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清华北大是我国两所最好的学校,但其实在民国时期,清华北大就已经是很好的学校了。当时在清华北大就任的教授都是赫赫有名的文人,比如说王国维、赵元任、蔡元培、傅斯年、胡适等等。这些教授们都是很有个性的,就拿辜鸿铭来说,他在北京大学上课的时候,会先跟学生约法三章。分别是上完课辜鸿铭要先出门,在上课期间必须站起来才能说话,最后一个就是要背的书必须背,背不下来就站着上课。其实这点在现在看来都没什么,不过当时这样要求的实在不多。

再来看章太炎,这位的性格应该是最为奇怪也最狂的。他上课的时候一手拿粉笔,一手拿烟,而当时北京各大学的主任教授都会在他身边侍奉着,就连翻译都是刘半农做翻译。他上课的时候必须要说的一句话是,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他狂是有狂的资本,而他的学生钱玄同奇怪的地方在从来不批改试卷,扣钱也不批。

陈寅恪在这些教授之中其实不算是奇奇怪怪的了,他上课也有自己的讲究。陈寅恪有个著名的四不讲,前人、近人讲过的他不讲,外国人讲过的,他不讲,他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为此,他的课上学生非常的多,就连朱自清这样的有名教授都来听他的课。1932年的时候,清华大学刚要准备新生入学考试,当时的国文系的主任名叫刘文典。 他就请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来出题,陈寅恪在当时定下了第二天要去戴河的路程。于是当晚匆匆把考题作文布置了出来,而另一个题目则是对对子。他只给出了孙行者三个字的上联,下联留给学生去对。没想到的是,有一半的人直接交了白卷。只有一个叫周祖谟的学生满分,他的答案是胡适之。

胡对孙刚好是猢狲,还有另一个人对的是祖冲之,这个也符合要求,祖孙相对。而考卷之中回答唐三藏、猪八戒的都没有及格。当时正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所以就有人批评清华大学食古不化,出这样一个怪题来考学生。陈寅恪对此只给出了四个理由,第一这是为了测试学生能否分得清虚字和实字,第二是区分平仄声。

第三就是看看学生读过多少书,最后一条就是看学生思想是否条理。陈寅恪这一番话出来,就不再有人反对了。陈寅恪是清华的四大导师之一,但其实他在当时并不出名,另外三位可谓是鼎鼎有名。一个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胡适、鲁迅包括陈寅恪都对他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第二位跟戊戌变法有关的梁启超,上海的强学会、时务报都是这位带头的。第三个就是赵元任了,这位也是一个牛人,哈佛毕业,精通33种方言。南京中央大学一职他都断然拒绝了,还创立了同音文。跟他们相比,陈寅恪是最晚到校的,他在这些人之中既没有显赫的声望,也,也没有镇服人心的学位。重要的是他就连著作、文凭都没有,所以梁启超举荐的时候还被当时的校长拒绝了。 不过陈寅恪并没有让其它人看清,他36岁接到了国学院的聘书。其博学更是让学生叹为观止,在当时的文化圈有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出来的学者,还有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可这两派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会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是一件很传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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