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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元年(184年),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以宗教形式组织的农民大起义——黄巾起义爆发了。


1、为何“岁在甲子”?


光和(178-183年)、中平(184-189年)之际,在京都和一些州郡,发生了相同的怪事:京城寺门、州郡官府的墙壁上,到处都出现了用白土书写的“甲子”字样。


这预示着农民起义的暴风骤雨即将来临。

“甲子大吉”是汉代颇为流行的观念。张角等人为了取得最大的社会效应,表明自己领导的造反是上承天命、下顺民情,所以选择“甲子”年这一“大吉”之年作为起义的良辰吉日。

伴随着太平道的16字口号在教徒中流布,“吉期举事,天下大吉”的观念逐渐深入数十万教徒心中。

东汉王朝各级政权是造反大军打击、摧毁的对象,太平道教徒纷纷以白土在自己即将打击的对象上书写“甲子”二字,以营造一种鼓动与激励人心的气氛。

在群情日益振奋之中,起义的各项准备都顺利地进行着。

为了更为妥当、慎重起见,太平道的首领张角、马元义等人曾数次潜入京师,观察形势,并且策动了中常侍徐奉、封谞,让他们届时作为起义的内应。

起义总部调荆扬方面的太平道首领马元义率领数万人,定期集中于邺(今河南安阳),以便在起义爆发后配合主力攻打京都洛阳。

一切准备就绪,起义总部决定:于甲子年(中平六年)三月五日,在京师和各州郡同时起义。

正当数十万教徒满怀激情,摩拳擦掌地翘首期待那神圣的日子到来之时,形势却骤然发生了不利于起义军的变化。


2、黄巾军的起事


中平元年(184年)二月下旬,也就是在预定起义日的前十多天,张角的弟子唐周向朝廷告密,将起义计划全部泄露。顿时,京师洛阳被一派白色恐怖所笼罩。

义军重要首领马元义被逮捕,并被车裂于洛阳。灵帝又诏令将唐周的告密奏章遍传三公府及司隶衙门,紧急追查京师百姓及宫廷卫士中信奉太平道者,由此诛杀了千余人。紧接着,他又诏令冀州追捕张角等首领。

中平元年(184年),春寒料峭的二月,一个尤为不平静的夜晚降临了,浓烈的火药味和剑拔弩张的气氛在漆黑的夜幕下弥漫着。

夜已经很深了,京师洛阳的宫廷中,一帮朝廷要员,一个个铁青着脸,杀气腾腾地忙着调兵遣将,编织着一张更大的屠杀网;京师的太平道教徒已倒在血泊中的不幸消息,很快传到了太平道总部。

面对突变的形势,张角当机立断,在辉煌的灯火下,一连写下36封檄文,遣人星夜飞送诸方渠帅,约定檄文到达之日,立即起义。

大起义被迫提前到甲子年二月发动。

虽然是仓猝之间开始的行动,但由于起义毕竟已经过十余年的组织与准备,所以张角一声令下,大起义的暴风骤雨即成排山倒海之势,数十万贫苦民众立即同时拿起了武器,发出了惊天动地的造反呐喊。

义军头裹黄巾,以为标志,因而有“黄巾军”之称。头裹黄巾的义军所到之处,便是黄澄澄的一片,权贵及富人惊恐而怨仇地呼其为“黄巾贼”、“蛾贼”。

张角自称“天公将军”,角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弟张梁称“人公将军”,兄弟三人为起义的最高统帅,全国几十万教徒云集在三大将军麾下。

黄巾主力活跃在大河南北的豫州、冀州两大地区。张角兄弟所率主力,活动于河北广阳、广宗、钜鹿等地,他们活捉安平王刘续、甘陵王刘忠,攻杀幽州刺史郭勋和太守刘卫。波才、张曼成率领义军活动在东汉王朝的统治中心地区——颍川、南阳,他们诛杀南阳太守褚贡,击败汝南太守赵谦,占据颍川郡城。在东郡,则有卜己,领导的起义。

