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朝是清朝“康乾盛世”中承上启下的时期，一般我们所知道的雍正朝的贡献，最主要是表现在财政和税收方面。

康熙朝后期，清朝的财政出了问题，雍正朝给补漏，然后，乾隆朝继续霍霍，雍正留下的国库就是乾隆的底气。

但雍正不仅仅只给乾隆留下了一个里面银子堆得高高的国库，在社会治安问题上，雍正也给乾隆朝打下了很不错的基础。

社会治安问题在任何朝代都是个大问题，特别是古代，商品经济流通的最大敌人，就是遍布各地道路之上的盗匪。

这个问题在清朝入关初期，因特殊的时代背景，尤其严重。

至康熙朝后期，清朝在康熙皇帝的带领下，陆续击败了内、外战略上的对手，清朝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恢复和发展期。

这个时候的清朝，也将各地方和交通要道沿途的治安问题的重视程度提高。

但康熙秉承一贯的宽仁理念，即使是对严重威胁到社会治安，以及商品安全流通的盗匪，也是采取比较宽的态度。

当然，涉及到反清复明性质的盗匪，不在康熙的宽仁理念对待范围之内。

康熙认为盗匪中有不少是普通百姓中的“良善之人”，他们“或亦系饥寒所迫”，才沦落为盗匪，他表达的态度是“深为怜悯”。

因此，康熙主张对官府抓捕到的盗匪，不是一刀切的全杀掉，仅仅只杀掉首脑和涉及到伤害他人生命的匪众，其余的全部“减等发落”。

并且，康熙还经常在每年勾决死刑犯时，对部分受某些逼迫，才杀人落草成为盗匪的死刑犯予以宽宥。

这样的态度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坏的一面就是，很多盗匪觉得，既然被抓后也有机会活下来，那就继续把这份工作干下去，不用依靠主动自首求宽大。

特别是盗匪中的从犯，反正不会死，就跟着能抢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包括跟盗匪有勾结的地方豪强，也不会主动举报或自首，以配合官府剿匪。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康熙的宽仁态度，地方官员也没有全心全意去缉捕盗匪，辖地内抓的盗匪多了，没准还会落下逼民为盗或纵民为盗的官声，故而，地方官员并没有多强的意愿去对付盗匪。

如此一来，盗匪问题在康熙朝，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社会治安问题依旧很严重。

直到雍正继位后，大幅度改变了康熙朝对盗匪从宽的原则。

雍正把盗匪问题和他深恶痛绝的贪官朘削问题并列为危害到百姓生计的首要问题，并主张用严刑峻法来对待。

雍正对于“良善之人”为盗的看法是：“良善之人，虽遇饥寒而亦断不为盗，凶恶之人，不必饥寒而后为盗，其理显而易明。”和康熙的看法截然相反。

在地方官员缉拿盗匪的督促上，雍正也无比重视，要求他们“上紧缉拿，尽法处治”，“多题达几件明正典刑，使贼徒知道惧怕才好……未获的贼就不擒拿，如何使得？”

如广东地区盗匪问题严重，主缉拿事宜的提督董象纬清缴盗匪不力，雍正就直接发出警告说：“你若仍因循，虚应故事，朕少不得轮流更替。”

有雍正的直接督促，地方官员也只能把缉拿盗匪的问题当成首要大事来抓，效果自然要远远好于康熙朝时期。

在针对盗匪的法规上，雍正在把政敌都清理得差不多了后，也大胆地把康熙时期的法规予以更改。

如雍正四年，因直隶地区的盗匪增多，雍正就专门以圣旨的形式叮嘱地方官员：“当年圣祖仁皇帝法外施仁，凡有盗案。命大学士会同三法司核拟。止将为首起意、并伤人之犯拟斩。余俱减等发落。乃不法之徒不思感激，愈肆玩法，甚属可恶，可谕内阁、刑部：自雍正五年正月初一为始，直隶盗案事发，仍照旧例，不分首从皆斩。”

至雍正五年十一月，雍正更是明发上谕通知各地方官员：“嗣后凡系强盗拒捕，将官兵杀死之案，除同伙伤人之时该犯不在一处仍照旧例议罪外，其同在一处或三五成群，虽非下手之人，既在旁目睹，即系同恶共济，法所难宽，应照旧例，即行斩决。”

并且，雍正还拒绝对盗匪予以自首从宽，雍正七年，时任广东巡抚的傅泰，本来准备用“预首给赏”的方法，鼓励盗匪同伙自首。

但雍正对此法严加指责，傅泰抗辩时表示：“积盗中，有一时贪昧被诱入伙者，所得所分不过旧衣数件，铜钱几百文……法无可贷，计其赃数，又可悯……此等匪类无非愚民。”

雍正竟然直接骂傅泰：“你若穷了，必然亦肯做强盗也……朕若准行（傅泰之法），则天下人不笑汝，如朕鄙笑汝者，议朕为大可笑皇帝也……看汝爱惜强盗……又是一个不中用之物也。”

雍正对盗匪的强硬态度，虽然增加了原有盗匪的抓捕难度，但却震慑了不少和盗匪有隐形勾结，以及因各种原因，想加入到盗匪中的人，让盗匪的生存空间和势力的扩大平添了相当的难度。

雍正一边转换康熙时期对盗匪的宽容态度和法规，一边把缉拿盗匪跟官员的升迁、处分联系到一起，逼迫他们下大功夫对付地方上的盗匪，双管齐下，到他去世前，各地的盗匪问题得到了基本的解决。

康熙留给雍正的不只是严峻的财政问题，还有社会治安问题，雍正为乾隆留下的，也不只是充沛的财政盈余，也有良好的社会治安。

所以，乾隆在登基后，评价雍正时期的政治收获时说：“我皇考爱民之深，忧民之切……日夜捕缉，积岁月之久，然后道路少响马及老瓜贼，而商旅以宁……此皇考十有三年政教精神之所贯注而海内臣民所显见其功效，实享其乐业者也。”

由此看，乾隆朝前期的国泰民安，主要功劳还是在雍正身上，雍正把脏活、累活全干了，乾隆只需要享受所谓的盛世就好。

参考文献：《康熙起居注》《雍正起居注》《雍正实录》《乾隆起居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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