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是很多后世君主的榜样,李世民以他为楷模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心思,那就是提前给自己预定“太宗”庙号,洗掉“玄武门之变”的不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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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刘恒在历史上有一个无人可以取代的地位,那就是“第一明君”的称号。
您可能很奇怪,历史上的明君太多了,唐宗宋祖,哪一个比他弱?凭啥他能戴上“第一”的帽子?
这个“第一”不是指成就最高,而是指时间顺序上的“第一位”。
中国自秦始皇开始进入帝制社会,在汉文帝之前,有秦朝的秦始皇、秦二世,和汉朝的汉高祖、汉惠帝四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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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汉高祖是旧秩序的破坏者、新王朝的缔造者,秦二世玩脱了秦朝,汉惠帝庸碌无能,唯独汉文帝做出了一件永垂青史的大事,他开创了“文景之治”,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治时代。
汉文帝在位期间实行轻徭薄赋,将农业税降低为三十税一,徭役降为三年一次,又开放川林山泽,允许私人开矿、开发鱼盐资源。他还下令废除连坐制、肉刑等酷刑,以黄老思想弥补法家的严苛。
更难的是,汉文帝身体力行,倡导简朴的生活方式,宫中一律不得使用锦缎,帷幕上都不允许绣花,他本人只穿“绨衣”,霸陵陪葬只有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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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210年历史,仅有四位皇帝获得了庙号,即太祖(汉高帝)刘邦、太宗(汉文帝)刘恒、世宗(汉武帝)刘彻、中宗(汉宣帝)刘询。
从此以后,刘邦和刘恒的父子搭档就成了后世的范本:太祖开创基业(谥号“武”),太宗创建盛世王朝(谥号“文”)。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
我们经常在史料和一些影视剧中看到这样的话术:“我太祖太宗皇帝栉风沐雨……”,大臣批评后世皇帝通常也会搬出“两座大山”:“太祖、太宗的基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作为“模板”的刘恒,当然有资格戴上“第一”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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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曾经计划修建一座宫殿,却遭遇魏徵、张玄素的阻止。李世民有点不高兴:一座小殿而已,又花不了多少钱,你们是不是太小题大作了?
魏徵说,你根本就没算计过,再小的宫殿,一根柱子从选材到运输,再由匠人打造,花费就不下百万,就得多少民脂民膏啊?
李世民大吃一惊,说:“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
于是李世民打消了修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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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刚批评李世民,李世民立刻就拿汉文帝做“镜子”,照见了自己的奢靡无度,您可见汉文帝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重。
从西汉到唐朝,历史上的明君其实并不少,比如汉武帝、汉宣帝、光武帝、汉明帝、隋文帝,大治时代除了“文景之治”,还有昭宣中兴、光武中兴、明章之治、开皇之治等等,李世民为何只对汉文帝情有独钟呢?
除了“第一”的大帽子外,更重要的是李世民的经历与汉文帝太相似了。
汉文帝刘恒是太祖刘邦的第四子,陈平周勃发动平定诸吕之乱后,他以宗室藩王身份取代嫡系,成了大汉帝国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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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刘恒默许(甚至指使)功臣势力将汉惠帝的儿子们全都杀光,造成了嫡系断绝的客观局面,为他登基扫清了法律障碍。
从法理上讲,汉文帝此举就是“以庶犯嫡”,是对宗法制度的公然破坏,他也因此遭到了以齐王系(齐王刘肥的子孙)宗室子弟为首的反抗,先后爆发了刘兴居谋反、刘长谋反,也为七国之乱埋下祸根。
但汉文帝用他出色的政绩扭转了个人形象,后人将汉文帝“非法登基”的责任全都归咎于“吕氏作乱”,以及陈平、周勃的操作,甚至忘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所谓的“文景之治”其实起源于吕雉称制期间,吕雉其实才是大汉盛世的实际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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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叫“一白遮三丑”,历史更关注的是君主的政绩,其它都是鸡毛蒜皮,都可以忽略,乃至于修饰。
李世民何尝不是如此,“玄武门之变”中他弑兄逼父,以非法手段窃取了继承权,他甚至将李建成、李元吉的儿子们全都杀光了。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似乎这不算什么,但作为当事人,李世民的内心其实充满了恐惧,哪怕坐上了皇位,依然担心会被人掀翻,哪怕李渊去世后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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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汉文帝,李世民在“得位合法性”问题上的压力要大得多,汉文帝有吕氏挡枪,有陈平周勃做背书,他只能自己背锅。李世民所面临的环境也要复杂得多,毕竟汉文帝没有跟老爸夺权,而且那时候李渊还活着,因此他不得不小心应对。
在这种情形下,树一个相似度较高的模板,完成形象改造就成为必然的选项,这就是李世民选定汉文帝为“镜子”,而不是汉武帝、光武帝的原因。
其实李世民与刘恒差异很大,不是一类人。
从私德上讲,李世民远不如刘恒,刘恒的简朴、慈孝是发自内心的,李世民则是刻意强迫自己按这个标准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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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君臣关系上讲,李世民要远好于刘恒,他的秦王班底远不是刘恒所能比,与士族集团的密切程度,刘恒更是只能望其项背。
从政绩上讲,“贞观之治”的名气大于“文景之治”,但其实不如“文景之治”。事实上,大唐的第一个治世在唐高宗时期,贞观年间仅仅是恢复期。
当然,这也不能怪李世民,从隋末大乱到大治,绝非一日之功。正如“文景之治”,汉文帝、汉景帝父子其实沾了吕雉的光。
我看到一种言论,说李世民灭了突厥,而汉文帝则被匈奴欺负得跟孙子似的,高下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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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是典型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西汉初年之所以被匈奴人欺负,原因有两个,一是那时候的匈奴正处于鼎盛时期,西汉却处于爬坡期,国力、战力都不行,这不能怪当时的君主。而突厥在隋朝时期就被打得半身不遂了,大唐只要从内战中腾出手来,突厥根本不是对手。
第二个原因是历史因素,西汉时期中原王朝还处于从战车模式向骑兵模式的转化阶段,连马匹都供应不上。同时,中原王朝对北方的草原、西面的河西走廊、西域一无所知,就像一个拓荒者,两眼一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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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期条件则要好得多,战略战术、装备都不逊色于突厥,还能利用周边的游牧民族来制衡突厥,这些历史条件绝非汉文帝时期所能具备的,不能将这些先天条件视作李世民对刘恒的超越。
不管怎么说,李世民选定汉文帝为榜样,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既符合开国之初的现实需求,更符合其个人经历的特殊需求。事实上,李世民也成功地将自己与汉文帝“并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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