一时间形成了一种“遐尔摇荡,八州并发,烟炎绛天”的蓬勃而巨大的声势。


黄巾军到处,焚官府,诛官吏,杀地主,其军锋所指,政权立即土崩瓦解,官吏无不抱头鼠窜。


3、大赦“党人”


大敌当前,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王朝统治集团内的派系斗争也就暂时缓和下来。

在灵帝的御前紧急会议上,北地太守皇甫嵩建议:通过解除“党禁”来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以应付危局。

自从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为党人翻案惨遭杀戮之后,好些年都没人敢重提解除“党禁”。

到光和二年(179年),趁着灵帝遏制权宦之机,上禄长和海才上书称:“礼,从祖兄弟别居异财,恩义已轻,服属疏末。而今党人锢及五族,既乖典训之文,有谬经常之法。”

灵帝出于遏制权宦的需要,便采纳了和海的建议,解除了“党人”从祖以下的亲族之禁锢。

应该说,皇甫嵩解除“党禁”的建议是很有见地而又合时宜的。可是灵帝并没有像对其他重大问题那样,在会上当场就拍板确定解除“党禁”。

此刻的灵帝并非不懂得皇甫嵩所言的道理,他何尝不想谋求统治集团内的精诚团结。只是他深知,“党禁”之事一直是宦官与官僚两大集团矛盾斗争的焦点,所以他很是担心,如果“党禁”这一问题处理不好,又将引发新的内部矛盾与争斗。

怀着满腹迟疑的灵帝,不得不就“党禁”之事专门征求中常侍吕强的意见。在灵帝的心目中,吕强是一个极为难得的人才,作为中常侍,他不仅具有一般常侍少有的“清忠奉公”精神,并且还很有政治见识,曾多次上书进谏,因此,灵帝很器重这个中常侍。


吕强对灵帝分析形势说:

“‘党禁’之事积了十几年,凡是与‘党禁’有关的人积怨都很深,如果现在还不赦宥‘党人’,恐怕‘党人'及其同伙会与张角合谋,推波助澜地将黄巾谋反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到那时,后悔就来不及。”

吕强的这番分析,终于促使灵帝下决心大赦“党人”,不仅起用有才能的“党人”为官,同时允准流放边地的“党人”亲属返归故里。

大赦党人的措施,深得朝中大多数文武百官之心,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文臣为朝廷尽智竭忠、武将为朝廷驰骋于硝烟弥漫的沙场,更有为数不少的“明战阵之略”及有其他才能的“党人复出为朝廷卖命。

朝廷的财经早已捉襟见肘,镇压黄巾军却将耗费巨额军费。

为了筹足军费,灵帝一面诏令百官出马、出弩,自己也带头,把中藏的私钱、西园的私马拿出来用于平叛。

军事上,灵帝急令各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以抵挡逐渐向京都洛阳逼近的黄巾军。接着,任命何皇后的异母兄何进为大将军,率领宫廷禁卫军及京城卫戍军,驻守都亭,以守卫京师。在洛阳周围的函谷、大谷、广城、伊阙、轩辕、旋门、孟津、小平津等八大要塞,设置都尉,以加强战略要地的防御,筑成京畿地区第一道防线。

又调集五校、三河的骑士、并招募精勇合40000余人,令左右中郎将皇甫嵩、朱儁各统一军,负责镇压对洛阳威胁最致命的颍川黄巾军。平定黄巾军的序幕便从这里拉开。


4、长社之战


灵帝倾其最精锐的兵力于颍川,欲一举击败黄巾军,解除对东汉京都的直接威胁。朝廷的精锐遭遇上势不可当的黄巾军,一场鏖战马上在洛阳附近展开。鏖战中,波才指挥的黄巾军屡败官军,皇甫嵩只好率军退守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波才又立即率重兵困围长社城。

