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朝末年开始,一些西方传教士相继来到东方,掀起了西学东渐的浪潮。在此期间,曾有许多金发碧眼的洋人活跃在北京,为东西方交流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回顾这段历史,有一个跨越明清两代的传教士,尤为引人瞩目,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汤若望。

汤若望 相信许多人听到汤若望的名字,都会十分熟悉。1619年,十七岁的汤若望来到澳门,适逢明朝派官员来与葡萄牙人商议购买火器,结果汤若望便借机跟随办差队伍一路北上,成为了明朝的“火器顾问”,受到了重用。 留在明朝政府的汤若望,主要是观测天文和修订历法,另外还奉崇祯旨意,带人研究和铸造火炮。时值明朝与清军作战的关键时期,而汤若望等人经过一番努力,也确实有所收获,成功交付了二十门大炮,算是立下了大功。

汤若望 然而,明朝败局已定,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被击溃后,多尔衮又辅佐着年幼的顺治帝福临定鼎北京。如此一来,汤若望又开始在清朝为官,并先后收到了多尔衮和顺治帝的重用。到康熙朝时,汤若望已经是历经明、大顺和大清三代的老人,也深得孝庄和康熙的敬仰。 可是,晚年被疾病缠身的汤若望,却曾被清朝判凌迟,若不是孝庄和康熙相对开明,这位洋大叔很可能就被切成“羊肉片儿”了。查阅《清圣祖实录》,发现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十六这一天,有一件尤为引人注意的案件,当时清廷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呈了一桩判决: 拟钦天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清圣祖实录》 在这份判决中,首当其冲的便是传教士汤若望,位列其后的,也均是钦天监内的相关人员。那么,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过,竟然会被拟定了凌迟重刑呢? 原来,顺治十五年(1658年)时,顺治帝与董鄂妃所生的儿子夭折,由汤若望等人负责安排安葬日期。由于顺治对这个儿子尤为中意,甚至有拥立他为太子的意向,可惜未能如愿。这个夭折的皇子,便是和硕荣亲王。 封建帝王极为注重风水,而和硕荣亲王又是顺治的心头肉。所以,朝廷对于这场葬礼尤为关注,可谓及其重视。不过,精通天文的汤若望,主要从事的是修订历法,对于堪舆和推演之术并不在行,结果便依照“洪范五行”推演决定。

汤若望 然而,到顺治帝死后,早已觊觎钦天监正一职的杨光生,开始抨击汤若望等人推演不当,指出应该使用“正五行”。此案一出,清廷极为重视,立刻命议政王大臣会议会审。当时,汤若望已经中风,口不能言,系好友代其申辩。但尽管如此,这个垂暮之年的传教士,还是被拟定了凌迟之刑。 不过,好在当时辅政大臣、孝庄和康熙还算开明,觉得汤若望在朝中任职多年,也是兢兢业业,因而法外开恩,将其赦免了。就这样,曾经为崇祯铸造火炮、帮大清修过历法的汤若望,又从死亡的边缘被拉了回来,躲过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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