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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出反常必有妖：一本关于历史疑案的新书

蓝山发布于 13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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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
       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五月，西京洛阳，人心惶惶。一些百姓宣称，他们在夜里看到帽子状的妖怪飞入普通人家，幻化成恶狼伤人。
       人们对这起恐怖流言深信不疑，并根据其外形，称这作恶的妖怪为
       “帽妖”
       ，或“席帽精”。城中百姓害怕帽妖袭人，一入夜便紧闭门窗，男丁们还拿起武器，轮流守夜，严阵以待。
       很快，“帽妖”就进入东京开封、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并从伤人升级成了“食人”。
       诡异的是，大家传得有鼻子有眼，连宋真宗都被惊动了，但官府始终没有收到过有关帽妖吃人的真实命案报告。

       吕夷简、吕言、王曾等名臣皆介入调查这起所谓的“帽妖案”。
       最后抓到了三个人：和尚天赏、道士耿概和张岗。
       经调查，这三人在民间广收门徒，聚众传播邪教。他们还供出了一个名叫张子元的“散人”，说他也参与其中，曾召集数百人恶意造谣。
       于是，这起闹得沸沸扬扬的“帽妖案”，以“造妖书妖言罪”判决，处死了六个人而告终。
       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一起震动北宋三京的恐怖谣言，真的是几个和尚、道士、散人操纵出来的？
       事出反常必有妖，背后定有高人在操盘。然而，朝廷从上到下只想抓几个替罪羊来结案，谁都不敢深究，从而导致这起离奇案件迄今没有定论。
       去年，一部宋朝背景的古装剧讲到这个案子，我一时兴起，去查了天禧二年前后，包括宋真宗在位最后五六年的史料，发现帽妖案跟各种异常的
       天象（星变）
       几乎同时且频繁地出现。我的推理是，这起案子跟星变、灾异一起，都是朝廷中的一些重臣为了引起宋真宗注意而制造或强化出来的，目的是让身患重疾的宋真宗早立太子，防止大权落入皇后刘娥手中。
       水这么深，才能解释为什么朝廷办案高官都想大事化小。

       第二个故事：
       乾隆三十三年（1768），正在承德避暑的乾隆皇帝收到一份机密情报，发送者是山东巡抚
       富尼汉
       。
       富尼汉在里面向乾隆“邀功”说，他敏锐地抓到了几个从外地流窜到山东的乞丐，别小看这几个乞丐，他们是一个妖术团伙的成员，专门剪人发辫。而且，经过审讯，这个团伙的“幕后主谋”也已经确定了，包括和尚通元、吴元与算命先生张四儒等人。
       剪辫妖术
       在清朝一直被看作是对朝廷的挑衅，暗藏着挑起叛乱的政治阴谋。因此，乾隆夸奖富尼汉政治敏感性强，办事能力一流。
       随后，乾隆向各省发出一份紧急诏谕，将山东审出的几个妖党首领名字分发到各省督抚手中，要求追捕几名主犯，并对妖党进行清剿。

       一下子，整个帝国的官僚机构为了擒拿妖党，忙到飞起。而民间的不安情绪随着剪辫-叫魂的妖术而不断蔓延，很快陷入全国性的妖术大恐慌之中。很多地方被卷入暴力与动乱事件，特别是石匠、僧道、乞丐等四处游走的人群都被当作怀疑对象而遭殴打、逮捕或判刑。
       但各级官员将全国查了个底朝天，都查不到富尼汉提供的几名主犯。
       只有一个名叫“张四”的乞丐在安徽宿州落网，他的名字跟富尼汉提供的主犯“张四儒”仅相差一个字。这让地方官员很兴奋，找到了，找到了，这个张四就是“张四儒”。
       于是，张四被押往北京，送去与山东来的乞丐案犯当面对质。
       以刘统勋等人为首的军机大臣亲自审问了他们。此时张四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他声明自己不是张四儒，是被刑讯逼供后不得已认下的。
       紧接着，山东案犯跟着翻供，称自己最初的供词也是重刑逼迫下编造出来的，根本不存在什么妖党集团。

       这时候，经过追查，官员们才终于弄清楚，所谓的剪辫-叫魂案是浙江德清县两座寺庙为了抢香火而制造出来的，背后压根儿不存在挑衅或推翻朝廷的大阴谋。
       事已至此，乾隆变得很尴尬了——整个事件的升级都是他轻信了富尼汉的邀功之辞而发动起来的。现在的收场，也只能以处理富尼汉等官员来为皇帝本人的错误决策开脱了。
       美国汉学家
       孔飞力
       最早关注到这起荒诞的“叫魂案”，他通过这起案件将乾隆盛世还原为一个表面光鲜的“镀金时代”。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起案件跟北宋的帽妖案恰好形成强烈对比：
       帽妖案的水很深，官员们却拼命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叫魂案的水不深，官员们（包括皇帝）却拼命想小事变大、大事变炸。
       或许这就是历史的诡异之处。
       任何事情都不可一概而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事历史通俗写作六七年来，我在不同的场合被无数次问到
       “历史真实”
       的问题。很多人抱有一种执念，认为历史上的某一种记载就等同于历史真实，从而排斥其他任何可能性的解读。殊不知，任何历史记载都是选择性书写的结果，无法跟历史真实画上等号，而这中间便有了怀疑、探讨、推理、辨析的空间与乐趣。
       而且，对于一个历史写作者而言，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往往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
       历史事件为什么会以这样一种“真实面貌”流传下来
       。去探究这个，才更有意思，也更有意义。
       如果说历史事件是河面的水纹，那么，对于了解历史长河的真实结构来说，更重要的是看见它底部的生态，包括鱼群、水草、淤泥乃至微生物。至此，我们才能说对这条河，对这段历史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关注最爱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写历史，一直最在意的是：在故事之外，去探究历史发展的底层逻辑。
       有时是通过事件的关联与对比，有时是通过一个事件的抽丝剥茧，目的都是为了说明：历史/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前年出版的《疑案里的中国史》便是上述思考的产物，这本书迄今在各大平台都卖得不错，也收获了一些好评，是2022年度当当影响力作家评选的入围作品。
       当时选择了40个疑案，写成这本书，但其实是意犹未尽的，很多疑案、悬案、奇案并没有选入。于是有了写作
       《疑案里的中国史2》
       的想法。

       我上面提到的帽妖案、叫魂案，便收入这本新出的《疑案里的中国史2》中。此外，之前不敢碰的一些“大案”，比如秦始皇陵之谜、传国玉玺之谜、《推背图》真相、《金瓶梅》之谜等等；以及一些曲折复杂的“刑案”，比如麻城杀妻案、北宋富婆再嫁案、山东泰安首富被盗案、嘉庆进士“被自杀”案等等，这一次都提笔进行条分缕析，细致还原。
       悬念升级，精彩继续。秉持纪实写作、深度写作的信条，不断挖掘那些被遮蔽的历史细节，更透过现象看本质，还原历史的多面化。《疑案里的中国史2》依然选取
       40个疑案
       ，以此勾连40个历史重大问题。每一个疑案，背后都关涉一段大历史的梳理。我们用常理、逻辑、史料和推理，去探究背后的真相与可能性。
       虽然是40个历史的侧面，但每一个都自成体系，适合闲暇时间阅读。

       依然是用最爱历史擅长的特稿式写法，力求把它们写得好看，有深度。如果你喜欢我们讲故事的方式，喜欢我们拆解历史逻辑的方法，喜欢我们剖析历史脉络的风格，欢迎入手，各大平台在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