满以为胜券在握的灵帝时时刻刻都在盼望颍川传来捷报,可想不到从颍川战场上传来的却是官军连战屡败的消息。如果颍川一旦陷落,对于灵帝和他的王朝来说,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于是灵帝顾不上怪罪皇甫嵩、朱儁二帅,立即遣骑都尉曹操率兵救颍川。

作为颍川战场的主帅皇甫嵩与灵帝一样心急如焚,他很清楚颍川战事的成败直接决定他自己与王朝的生死存亡。

他固然有杰出的军事才干,有满腔报效朝廷之志,同时又握有朝廷的精锐之师,但敌军毕竟过于勇猛与强大了,所以,一时间他根本无法扭转战局。长社被重兵困围之后,写在将士脸上的惊恐日益增长着。

这一切,皇甫嵩都看在眼里。为了东汉王朝,皇甫嵩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是他从未感到肩上的担子如此沉重过。

重荷之下,这员东汉王朝的栋梁之将也不禁生出一缕缕惶恐与担忧。不过,皇甫嵩将这些消极心绪全部深藏了起来,他要以自己的沉着向全军将士昭示信心,以期鼓舞他们。皇甫嵩心里异常清楚,与“贼军”碰硬,只有死路一条,必须寻找“出奇制胜”的机会,才可能转败为胜。

皇甫嵩终于盼来了一个狂风大作的夜晚。

尽管黄巾军人多势众,又勇于冲锋陷阵,可是与官军相比,他们既缺乏必要的军事训练,又少作战经验。他们依草结营,本来就犯了兵家之大忌,而军事上的接连胜利,又使他们滋生了轻敌情绪,黄巾军的营地逐渐几无警戒。

皇甫嵩早就瞅准了他们的这些致命弱点,他立即召集各级军官商定了乘夜色火攻敌营的计划。

皇甫嵩遣人因风纵火。草遇火燃,火随风炽,刹那间,黄巾军营地烟焰冲天,人仰马翻,乱成一片。

城中官军趁势一鼓作气地奔袭黄巾军营,措手不及的黄巾军则在惊恐中奔逃。正值颍川黄巾军开始转胜为败时,曹操率领一支生力军也赶到了。

于是皇甫嵩、曹操与朱儁相互配合,夹击黄巾军。经过激战,黄巾军大败,几万人惨遭杀害。


5、南阳之战


颍川黄巾军的失败,解除了对东汉王朝的直接威胁,灵帝一直悬挂的心也随之稍安。于是,他立即封赏功臣,封皇甫嵩为都乡侯,朱儁为西乡侯。紧接着,灵帝又诏令皇甫嵩率军北上,进击冀州黄巾主力;朱儁则转向南阳,围剿南阳黄巾军。

南阳黄巾军在张曼成的指挥下,也与官军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斩杀南阳太守褚贡之后,又将新任太守秦颉围困于宛城。秦颉依坚城拼命困守,双方相持百余日。到六月,张曼成不幸阵亡。黄巾军一边推赵弘继任首领,一边壮大队伍,很快便拥众十余万。经过激战,黄巾军终于夺取宛城。然而,当朱儁率颍川战场的官军精锐增援南阳以后,南阳局势便开始发生不利于黄巾军的变化。

六月,朱儁与荆州刺史徐谬、南阳太守秦颉以近二万的兵力围攻赵弘,欲夺回宛城,但是争夺到八月,仍毫无进展。

有的朝臣风闻朱儁久战无功,便奏请征朱儁问罪。已经沉不住气的灵帝竟然打算采纳这一建议。

司空张温进谏说:

“在古代秦用白起,燕用乐毅,他们都是旷年历岁之后才夺取胜利的,因朱儁在颍川的功勋和才能,皇上才诏令他引师南向。时至今日,朱儁肯定已确立了自己的作战方略。臣闻临阵易将,兵家所忌。应当再给他时间,并责令其成功。”

