又仔细搜查了三天,竟然毫无收获。范庸听了后面色古怪:“两位小干部怎么会以为杜辛富是在饭店当跑堂的呢?”
       周、陈二人直皱眉,范庸继续道:“他那副打扮,还带着遮阳帽,肯定是哪家公司或者有钱人家的听差,那日应当是上头向馆子订了包饭,派他去取。”
       这一番话说下来,周梦公推测,这杜辛富的东家,应该是在西大街附近,西安食肆众多,他的东家没必要订一家距离很远的馆子。


       随后,两人专门蹲守万福瓷器行,“我不信他只订一次包饭,竟然是包饭,他要么自己取饭,要么自己还饭盒,只要他还出门办事,就一定能蹲到。”
       终于,在六日后的午间,陈增福发现了一个肖似杜辛富的中年男子,告知化装成邮差的周梦公后,后者骑着车,隔着一条马路缓缓跟踪。
       当下,他们立刻派人去了区政府卫生股,请人派员以“抽查食品卫生”为名到杜辛富东家包饭的饭庄,抄下了所有包饭客户的名单。
       用食盒送包饭的客户仅三家,其中两家还都是两人份的,因此,哪一个需要用三层食盒的客户毫无疑问就是杜辛富的东家了。


       终于找到了杜辛富的藏身之处,王朝北直接请示调了一个班的精干战士。当夜,商行老板敲响了大门,杜辛富问:“谁?”门外的老板只说自己和老婆吵架了,来店里睡一晚。
       杜辛富不疑有他,起身开门。谁知刚刚拉开门闩,外头的军警就冲了进来,将杜辛富死死按住。
       然而,经过审问后,结果却令人大惊失色,这个“双头刀客”竟然是赝品。“他的脖子上没有刀疤。”审讯员推测,这个名为“梁有道”的男子就算不是“双头刀客”,也必然和杜辛富有着脱不开的干系。


       这两个人实在是太像了。
       逼问之下,梁有道才吐露真情,他是杜辛富的双胞胎哥哥“杜辛财”,他称弟弟犯下大罪后,杜家本家就拉着他回乡下避难了,此后各自过活,再无联系。
       当人们问起杜辛富的踪迹,他只说:“我听说他早年死于帮派内斗,我才敢回陕西的,每次有仇家寻仇,我就给他们看脖子。”


       参考文献:
       王宏,龚培德主编.法治人生10周年优秀作品选2006-2016上[M].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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