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宋代不断出现的冒名现象，其背后有着诸多复杂的原因，其中社会背景因素是基本因素。冒名现象的产生受到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影响，在社会的发展完善中，提高地位、跨越阶层的机会增多，但难度较大。受利益的驱使，冒名之人层出不穷。
一、政治特权
宋代扩大选官人才来源，壮大了官僚队伍。赵宋王朝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建立了以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中心，更能笼络各阶层人心，使其尽心效忠王朝的官僚制度。宋代官僚制度的发展使得文官体制在“北宋彻底地、稳定地建立起来，贵族政治、武人政治从此基本上退出了封建中国的历史舞台”。
科举考试制度所选拔的人才是宋代选官的重要组成。宋代科举制得到充分发展与完善，取士规模扩大，每年取士人数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科考中选后便有可能跻身官僚阶层，获得优越的身份地位和可观的经济回报。政府的推动，社会风气的渲染，使得科举考试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文庄集》记载：“荐贡之始不能皆知其行，明试之际不能尽择其文，以是爵命之间不能无滥。”
宋代选官制度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为恩荫制度。恩荫是根据皇亲贵戚、文武官员的门第或官阶，为其子孙、亲属或者门客仆人授予官职的一种选官制度。因此，恩荫入仕是进入官途的另一途径，宋代与前代相比荫补过滥。
除上述之外，还有南郊大礼、明堂礼、致仕荫补、遗表荫补等。如此，恩荫名目繁多，许多官僚子弟，或特殊人群，便可越过难度较大的科举考试，直接荫补为官，这也是冒名现象猖獗的一个诱因。
二、经济诱惑
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繁荣，与之相适应的赋役制度与土地制度都发生改变。宋代人口众多，“两汉最高人口为五千多万，唐代开元、天宝之际的人口六千万上下，这是汉唐盛世时的人口数量，而宋代自宋仁宗时户数已超过一千两百万，到宋徽宗时，户数超过两千万，若以每户五口，则人数已过一亿，远超汉唐。”
《宋会要辑稿》记载：“天下郡县所定版籍随其风，或以税钱贯伯；或以地之顷亩；或以家之积财，或以田之受种，立为五等”。
宋初，统治者针对社会现实情况，改革土地制度，采取“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政策，允许土地买卖，官僚地主数量增加。为适应变化的土地制度，宋代政府改变了编户原则，按照常产多少和是否直接承担国家赋役，将全国居民分为主户和客户。同时，主户则按照其资产多寡，分为五等户。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户籍，如形势户、官户、坊郭户、兵籍、寺观户、女户等，他们拥有一些特权，可以免除徭役，即使后期实行免役法，需缴纳助役钱，但作为特殊户籍，他们其中的一些依旧享受特权。
就军事而言，宋代实行募兵制，军队规模庞大。宋代募兵制招了不少无业游民，构成成分复杂。一般而言，募兵制下招募来的人，政府会给予一定的钱财作为生活费用和养家费。不同军种，军俸不同，但总体而言，待遇还算丰厚。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的补贴，将士阵亡后，朝廷也有抚恤，对于家属，除了正常的供养外，还有优厚的恩泽。
这种优厚待遇的情况，致使一些从军谋利现象出现，如径原“旧募伉健士以为游崎选锋，名勇敢，资养优赡，未尝料简。豪右子弟、市井之人帘名冒役，幸从军作奸利、干功赏。”军士在战场上凭借功赏而晋升，是为一条升官途径，因此军队冒请功赏现象同样突出。
生存条件的诱惑同样是冒名事件产生的重要因素。宋代后期募兵制弊端显现，被强征者众多，加之军营生活困苦，宋代普通士兵的生活十分窘迫，口粮经常不足，宋仁宗庆历年间，禁军的口粮“惟上军所给斗升仅足，中下军率十得八九而已”。
正如王安石所指出的：“今士卒极窘，至有衣纸而擐甲者，此最为大忧。”
士卒生活困苦，打仗所穿衣甲难以满足，日常生活不能得到保障，生命安全又受到威胁，也会找人冒名顶替，或者冒名逃亡至别地。
社会阶层不同，等级便不同，其身份地位也不同，享有的权力便有差异。下层人民想跨越阶层，只能通过科举、参军等渠道，改变身份，以获得相应特权。
三、平民入仕与官场晋升压力
各阶层虽然可以通过科举考试等途径改变身份，跨越阶层，但是科举考试难度大，程序复杂，考上几率较小。科举所考内容复杂而庞大，“非善为赋诗论策者，不得及第”，而“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赋诗论策”，因此考生不仅需要天赋和精力，更需要钱财的支持。
《宋史》记载：“窃原士之所以轻去州郡，而乐趋府、监者，大抵以近者州郡立定解额，多不均一。”
而对于家境贫困的考生，科考所需花费的巨额钱财是他们面临的一大问题。同时科举考试的结果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各个地区的解额数量便是重要因素。州郡解额固定不均，而开封府、国子监则一般没有定额或解额较多，比外郡宽泛，于是解额少处，“竞奔凑京师”。同时“府、监举人，保明行实，约束未尽”，以致有冒名之弊。
解额不均是宋代科举制的一大特点，对于京师等一些特殊地方，政府一般放宽解额。为增加考中机率，有心之人便投机取巧，宋代一士人林大亨冒试，“既有本贯可以收试，乃欲舍涂之遥而就迩，舍解额之隘而就宽”，他由解额较少的籍贯所在地去往解额较多地考试，扰乱场屋，危害颇深。由此也可见考生由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困难之大。
考生科考成功入仕后，开始在选海沉浮。科举考试扩大录取数量，但官职数量有限，于是多出现“员多阙少”的待阙官员，甚至一阙待十年，想要获得官职与差遣难度较大。同样对于官员的升迁考课也十分严格，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针对官员的晋升考查逐渐由以注重绩效的考课法为主，转向以注重资历的磨勘法为主。
宋代磨勘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铨选制度，以年资和政绩为指标，对官员的升迁过程作出规定，磨勘法是宋代选人晋阶改京朝官，京朝官叙迁官秩的重要途径，遵循“率以法计其历任岁月、功过而序迁之”的原则，不论是选人还是京朝官，都要对其出身、资历、政绩进行全面考核，还要对举主、三代等进行详细审查，程序复杂。
以选人为例，宋真宗祥符三年规定：“幕职州县官，须三任六考，方德论奏。”③对选人磨勘改官规定年限，期间多次变动，至宋仁宗宝元二年规定：“应奏举官，并须六考以上，方许铨司磨勘引见，内有曾犯私罪者量加一考。”确定选人磨勘改官的基本年限为六年，而犯有私罪者再加一年，可见考核之严格，官员晋升耗时长，难度大。
结语
宋代政治、经济、军事等的发展变化，为冒名现象的频繁发生提供了诱因。社会发展进步，使得一些制度更为完善，同时也促进了各个阶层之间的流动。个人改变社会地位的方式逐渐多样化，一些投机取巧之人，想要走捷径，以冒名来达成自身愿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终是利之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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