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22日，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爆发。在此战之中，志愿军第19兵团因为一系列指挥失误，遭受了惨烈的损失。其下属64军和65军由于牺牲巨大，几乎元气大伤。根据兵团的军史以及战后检讨，64军和65军的伤亡超过了一万人。
19兵团原隶属于华北兵团。平津战役之后，19兵团被划入第一野战军的编制，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解放了整个大西北。随后彭德怀指示19兵团“安下心、扎下根，开发、建设大西北”，从而化兵为农，实施军垦政策。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19兵团还派兵去贺兰山剿匪，与马家军的残部缠斗。
1950年10月5日，兵团接到毛泽东的急电，限19兵团12月5日之前到达兖州藤县一带带兵，随时准备入朝作战。
1951年2月3日，兵团从兖州启运，直奔朝鲜。到了1951年4月，彭德怀策划发动第五次战役，而作为生力军的19兵团被委以重任。杨得志说：
“我们19兵团的任务是担任右翼突破美第八集团军的防线，向左对敌穿插迂回，63军为第一梯队，快速向绀岳山地区穿插，迅速切断29旅和美军第三师的联系，主力以最快速度向西南方向穿插，积极协同65军。”
随后杨得志又对64军军长曾思玉下令：
“64军，你们的作战任务是从高浪浦里地区强渡临津江，然后以果断行动向敌人腹地议政府地区穿插迂回，一定要到位，你们要向一把尖刀一样插入敌人的心脏，切断敌军的退路！曾军长，你听清楚了吗？”
曾思玉回答：“保证完成任务。”
随后杨得志又转向65军的肖应棠军长：“65军，你们作为兵团第二梯队，由新岱、戎滩浦地区渡过临津江密切配合63军歼灭临津江之敌人！”
肖应棠高声道：“明白。”
虽然杨得志布置得很得当，然而真到了战场上，执行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4月22日是一个星期天，战场上似乎非常平静。美军甚至还在临津江上举行了一场摩托艇比赛，玩得不亦乐乎。
然而就在这时，临津江北面的我军阵地突然万炮齐发，密集的炮弹就像一条条火龙一般扑向敌人的阵地，临津江的水柱像海啸一般汹涌，南岸的山峦和天空红光闪闪，将昏黄的天空照得像白昼一般。
临津江虽然比不上我们的长江黄河，但也算是汪洋恣肆，浩浩荡荡。其宽约百米，是朝鲜中部的主要河流之一。临津江不算深，最浅处不过齐腰深，江底已经被美军布设了铁蒺藜。在临津江南岸，美军构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其炮火已经可以完全将整个江面和对岸的要点、道路全覆盖。
在炮火准备还在进行的同时，杨得志指示64军，首先要攻占美军的防守要点，占领江桥，然后突破临津江，要不惜一切代价从对岸英军第29旅与美军第三师的接合部猛插进去，隔断两支部队的联系，直捣议政府，实施战役迂回。首先歼灭英29旅与韩军第一师，再协同中央集团围歼美军第24师和25师。
这本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战略指示，按照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规划，已经换装苏式武器的第3兵团和第19兵团，将成为压垮美军的最后砝码。此战之中，我军计划歼灭美军2到3个师，从而彻底结束朝鲜战争。
我军上层很乐观，下层的官兵也同样如此。我军在前三次战役中，仅使用“万国牌”武器就打的美军落花流水，更何况换上了苏联的“水连珠”和122毫米重型榴弹炮？因此军中盛行“一条牙膏”主义，正所谓“从南到北，一推就完”。一口气解决美国人，大家都好回家与亲人团聚。
正是这种浮躁的氛围以及对敌人的低估，导致我军在第五次战役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伤亡，其中尤以19兵团为甚。
64军所面对的敌人，是韩军第一师，该师是韩军后来的“荣誉元帅”白善烨所带领。与其他一触即溃的韩军不同，第一师还稍微能和我军过两招。然而即便如此，在第三次战役中，我军第39军116师仅用15分钟就突破了第一师的防线，打得白善烨几乎要自杀。因此64军的官兵都很乐观，区区伪军，哪是我华北兵团的对手？
在战役组织上，64军不甚细致。在第三次战役中，116师花了十多天的时间进行战术侦查，对敌人每一个火力点都了如指掌。因此我军仅用了几分钟的炮火准备，就让韩一师的所有碉堡全部飞上了天。然而64军却并没有这么做，各项准备也不太充足。
当64军军长曾思玉接到冲锋的命令时，他的部队还没有进入冲击阵地。于是他急电杨得志：“64军还未进入冲击出发位置，炮兵还在进入阵地，还没有准备好，怎么发动冲击？是不是晚一天时间？”
杨得志回复：“这是全局问题，就不要提意见了。”
