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诗话作为评论诗歌的文学形式，展现了特定时期的文学价值取向。北宋时期的诗话充分认识到《诗经》中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思想精神，在指导后世诗歌创作的重要作用。北宋诗话以《诗》为标准，并辅之以宋人独特的审美理念，架构起了北宋时期诗学理论批评的框架。

一、“情”与“味”的诗歌本体论

中国古代诗歌本体论的一个重要范畴就是“诗缘情”，诗歌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情感的抒发。北宋诗话以“情”为中心的鉴赏论，继承了《诗序》中“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基本理论内涵，认为《诗》是“本诸人情而有作”，强调“情”对诗歌的本体性意义。

此外，对北宋诗话以“情”论诗影响较大的还有理学，北宋学者力图通过建立新的儒学体系规范社会的道德伦理，理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性情论”是宋代理学的命题之一，宋代理学家虽然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但其并不排斥“情”所起到的调节心智的作用，相反，作为受之于天的内在之“性”，要通过正确的外在之“情”的表达加以引导。

《诗经》之所以能够成为历代诗学典范，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其“本之道德，出于性情”。理学的催生，加之北宋士人主体意识的膨胀，使得北宋诗话诗歌鉴赏活动中以“情”论诗的观点，得到了更为具体的展示。

评价历代诗歌“情”之高下的标准之一是“情”是否“真”，如果情感的表达是虚伪、造作、扭捏的，则不能展现诗歌以“真情”唤起读者共鸣的艺术魅力。“真情”并不是局限于特定条件下的独特体验，不论喜怒哀乐，凡是作家真实体验过的生活皆为“有情”。

《宋诗话全编》记载：失志之人其辞苦，得意之人其辞逸，乐天之人其辞达，觏闵之人其辞怒……意必以淳，语必以真……《骚》、《雅》之际，此无愧焉”。

作家主观感受的抒发必须建立在对客观生活的体会之上，只有这样才能借助语言文字，进行真切的表达并向读者传达“诗道之艰”，若作品流于空洞则违背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情”之抒发，受到表现方式的制约，朴素的语言便于抒发最真挚的情感。据此，北宋学者的诗歌创作时，往往呈现出一种“语浅情深”的风格倾向。

除此之外，北宋诗话强调“情”之表达贵在含蓄，中国古典美学在宋代臻极，北宋文人将美学进一步内转，更加注重精神层面和生活层面上的感悟。

二、宋代士大夫的生活美学

随着禅宗思想在北宋的进一步发展，宋代士大夫热衷于禅悦，在这样的时代风气影响下，“含蓄”的诗美理想被再次标举。北宋文人的这种生活美学取向与《诗经》中借物寓情，情感的表达深婉不迫的创作风格，有着内在一致性。

《宋诗话全编》记载：况夫先民之言，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

魏泰在其诗话中即提出了“情贵隐”的观点，指出诗歌创作是通过叙述事件来表达感情，这种情感的表现要委婉从容，如《氓》并未直接写明女子被抛弃的前因后果，而是借桑树之枯荣暗喻女子容貌变化，侧面交代男子变心的原因，情感的抒发虽然隐晦，但暗喻手法的使用使全诗情感的呈现更具层次感。

以《诗》为标准，魏泰认为《楚辞》及魏晋南北朝乐府诗都有情感含蓄、隐而不露的特点，而唐代的新乐府诗的目的虽在补弊时政，但叙事一味的追求浅显通俗，有显露之弊。魏泰在“情贵隐”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宋代诗学另一个重要命题——“吟味”。

魏泰对唐代新乐府诗的批评即建立在此基础之上，他认为新乐府诗虽然委曲周详，但是言尽意尽，与《诗序》所倡导的“动天地，感鬼神”的诗歌创作目的相违背。

北宋学者主张诗歌创作应言有尽而意无穷，作诗应学《诗经》的自然天真、情通哀乐、含蓄深婉。反对词意显露，雕缋满眼的诗风。魏晋玄学使得“言意之辨”进入文学理论的探讨范畴之中，而北宋诗话所推崇“味”，也是在此基础之上推及而出，“味”包含着哲学意蕴和美学风格等多重内涵，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解读。

首先，“味”指“余味”，也即诗歌创作要追求言近旨远，词约意丰。阮阅在其诗话中对《古诗十九首》、曹植以及陶渊明的诗歌表达了推崇之意，认为此种创作的风格的诗“有味”，可见“味”是衡量艺术成就的重要标杆。曹植的“明月入我牖，流光正徘徊”，托物起兴，烘托出清幽凄冷的环境特点，由月及人，衔接自然灵动，开篇虽未点题，但引人深思。

