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率军南征荆州。此时，荆州的最高长官荆州牧刘表已然病重不起。
值此危难之际，确定出荆州的后继管理者，成了当务之急。刘表有两个儿子，一个是长子刘琦，一个是次子刘琮，都是他的前妻所生。
但是，刘琮娶了刘表后妻蔡氏的娘家侄女。有了这层关系后，蔡氏及蔡瑁等人就偏向刘琮，希望刘琮做刘表的接班人，成为新的荆州之主。
这样一来，刘琦就明里暗里地受到排挤、打压，且有生命之忧。为了自保，惶惑不安的刘琦在诸葛亮的建议下，征得刘表的同意后，离开荆州治所襄阳，去镇守江夏。
刘琦赴任江夏不久，刘表病逝。临终前，他满足了后妻及有关僚属的愿望，舍弃了长子，让次子刘琮承继了自己的大业。
刘琮接管荆州后的头等大事，理应是赶紧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以对付即将兵临城下的曹操大军，保守荆州。
可是，刘琮却在曹操大军未到襄阳时，就主动请降于曹操，把自己的父亲苦心经营了近二十年的荆州，拱手让给了他人。此举，颇令人费解。
从刘表留下的基业来看，刘琮不应该“束手就擒”于曹操。
当时，荆州作为东汉时期的一个较大的州，在刘表的治理下，堪称是富庶、广阔、通达之地。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长沙太守孙坚杀了荆州刺史王睿。朝廷得知后，经过商议、考察，诏命刘氏皇族一脉的刘表（西汉鲁恭王刘余之后）去管理荆州。
当时，荆州地区并不太平。刘表就见机而作，依靠当地豪族，平定了荆州。其中，足智多谋的南郡人蒯越、财大气粗的襄阳人蔡瑁，为刘表立下了汗马功劳。
坐稳荆州后，刘表及时、定期供奉朝廷。鉴于刘表的良好表现，朝廷任命他为荆州牧，封其为镇南将军、成武侯。
到了汉献帝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刘表拥有了荆州七郡（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长沙、武陵）。
这时的荆州，“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真可谓疆域广阔，气象恢宏。而且，境内“万里肃清，大小成悦而服之”，完全就是一个“独立王国”的气派。
中原的士人、民众得知后，纷纷逃离争斗不休、硝烟弥漫的环境，南下荆州避难。其中，投奔刘表的学士多达千人。于是，刘表的荆州成为了东汉末年，乱世之中的“王道乐土”。
虽说刘表“好于坐谈，立意自守，而无四方之志。”但为了荆州的长治久安，也是招兵买马（“带甲十余万”），整军备战；选派文聘、黄祖等大将，镇守四方。
同时，对外，与袁绍、张绣等人交接互通；于内，留用投奔而来的皇族后裔、雄杰之士刘备（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等人。随之，刘表“称雄荆江”，而且“常抗曹操”。
接掌了如此的“家业”，怎能什么也不做就投降敌军呢？
就刘琮本人来说，也是一个有抱负、志向，有智谋、韬略，重德行、讲义气之人，而非泛泛平庸之辈。
裴松之注引《三国志》之《魏武故事》中说，“荆州刺史琮，心高志洁，智深虑广，轻荣重义，薄利厚德”。
既拥有父亲留下的厚重基业——要土地有土地、要兵将有兵将；自己也具有一定的德行、能力，却不战而投降曹操。看来，这其中有着令刘琮“不得不为之”的原因。
当刘琮登上宝座，与众僚属商议如何迎击曹操时，蒯越、蔡瑁、韩嵩、傅巽等人都异口同声地劝刘琮投降曹操。
刘琮听后，当即就愣住了，感到不可思议。冷静片刻后，他皱着眉头，大惑不解地问大家：“我就不能和各位一起守护我的先君留下的基业，以观天下之变吗？”
东曹掾傅巽接过刚刚接班的幼主的话茬，淡然地回道：“不能。因为’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
也就是说，以臣子对抗天子（曹操假借汉献帝之命出征），是以逆迎顺；以地方对抗朝廷（曹操代表朝廷），是以击强。
再者，您要想利用刘备对抗曹操，怕也不行。因为，刘备始终被曹操追着打，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说到这里，傅巽看了看脸色不正常的刘琮，继续说道：“请将军扪心自问，您的才能比得上刘备吗？”刘琮摇了摇头，坦然而又无奈地说：“说实话，还真比不上。”
傅巽说：“既然您这么认为，那么，如果刘备败于曹操，将军的自身安全都成了问题，更何谈先君之业？如果刘备战胜了曹操，他还会继续甘愿做将军的部下吗？”
听到这里，刘琮有些明白过味来了。那就是，如果抗击曹操，不管是输还是赢，他刘琮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
随之，刘琮又明白了另一层内在的利害，令他更加绝望了！
蒯越、蔡瑁、韩嵩、傅巽等，这些刘表生前倚重之人，都主张投降曹操，何况其他人？虽说“枭雄”刘备力主抗曹，但又不能重用！
唉，人心向背昭然，何必自讨没趣！于是乎，曹操兵不血刃地得到了荆州。同时，“以刘琮为青州刺史，封列侯。”
主要参考文献：《后汉书刘表传》、《魏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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