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西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
引言
始皇帝嬴政横扫六国，秦朝建立，正式开启中华民族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帝制时代。
然而战国时代的严苛峻法已经不适合于大一统的局面，只是秦二世末年各地起义不断，后起之人刘邦深受严苛峻法的折磨，在义军占领咸阳后，便开始着手改变整个社会的法律体制。
一、占据咸阳“约法三章”，以仁治天下思想已初步形成
刘邦是从底层混济上来的，他深知天下百姓所需要的是什么，同时也明白想要真正夺得天下，必须要有一样东西——民心。
所以占据咸阳之后，马上以废除秦朝苛法为号召，同时与咸阳百姓约法三章：不杀人、不伤人、不偷盗。
此间话语一出，咸阳城百姓个个心向汉王，这也使得项羽入咸阳后，与刘邦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简简单单的“约法三章”不仅仅对刘邦争取民心、赢得楚汉之争的胜利而夺取政权起到重要作用，更是整个汉王朝立法的开端。
“约法三章”的出现，也体现出了汉与秦的统治方式的不同—由外部律法的严格约束开始转向律法与道德、客观与主观的双管齐下。
道德与法治的柔和在此时已经初见端倪，从思想观念上开展对百姓的统治。
二、“三章”转“九章”，汉初律法进一步完善
或许是每一个开朝君主都会有相同的烦恼，刘邦在登基之后，认为“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
于是命丞相萧何参照秦法，把里面适合使用的条目“作律九章”，以此来丰富汉王朝的法律制度和维护皇权的统治。
萧何将秦朝法律中的《盗》、《贼》、《捕》、《杂》、《囚》、《具》六章作为基础，在此之上添加规定户籍、田赋、婚姻等事的《户律》。
规定征发徭役、城防守备的《兴律》以及规定牛马畜养的《既律》三章，以此汇集编著成《九音律》。
也是从《九音律》的著成开始，整个两汉才有了真正的作为基本律法，汉也正式成为中华民族的第二中央集权制的王朝。
此时期的尝试可以说是开拓性的，将过往的规则打破再重组，在这之中不断地寻找一个节点、寻找一个尺度。
在这个尺度之内不断地探求百姓的底线，无疑是一代朝臣和天子的智慧所在。从“三章”到“九音”，整个王朝的法治制度不断地完善、增补。
与秦不同部分之处在于汉的法治制度开始了一种新的尝试—以道德为规范、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规定开始受到朝廷官方的默许，甚至可以说是保护。
这使百姓在思想上有了束缚，以此避免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出现。
此亦为以后的王朝统治画下了一个圈，没有任何一个君主能够突破这个范围，只能在这个圈里不断地巩固自己的统治。
三、汉王朝“内忧外患”局面促使董仲舒的出现
汉王朝初期的立法制度虽说在道法合一上已经初见端倪，但是“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俨然是相对落后的治国思想，而且真正的“大一统”时代也并未是一家之言便可以巩固的。
汉景帝时期由于高祖刘邦的“历史遗留问题”，七国之乱使得汉王朝面临着分裂的危险，这样的局面已经不是“无为”可以维护稳定的了。
也正是如此，对中华民族有着极大影响的政治家—董仲舒，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定下了在后来各个朝代都依然遵守的统治规则。
董仲舒的出现是带有他的历史使命的，纵观其一生，最辉煌的时刻莫过于被撰写在历史课本中的那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一政策之所以受到汉武帝的重视，不仅仅是因为景帝时期七国之乱，更是因为这是历史发展到这个时刻的必然性。
第一：
汉朝建立之始，刘邦恢复周朝分封制度，加封了十数位同姓王和异姓王，随着后来异姓王的相继陨落，整个大汉朝堂已然成为刘氏的天下。
由于没有明确的继承制度，同姓王的代代相传，已然失去了对汉朝皇权应有的敬畏。
用现在的历史眼光去看，如果一封诸侯可以自由征兵、制定赋税制度，这无疑对正牌皇室的统治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发展到景帝时期，这一矛盾最终爆发。对于此时大大汉王朝来说，加强文武百官以及百姓对皇权的敬畏是当务之急。
第二：
由于分封制的余患和越来越趋向于秦朝的严苛峻法，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愈演愈烈，不同地方的制度不同导致百姓的生活压力不同。
