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笔到史笔：清朝对《桃花扇》的接受

       自《桃花扇》从康熙三十八年三易稿而成，并搬演上舞台后，就引起了极大的影响。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对《桃花扇》的讨论与欣赏一直都不曾停止过，因此关于《桃花扇》的诗词也数量极多，从袁行云的统计数目就可以显示出《桃花扇》在清代之流行程度，
       诗集中有《桃花扇题词》的有四十几人，在上文引用中未一一列出。
       袁行云还提到，关于《桃花扇》的咏剧诗所作数量最多的为罗天阊，一人就作了一百一十六首，几乎可以成为一个专集。其次为黄体正，作了四十四首，分咏每齣。
       从这些咏剧诗、词、题词、跋语，我们就可以发现与孔尚任同时代的人及其后人是如何看待《桃花扇》的，《桃花扇》在他们心中究竟是如何与南明历史有着何种关联。


       一、康熙年间对于《桃花扇》的接受
       在《桃花扇本末》中，孔尚任提到自己的创作过程，说在写作过程中，他的朋友田雯每次来京，“每见必握手索览”，在朋友的鼓励之下，最终将《桃花扇》完稿。可见当时孔尚任的朋友们对这个作品，已经心有所知，前文也提到过，康熙年间的刊本上就已有题词、跋语，
       每折之中也有句批和总批，这些都是友人们借读《桃花扇》后写下的。
       但孔尚任通通记录刊刻，认为这些评论都非常契合自己的心意。而“至于投诗赠歌，充盈箧笥，美且不胜收矣，俟录专集。”可见与孔尚任同时代之人对《桃花扇》所写之事，所发之感还是深有感触的。
       在《桃花扇》面世之后，依稀有遗老在世，也有孔尚任之官场同僚，他们对《桃花扇》之搬演都有着不一样的感受。


       于明朝遗老而言，《桃花扇》中所记之事，不少都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因此观剧时，颇多感慨。孔尚任在记《桃花扇》之演出盛况时，就写到：“然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地酒阑，唏墟而散。”
       这一段就是专门记载故臣遗老们观剧之后的反应，对于剧中所演之故事，必定能勾起他们的故国之情。
       引得他们掩袂唏嘘。至于遗老们关于《桃花扇》观剧的诗词，暂未得见。但从孔尚任的这番记载，也颇能将他们的心境窥得一二。除却遗老外，在康熙年间的刊本上收集的都是与孔尚任有往来之人，其中不少是清朝官员。
       这些已经对清朝的合法性表示认同的官员和读书人在咏剧诗中，对《桃花扇》也都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感受。


       在康熙四十七年刊印的《桃花扇》版本中，收录有序、跋文、题词。纵观之，有对孔尚任之创作主旨表示认同的，也有对孔尚任的春秋笔法表示赞赏的。对与孔尚任同时代的人来说，体认由朝代更迭带来的兴亡之感并不困难。
       田雯就是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提到的少司农田纶霞，时为户部侍郎，号山蕕子，与孔尚任交好。
       这种因《桃花扇》而带来的国家兴亡之遗恨，在当时人的感受中非常普遍。还有朱永龄的题词，这些题词中，都表达出了《桃花扇》中所体现的兴亡之感而带来的“悽音楚调，声似回澜”之感受。
       同时孔尚任在小引中也写到创作《桃花扇》之目的，其实就是为了知前朝亡于何处，以为今日惩创人心之用。


       因此在题词中，也都出现了南明消亡之因的探讨。如“福王少小风流惯，不爱江山爱美人。”讲的就是福王昏庸，再如与孔尚任相交甚笃的王特选，也有题辞，
       较详细地论述了由《桃花扇》而带来的对南朝灭亡之因的思考。
       二、雍乾以降对于《桃花扇》的接受
       康熙五十七年，孔尚任逝于阙里老家，这位剧坛巨星虽然陨落，但《桃花扇》的魅力依旧，引得文人们继续评点。与《桃花扇》相关的诗词作品很多，自雍乾以降，感慨兴亡盛衰的作品始终都存在，
       如“好比东京孟元老，梦华一录感兴亡”、“百二江山成废壘，都将闲话付渔樵”都是在感慨盛衰更迭，物移事变。


       再如“赖有菰芦遗老在，暗将清泪滴铜驼”、“试按红牙歌法曲，清樽银烛不胜愁”都是在抒发阅读《桃花扇》后，带来的一种悲戚感。除了这种抒发自身感情体验的诗句之外，对《桃花扇》中的本事进行细致解读的诗越来越多，
       如茹纶常的十首咏剧诗就细致的解析了《桃花扇》中的人物和事件。
       这十首诗将《桃花扇》中的人物角色都作了具体的分析，同时对剧中的历史事件、题材内容都有具体的考证。如果说《桃花扇》面世之时，相距南明灭亡还未远，因此根据剧作而分析亡国之因是当时有益于新朝社稷的，
       到了此时，文人们则转向关注剧作本身中的历史事实，而这一转向也说明《桃花扇》由于其特殊的内容。