灵帝总算听了张温的劝阻,避免了在调兵遣将上的轻举妄动。


朱儁获灵帝诏书,既对灵帝的宽容感恩戴德,更被“限期克敌”的军令压得喘不过气。于是,在感激之情和重压的推动下,朱儁身先士卒,向敌营发起阵阵急攻,将黄巾主帅赵弘斩杀。赵弘虽然战死,但黄巾的有生力量却并没被摧毁,所以其副帅韩忠依然恃众据宛城与朱儁对峙。

急攻、硬拼的成效不大,朱儁便逐渐冷静下来,重新思量,调整克敌方略。敌我兵力悬殊的现实,使朱儁也选择了“智取”的方式。接下来的一些日子里,朱儁部在宛城西南大修工事,这立即引起了城中黄巾军的警觉;随即,又在宛城西南虚张攻城的声势。

韩忠不知虚实,遂倾重兵于宛城西南严阵以待。朱儁则亲率精兵5000,悄然移师宛城东北,轻而易举地攻入宛城。韩忠惊闻城东北失守,只得慌忙退守内城,接着又遣人向官军乞降。

可能官军其他军将希望早日结束战争,都同意受降,唯独朱儁坚决反对。南阳黄巾军前期的力战坚守,使朱儁差点被灵帝治罪,所以朱儁尤其痛恨南阳“反贼”,他哪里还情愿放“反贼”一条生路?

同时,朱儁满以为乞降的黄巾军已无斗志,可毫不费力地一举全歼。城中10万黄巾军,乞降不受,求生不得,因此只得重新鼓起斗志、拼死相战。10万黄巾军拼死相战,官军进攻又难获进展,双方再次处于胶着状态。


忽然,朱儁下令撤围,官军退出了宛城。韩忠以为官军撤围是出于连战不克的无奈,于是号令将士倾城出追。早已精心策划与准备的官军突然杀了个回马枪,韩忠才知又中了官军诡计。慌忙中,韩忠急令将士拼死抵抗,好不容易才冲出重围。重新获得生机的众多黄巾军,完全丧失了被困围时的斗志,一个个都无心恋战,只顾觅路逃生。官军穷追数十里,屠杀黄巾军万余人,俘获韩忠。至此,南阳黄巾军也被镇压了下去。


6、黄巾起义的被平定


就在颍川战事方酣之际,黄巾军总指挥张角猝然病死,河北黄巾军在张梁领导下,在广宗与率精兵扑将过来的皇甫嵩展开了血战。张梁部众英勇善战,连败官军,皇甫嵩只得鸣金收兵,闭营休士。

屡战屡胜的黄巾军,连日来一直不见官军有什么动静,也就渐渐麻痹大意起来。在黄巾军麻痹之时,官军趁着黎明前的黑暗,偷袭黄巾军。

尚在酣睡的黄巾军被动应战,往日的勇气也就随之锐减。虽然如此,黄巾军凭着与官军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慨,仍然与官军进行着殊死搏斗,双方从黎明酣战到傍晚。

结果,张梁和30000黄巾军战死,另有50000黄巾军赴河而死。官军焚烧黄巾军车辆30000余辆,俘虏黄巾军妻子儿女无数,并掘张角墓斩棺暴尸,“传首京师”。

最后,皇甫嵩又与钜鹿太守郭典联兵,共攻张宝于下曲阳,并于十一月大破张宝军。这一役,张宝战死,十余万黄巾军被屠杀。皇甫嵩大获全胜之后,用黄巾军的尸骨“筑‘京观’于城南”,以炫耀官军战胜黄巾军的武功。

张角通过太平道组织和发动的数十万农民的大起义,仅历时九个月,就被官军残酷镇压下去了。可是,农民大起义并未由此而结束,各地黄巾军余部仍然在坚持斗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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