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号，是中国及东亚中华文化圈内特有的一种评价某个人物的是非功过的形式。对历史人物盖棺定论，按其生平事迹进行评定，给予或褒或贬或同情的称呼，选择用谥号来进行概括。形成于西周早期，西周中期的恭王、懿王阶段臻于完善。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均广泛施行谥法制度，这一时期，除了天子，诸侯外，大臣也有谥号。
始皇帝统一六国，认为谥号法是“臣议君、子议父”，因此废除，秦乃以数冠于君前，二世三世以至万世。结果秦仅仅三世而亡。
汉立后，重新建立谥号法，自汉至唐，帝王谥号一般只有一二字，简单明了。汉以孝治天下，两汉诸帝，除刘邦开创社稷，单谥“高”，刘秀中兴，谥“光武”外，其余诸帝，均于谥号前加“孝”字，再无例外。
汉、魏、晋、南北朝、隋诸王朝，忠实遵循了这一原则，帝王谥号简单朴实。唐初，同样延续了这种风格，李渊初谥号为“神尧”，李世民初谥号为“文”，简简单单，朴实无华。
李治继位初，权力受到诸开国老臣及宗室贵族的严重制约，而皇后武氏则一步步成为自己的坚实盟友和后盾。李治消灭权利觊觎者后，独掌大权。对早年支持自己的武皇后信任无比。武氏曾向李治建言，先帝太宗的谥号“文皇帝”不足以表达其一生辉煌的文治武功，更无法体现李治与的孝心，应再上嘉谥，以示尊崇。
李治当然没有反对的理由，唐上元元年（674年），李治给自己的父亲加谥“武圣”二字，合称“文武圣帝”。李世民的这个新谥号，代表着古典中华谥号法的崩盘开始。如果是之前八百年传统的称呼，李世民的正常称呼是“唐文帝”，但李治孝心大发后，加谥的称呼就是“唐文武圣帝”，两种称呼，孰优孰劣，之后的人们自然分辨得清，李世民自然而然的在平时及普通场合只被称呼庙号“唐太宗”了，谥号只用于官方重要场合及祭祀时，这样也方便了所有人。
李治死后，武氏为表现自己的怀念之情，及高度赞美其丈夫功业灿烂的一生，给他上谥号“天皇大帝”，而自己去世时，遗命让儿子李显给自己拟的谥号是“则天大圣皇后”，让后代子孙陷入套路中，日后给先人们祭祀时称呼越来越拗口。
为表示自己的孝心，后代子孙们纷纷效仿她，将祖先的谥号加到特别长。李隆基继位后，追尊诸先帝，加李渊谥号“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加李世民谥号“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加李治谥号“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继续在谥号法上持续跑偏，越来越远。
而这一风格，被唐以后的各王朝继承下来，导致唐以后的帝王谥号越加越长，零零散散，子孙们将能搜刮到的各种好字、好词加到先帝的谥号里，起步就是十多个字。到了清朝，帝王谥号达到了登封造极的地步：“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一共二十五个字！其实就是努尔哈赤的谥号，拖拖拉拉，长到拐弯，恶心人来着。
这一时期，帝王谥号彻底失去了它建立之初所表达的“评价分析、盖棺定论’的作用，完全就是谄媚、浮夸、肉麻吹捧的体现。
但是，帝王的另一种称呼“庙号”，还是保持着短小精悍的特征，没有重蹈谥号的覆辙。庙号，历史比谥号还悠久，在商代早期，即已形成，对社稷有大功、值得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王，就会特别追上庙号，以视永远立庙祭祀之意。
初建时，庙号只有四种：创基立业曰“太”（太祖汤、太宗太甲）、功高者曰“高”（高祖王亥、高宗武丁）、世代祭祀曰“世”（世祖盘庚、世宗祖甲）、中兴者曰“中”（中宗太戊，一说祖乙），按“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给予先王祖或宗的称号，这就是最早出现的庙号。
周灭商，没有延庙号制度，而是自创谥号法，故周代天子有谥号无庙号，始皇帝统一六国，建立秦，还是依据“子议父、臣议君”的原因，将谥号庙号一并废除。庙号在近千年的时间里，消失于中华文化中。
汉立，恢复庙号制度，自此，庙号延用两千年，直至清亡。汉尤其是西汉时期，对于授予先帝庙号一事，极为严谨，西汉十二帝，有庙号者仅仅五人，刘邦以建国大功为太祖（没错，是太祖，后世称呼高祖是不对的，谥号法无高字，真正地被上高祖庙号的皇帝，是曹丕），刘恒以安定刘氏、仁孝爱民之德为太宗，刘彻以开拓疆土，宣威天下之德业为世宗，刘洵以继承祖业，发扬光大之德为中宗，刘奭以好学守成之德为高宗（这个都勉强得很，在刘秀时期被废除），而东汉，只有三人的庙号得以保留（世祖刘秀，显宗刘庄、肃宗刘炟），其余的都在汉末被废除。
但自三国开始，庙号也开始泛滥起来，原有的“非建立大功、德化天下者不得立庙号”的规矩被逐渐破坏，除亡国之君、政变被废被杀皇帝外，统统都有庙号。
庙号用“祖、宗”二字。开国皇帝一般被称祖；继位皇帝一般称为宗，也有例外“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庙号景宗、朱棣庙号先是太宗后被升为成祖、玄烨庙号圣祖”。
而十六国混乱时期，后赵、前燕、后秦，帝王庙号几乎无不称祖，有如儿戏。
谥号法尚未泛滥时，在称呼上对前代皇帝一般称谥号，如汉武帝、隋文帝，而不称庙号。
唐朝以后，由于谥号越来越长，文字拗口，实在难以记住乃至读完，所以改称庙号，如唐太宗、明太祖。
所以，伴随着唐以后帝王谥号长度泛滥成灾，而庙号几乎每个皇帝都有。庙号字面上也有谥号所代表的一些褒贬之意，因此唐宋以后，庙号因其简便，成为了皇帝的日常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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