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后来回忆说：“当时你（曾思玉）给杨司令打电话，请求给你一天准备时间，他能向彭总报告吗？因为他们都向彭总打了保票，拍了胸脯的。”
按照当时战场的发展态势来看，如果64军晚一天进攻，就可能暴露周围兄弟部队的侧翼，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曾思玉只好闷着头驱车前往第一线师的阵地，结果发现该师距离冲击阵地还有30里。曾思玉脸色一沉：“部队立即跑步进入。”
按照军长的死命令，全军跑步前往临津江边。当我军到达时，已经是大汗淋漓、上气不接下气了。然而即便人困马乏，却依然必须对北岸的敌人发动攻击。
一般而言，对敌人进行攻击，就必须进行炮火准备。但前文已经提到，在64军进入预定阵地之前，我军炮兵就已经进行了炮击，都进行到延伸射击的阶段。也就是说，64军在步炮协同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失误。炮兵准备都已经结束好一会儿了，攻击还未开始。而这也为64军的惨痛命运埋下了伏笔。
随后64军以191师和192师为第一梯队，向对岸攻击，很快便扫清了清江北的美军据点，191师571团4连占领了临津江桥头，击溃了守军一个连。团主力于午夜时分全部渡过临津江，占领了弥陀寺次峰北山；572团过江时，因江水上涨淹死了200多人，但也好歹渡过了临津江。
虽然我军先头部队过江了，但战斗才刚刚开始。经过李奇微的整军，美军已经不是第三次战役时那支惊慌失措的部队了。对于我军的战术，美军已经有了很深入的了解。他们派出装甲部队，在陆地上用坦克形成了封锁线。以坦克为掩护，韩军第一师非但没有一触即溃，反而还向我军滩头阵地发动反复的冲击。因此我军被死死地压制在了临津江滩头，敌军坦克每发一颗炮弹，就能让十多个志愿军战士牺牲。部队冲锋太密集、太集中了，即使掌握了三三制原则，也施展不开。
担任分割穿插的64军，竟被相对较弱的韩军所缠住。就在这时，美军的远程火炮以及战机都杀了过来，将地面炸成了一片火海，志愿军战士牺牲累累。
听说64军迟迟突破不了阵地，彭德怀致电杨得志，要他立即督促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突破敌阵。杨得志心急如焚，要知道第19兵团是彭总的老部队，他对于这支部队抱有了多大的希望啊。于是他立即给曾思玉打电话：
“曾军长啊，你要以大部队钳制美军，以小部队突破，向纵深穿插！”
随后他又下达命令，将作为预备队的65军的两个师投入战场，帮助64军完成分割迂回战术。
从事后的发展来看，杨得志的这一指挥是值得商榷的。以临津江南岸的实际情况来看，尚且难以展开一个师的兵力，更何况在这里挤上五个师的兵力？这种集团冲锋的战术打马家军，打胡宗南确实没有问题，但用来对付美军却是天方夜谭。19兵团长期与傅作义、阎锡山、马步芳这样的杂牌部队作战，甚至连真正的美械部队也没有对战过。以对付国民党杂牌的方式来对付美军以及用美械武装起来的韩军，是要付出惨痛伤亡的。
在敌军猛烈的炮击之下，前方部队的电台被打坏了。曾思玉心里有火，立即命令炮兵31团立即压制美军。然而由于美军的轰炸，拥有苏式重炮的31团迟迟无法占领阵地。曾思玉无奈，只好用军属大炮开火。但是军内炮兵射程短，炮弹又少，起不到压制作用。
但是190师569团、568团和军侦察队还是不负军长期望，插入到麻里山、车后里的几个小村庄。569团副团长李振堂带领3营，插到了议政府以南的道峰山。经过血战，3营的战士均挂了彩。还没等他们喘口气，美军投下了大量照明弹。将3营据守的阵地照得像白昼一样，英雄们皆暴露无遗，伤亡惨重。但即便是孤立无援，战士们依然奋战不止。其英勇让曾思玉为之落泪。
战斗进行到25日16时，64军191师和192师依然不能突破敌人的阵地。彭德怀听闻此消息后，质问杨得志：“向长坡里、高士洞穿插迂回怎样？”
杨得志回答：“64军受阻，我们还在想办法。”
彭德怀一听就来气了：“受阻？你们今夜如果完不成任务，不管你是谁，职务再高，一律从严处理。”随后“啪”的一声砸了电话。
无奈之下，杨得志只好冒险将指挥所前移，亲自指挥64军以及65军突破防线。然而人肉之躯，是难以和钢铁对敌的。无论杨得志如何催促，我军始终无法突破敌军用火网织成的防线。
战场突然降下了大雨，天就像破了一个大窟窿，道路泥泞不堪，志愿军的战士们在烂泥之中苦苦挣扎。5个师，一共6万将士拥挤在20平方公里的狭长区域，进退不得。
背水作战是兵家大忌。暴雨过后，江水必然上涨，到时候完全可能全军覆没。杨得志心急如焚，他下达电令：
“我军主力已停于江南狭小背水地区，如不坚决攻击等于死亡……六十四军各师如不猛插进到目的地完成战役任务，会遭到革命纪律的制裁。”
杨得志的措辞之所以如此严厉，是因为他关心着战士，担心着他们的安危，希望他们能死里求生，从敌人炮火中杀开一条血路。然而可惜的是，精神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武器装备差距过于悬殊，也很难取得战争的胜利。而革命纪律制裁，也绝不会让敌人的炮火减弱哪怕一分。