再加上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北方匈奴对中原更加虎视眈眈，这一局面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外忧内患。
但是文景帝的改革使得国库充盈，给予了汉武帝极大的信心，于是采取“贤良方正”地政策，要各地方官员举荐贤良之人进入长安献计献策，以此来改变当时的局面。
有了这两点必要条件，董仲舒的思想能够崛起并推行，也在情理之中了。
四、“天人三策”与董仲舒的崛起，中国两千年立法中心正式确立
历史上的董仲舒是一个长寿的人，在那个年代可以活到七十几岁的可以称得上是“古来稀”，与董仲舒的实际寿命相比。
他的政治理论实在是长寿，在整个中华大地上足足活了有两千多年，就算是被外族统治的时代也依然没有被废除，这才是真正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董仲舒的第一条思想便是在历史书中无数次被提到的“大一统”
所谓的大一统听上去高端大气，实际上是《公羊春秋》中的一个概念。
主要是在思想上主张确立一种主导思想，同时不允许其他思想主张继续传播发展下去，不然会使得百姓的思想太过活跃，从而影响到皇权的统治。
之所以会选择儒家思想，一方面是因为董仲舒自己就是一个资深的儒家学者，如果以其他思想为正统，后面可能就没有他什么事了。
对于董仲舒来说，实现政治理想的前提是保证自己的饭碗。
另一方面，原始的儒家思想的中心就是维护皇室的权威，提倡“礼”的存在，所有人都应该对皇室充满敬畏，这与当时的需求不谋而合。
第二条思想便是大名鼎鼎的“天人感应”亦或是“君权神授”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实际上是以社会、政治来说的。
《春秋》中所记载的各种自然现象被董仲舒拿来当作为社会衰败的原因，简单来说就是皇帝作为“天子”，做了什么不对的事，上天会降下灾祸，以此来或提醒、或惩罚皇帝的过失。
这一点一方面告诉世人，皇帝作为“天子”也会犯错，并不是任何事情都会做对，同时也告诉所有人，皇帝做错了事是由“天子”的父亲—老天爷，来教训和惩罚皇帝。
其他人没有这个权力，依然要对皇帝万事顺从、毕恭毕敬。
这一思想的精妙之处便是在于运用了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同的观念—天最大。
老天爷决定着每个人的旦夕祸福，所以每个人都要尊敬老天爷，皇帝成为“老天爷的儿子”，每个人也都要敬畏皇帝。
与此同时，这一思想也并非让皇帝可以肆无忌惮。
因为如果皇帝不作为，天降灾祸过多，大家就会认为这个皇帝并非真正的“天子”，那么大家就可以找出真正的“天子”来当皇帝，将当政的“假天子”废除掉。
在社会科学水平低的时代，天命论在人们思想中的影响极深，董仲舒就采用了"天"来限制皇帝个人的私欲，制约他至高无上的权力。
并把秦始皇权力不受制约，引发农民起义，速亡国的惨痛教训与天命相结合。
正是因为这样，“天人合一”也变成了皇帝的精神枷锁限制了皇帝的私欲和权力，为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意义是深远的。
第三点便是“以德治国”，通俗些说就是以德治天下
“以德治国”的原始思想也是由孔儒学说而来，但是并非照本宣科，而是结合了传承了千百年的宗族制。
这一体制的思想根源还要追溯到文明尚未建立的部落时期，为了谋求生存而聚集在一起的人群组建成部落，随后慢慢演变成“家族”。
确切意义上讲“家族”其实就是创业团体，是为了谋求集体的利益最大化而形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因为有利益的驱使所以相对更加稳定。
有了群体便要有规矩来维持稳定，便有了宗族制。这是一个在中华大地已经传承的千年的思想，已经深深地刻到每一个人的骨髓之中。
董仲舒将这一思想与儒家进行结合，将“仁义礼智信”立为家族继承人需要具有的品德，其实是将“忠君护主”的思想由朝堂推广到整个天下，皇权的维护也就从文武百官进而扩展到家族的首领。
结语
时间进展到汉武帝时期，整个汉朝的法律体系与治国思想俨然形成，在这个体系之中，没有任何一方是完全自由的，庶民受制于族长与地方官，官员受制于皇帝。
皇帝受命于天又受制于天与黎明百姓，整个社会结果形成以和闭环，彼此制约、互相牵制。
这一制度不仅仅体现出了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主要特点，更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制衡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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