阮阅认为此诗情志与意境相交融，不落流俗，进一步指出学诗当以《诗经》为典范，曹植的诗歌因为得《诗经》之余韵，故为高妙不浮靡之作。

其次，“味”指的是在意境层面对美学空间的建构。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指出曹植的“明月照高楼”、“高台多悲风”、“南国有佳人”等篇，抒发的情感是真挚动人的，但表达却不激切，且多借周围之景色起兴，景与意相兼，塑造出情意独至而言辞不迫、含蓄深婉的美学空间，与《诗经》所倡导的诗美理想有着高度的统一性，可谓是异世而同律。

《庭中有奇树》中对女子怀人状态的描绘可谓是承其余韵：《国风》云：“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瞻望弗及，伫立以泣。”其词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贵也。《古诗》云：“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无愧于《国风》矣。

《古诗十九首》与《诗经》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将情感深化经过内心复杂情绪的加工之后进行再度呈现，故情感的表达具有层次感，值得再三咀嚼。如《静女》、《庭中有奇树》等篇，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细致的刻画，虽言情却不直言情，才得诗之真味。

最后，“味”指的是不假雕琢的自然风韵，如张九成认为陶渊明的诗歌自然天真，如《饮酒（其五）》一诗，无刻意生硬的人工描摹，将深刻的哲思寄寓在淳朴平和的口语化描绘中，意在言外引人深思，得《诗》之妙处。而谢瞻的诗则极尽刻画之能事，语句虽工，但缺乏想象空间，故去《诗经》远。

张九成对自然天成创作风格的推崇，代表了北宋时期士人普遍的审美取向。北宋学者在进行审美活动时，十分讲求“悟”，从这种“妙悟”中，使心性得到锻造和升华。这也是北宋学者受理学浸染的一种体现，北宋文人强调超脱外在物欲的束缚追求精神层面上的愉悦，而若想从诗歌中得到“妙悟”的审美体验，“有味”便是重要的前提。

北宋诗话对诗歌的评鉴多以《诗》为标杆，《古诗十九首》和曹植的诗正是由于得《诗经》之意蕴，其中之“味”可令读者咀嚼再三，故被尊为上乘之作。齐梁间诗由于过度经营，冶容太甚失去了诗歌的真美，故不被治诗者推崇。

三、重视对“诗意”的解读

北宋诗话不仅从创作论的角度认识到《诗经》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更从鉴赏的层面对《诗经》评论提出了要求。诗人的创作是遵循着艺术想象的统一性，在审美理想的制导下运行。诗人自我情感的抒发具有复杂性和隐晦性，故在对诗歌进行解读的过程中，不能只关注其所表达出的冰山一角，应当去体味简洁语言背后所体现的抽象化的情绪感受。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记载：“《狼跋》之诗曰：‘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谤，何其安闲而不迫也？学诗者不在语言文字，当想其气味，则诗之意得矣。”

杨时认为“意”指的是超出文本自身的一种理性思考，包括对外在社会、价值体系的判断，如杨时在读《豳风·狼跋》一诗时，在文字之外对周公进行塑造，刻画出一个虽遭受诽谤，但仍旧赤色丽服，不慌不忙的从容形象。利用解诗者自身的价值评判标准，还原诗歌的文化环境，是北宋诗话追寻“意”的典型体现。

“诗意”的获得，不能完全凭借对诗歌字词句义的解读，其更多依赖于解诗者自身的文化素养和艺术感受力。赵鼎臣从《序》的观点出发，认为这首诗是郑国向晋国求救。当时大国倾轧不断，而处于夹缝中的小国家不得不依附大国以保无虞，故子大叔赋《褰裳》以明志渴望得到大国庇护。

赵鼎臣并未对语句进行具体的分析，而是从当时的情景出发理解“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所包含的情感，从自我感受出发还原了子大叔赋诗时的情势之危急和语词之恳切，并且联想到此刻若有大国肯伸出援手，那郑国上下必将感恩戴德的场景。

结语

诗话作为一种个人主体色彩浓郁的文学创作，大多是一家之言，以现在的眼光审视，北宋诗话对《诗经》的一些解读不免存在疏漏与偏差，但其中展现出的是北宋学者质疑权威的勇气和独辟蹊径的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