美军炮火有多猛烈？敌人每个连平均一个小时发射3666发炮弹，平均每门炮发射600发，把炮管都打红了。密集的火网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临津江南岸成为了一片血肉磨坊。而他们的炮火——韩一师也来劲了，他们反复突击，使我军好不容易占领的阵地反复易手。
临津江边血流成河，但志愿军其他区域的战事还比较顺利。美第八集团军和韩军在我军的猛烈突击之下，已经出现了多个缺口，面临着分割包围的风险。于是范弗利特命令部队后撤，沿着“堪萨斯线”重建防线。
由此，据守于临津江边的韩1师以及英军第29旅开始且战且退。置之死地而后生，64军也在多处突破敌人的阵地，终于占领了汶山、法院里、葛谷里、中牌里和七峰山一线。但是毕竟损失了三天，贻误了战机，敌军没有遭受致命打击。
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志愿军总部一封追究64军没有按时插到议政府以南的责问信飞到了19兵团。杨得志拿着电报来到64军军部，曾思玉给他汇报了整场战役的经过。担任穿插的两个师对这一战法掌握不够，战前准备不足，在无缝隙穿插时，突破不坚决，在阵前犹豫，失掉了战机，曾思玉主动承担了责任。
杨得志也做了检讨，说自己也有责任。他决定授予569团3营“道峰山英雄营”的称号，授予军侦察连“道峰山侦查支队”称号；授予坚守佛国山7天的65军195师583团9连以“佛国山大功连”的称号。
有赏就有罚，为了严肃军纪，给予191师、192师师长和政委谢正荣、罗立斌、何友发和张星烂以降级处分、回国并通报批评。这四位军政干部在国内战争中立下了很多功勋，都是好样的革命军人，不然也不可能担任如此高的职务。然而在现代战争中，他们也暴露了自己的缺点。兵团政委李志民惋惜地说：“确实是挥泪斩马谡，不赏罚分明，就难以维护军纪的严肃性，也难保证此后战斗的胜利。”
在临津江战役中，64军和65军的伤亡到底有多大呢？有数千人，也有上万人之说，甚至有自媒体说，64军和65军直接全军覆没了。
根据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部《第19兵团作战检讨》，1951年5月24日条目记载：
“战役第一阶段经7昼夜激烈战斗，歼敌约5000多人，自身却付出了1万余人的代价。”
在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中，整个19兵团3个军共损失1万多人。其中63军打得顺风顺水，歼灭了一个英军王牌营，伤亡不算大。因此19兵团的主要伤亡主要出自于临津江战斗之中。因此所有军史都提到：“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
由于伤亡惨重，使第19兵团在第二阶段的战斗没什么作为。由于元气损伤过重，导致其无法掩护180师的侧翼，致使其遭受重创。在后来的铁原战役中，19兵团唯一算是完好的63军也被打残了。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从毛泽东发给志司的电报来看，第19兵团的损失也是惊人的。1951年6月1日，毛泽东给志司发电：
“19兵团主力应留在前线作战，一部分残破部队则开至后方整补。又志司五月二十七日的新兵分配数字，十九兵团占5万余人，三兵团只有几千人……”
19兵团需要补充的新兵竟达5万余人，由此可见其伤亡之大。
6月11日，毛泽东又给志司发电：“迅速补充三兵团及十九兵团至每军四万五千人，并有相当训练。”
很显然，第19兵团不仅仅是伤亡大，而且战斗骨干损失极大，否则毛主席也不会强调“并有相当训练”了。
那么64军和65军为何会遭受如此大的伤亡呢？
从客观上来说，是因为美军的实力上升了。经过李奇微的整改，美军已由前几次战役的败军之师变为顽固之敌。美军在部署上齐头并进，没有空袭，这就给我军的穿插渗透造成了极大麻烦。对于我军的进攻，美军也是早有准备。
从主观上来讲，志愿军打得太急了。彭德怀之所以急于发动第五次战役，是因为他根据“联合国军”的种种迹象，判断出敌军可能在我军侧后方登陆，重演所谓的“仁川登陆”。因此才发动第五次战役，将敌军主力集中于正面，防止两面作战。
然而在战役准备上，我军失之于粗疏。19兵团作为二番部队，对敌情、地形还不熟悉，特别不熟悉美军的战术，战术准备不充分，弹药储备不多，使得作战行动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在与美韩联军的初战之中，十九兵团还像国内战争那样使用死打硬拼的战术。然而事实证明，波浪式的集团攻击对于现代化的军队是毫无作用的。64军和65军的命运虽然不忍卒读，但确实我们这支年轻的部队所必须要付的学费。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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