       即诗中所谓的“南渡伤心史”，到此时已经成为了文人们心中有异于其他剧作传奇的存在，因此诗人认为“可作南朝野史传”。《桃花扇》进一步紧紧地和南明历史联系在了一起，例如“读到云亭新乐府，南都遗事总凄然”，这种感情体验就已十分普遍。
       同时也出现了不少带有考证剧中史实的诗。
       这种考证就完全忽略了《桃花扇》本为传奇，一直强调史实正确与否，似乎将《桃花扇》当成史籍来读，也反映了时人对《桃花扇》之特殊对待。结合《桃花扇》的剧情，再辅以史实考证，这是另一种咏剧诗的形式。
       在阮元所辑的《淮海英灵集》中就收录了张弓所作的《题桃花扇传奇》一诗。


       写到“蟋蟀相公工召敌，虾蟇天子本无愁”，就自注：“福王尝命乞儿捕虾蟇取蟾酥，合房中药，士英闻有似道之好，人称虾蟇天子、蟋蟀相公。”，写“至宝带进奸僧手，江南錢塞馬家口”，
       自注云：“士英纳贿，有僧利根为次馈献之高下，总宪李沾进一帶属，利根称为至宝，士英遂进御。”。
       这种是读者在读《桃花扇》之时，同时对剧中情节进行史实补充，福王只知征歌选舞，马阮二人也只知纳贿谋私，在剧本之外还有自己的补充。在清代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卻晋涵也撰有类似咏剧诗，
       邵晋涵为乾隆年间人，曾主持《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主要负责《史部》，对前明掌故十分熟悉。


       从九首诗作的注言中就可以看出不论是剧中出现的人物，还是与南明历史有关的人物，作者在注言中都是言之有据，整组诗的情感也以感伤为主基调，是熟悉整个南明历史后对其中人物沉浮的悲戚与同情之感。
       从咏《桃花扇》到对整个南明历史的感叹，不论剧中人物的真实历史遭遇如何。
       这种有一定事实依托，又有合理想象的传奇创作已经成为整个南明历史中不容忽视的书写。《桃花扇》搬演流传之后，对剧中人物的形象影响也颇大。孔尚任在剧中对人物的书写与处理，也是文人们的一个讨论点。
       李慈铭从剧作家的角度分析，认为孔尚任在剧中对历史人物的塑造，都恰到好处，拿捏到位。


       如对史可法、黄得功二人，“虽写其忠，而皆不满”，因此在《解哄》与《哭师》两齣中，写史可法时，“皆极形其才短”，表现出其无能为力，写黄得功时，则“明其养贼而不知”，写他用人不当，未能看清田雄。写高杰与左良玉，“两人皆南都兴亡所系，写之极得分寸。”
       至于马、阮二人，为巨奸，自是罪大恶极。
       但是非降清朝而死，因此“东塘传其死亦核，且深得稗官家法”在剧中为阉党奸权的马阮二人自是不必说，不论是典籍还是诗歌，只要涉及到二人，必定将二人视为亡国之因，如“君相癫狂将帅骄，妖姬狎客送南朝。”与之相反的是李香君的形象，
       自《桃花扇》之后，香君就非一般的青楼女子，而是深明大义，识忠辨奸。


       陈文述在《题李香小影》的序言中就提到，他在安东行馆的墙壁间得到了一幅李香君的小影，形容画上的香君为“长身玉立，著澹紅衣，碧襦白练裙。图中梅树二映，以奇礓凭梅佇立，眉宇间有英气很色。”
       并题诗赞云：“居然气节胜东林，慷慨拒奁还却聘”。
       作者从一幅小影中看出了香君眉宇间的“英气恨色”，这种形容应该是受《桃花扇》中香君形象的影响。因《桃花扇》中对香君的描写，而随之带来的一种固化印象。
       这种印象一旦深入人心以后，就会自然而然的影响对现实相关事物的评价。对李香君的吟咏一直未绝。


       到晚清及民国时，因受当时社会环境影响，更是出现了许多吟咏香君坚贞不屈，胜似男儿的诗歌。晚清民国在国力日益衰弱，内忧外患，动乱不安的情况下，清廷对文网的控制渐驰，前时的一些禁书在此时纷纷冒头，
       许多文人都开始搜罗在之前，被列为禁毁之列的南明野史笔记，而以南明史事为主要内容的各种史书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桃花扇》这部讲述明末清初弘光南明小朝廷的兴亡，再次赢得晚清文人们的关注，关于《桃花扇》的诗歌与文章研究都纷纷出现。
       在晚清与晚明这个相似的时间节点上，晚清文人们对《桃花扇》的关注点也带有浓厚的时代气息。


       三、总结
       自《桃花扇》完稿以后，与孔尚任同时代的士大夫们对其评价颇高，《桃花扇》的内容与旨趣为士大夫们带来了，对兴亡之感的抒发，从此时开始，《桃花扇》开始与南明挂钩，剧中的种种意象，如桃花、春灯、萧瑟秋景都开始与亡国之景关联，
       而对于南明历史而言，《桃花扇》建立于历史事实上的创作，也为其成为南明历史记忆打下了基础。
       舞台搬演与案头流传使得《桃花扇》在后世依旧保有活力与影响力。另外晚清与晚明，这两个相同的时代处境，使得此时的人们对《桃花扇》中的兴亡之感有切肤之体会。
       在阅读或观演《桃花扇》后，都不免流露出浓厚的悲戚感，开始让人们意识中国的积贫积弱，于是对种族存亡及民族命运都抱以极大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