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文官士大夫联手绞杀了戚家军，此举导致大明最后无可战之兵

可以说，自宋代之后，文官掌军就已经已经成为封建王朝的惯例，避免武将直接掌军成为士大夫一种默契，即便为此导致军队战斗力下滑也在所不惜，为此甚至自废武功，土木堡之变很大程度上是被大明文官给出卖了，大明武将勋贵集团就此消亡。

万历一朝戚家军的消亡，也是文官集团的杰作，但这一举动却导使得大明再无具有战斗力的军队了。面对彪悍的女真只能是节节败退，最后只能亡国。

万历二十三年秋十月，大明兵部尚书石星接到顺天府衙门急报，拱卫京畿的重镇——蓟镇，发生武装兵变，要知道此时正是在朝鲜半岛与日本发生壬辰战争的关键期间，这个时候蓟镇发生兵变，着实让石星吃惊非小，于是立即派人调查，这次兵变挑头居然是由浙江调过来的的军队，也就是戚家军，要知道，此时戚继光已经去世十多年了，值得庆幸的是，这次军事哗变在朝廷雷霆手段之下很快就平息了，而影响实在很小，小到《明史》没有记载，但此事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

事情还得从两年前说起，万历二十一年大明起兵救援朝鲜，当年正月初六，兵部左侍郎宋应昌与总兵李如松率领四万大军到达平壤城下，积极准备攻城。为了提高士气，李如松宣布：斩将夺旗陷阵先登四大战功占一个，或者谁能第一个冲进平壤城，赏银一万两，外加世袭的正三品锦衣卫指挥使官位！这可真下本啊，同时，李如松明确表示，此战不以各部割取日军的首级数作为战后的评功标准，原因是怕明军杀良冒功，毕竟是出国打仗，要注意点形象。

应该说，这次明军打的不错，打的日军节节败退，尤其以进攻平壤城北牡丹峰的浙兵吴惟忠部为最。牡丹峰是由前藤忠一率领的五千多日军驻守，装备有当时的最新式火绳枪。

浙兵的弟子实际上就是戚家军，主将吴惟忠亲临一线，身中弹丸数颗，可仍然重伤不下火线。主将如此英勇，三军奋勇当先，第一个将大明的旗帜插在了平壤城头。可当吴惟忠所部冲进平壤城之后，发现李如松嫡系的辽东骑兵，每个人的马腹下面，都挂着三四五个日军人头！显然李如松违背了自己的承诺，不以斩获敌军首级算功劳。

战后兵部评功的时候，首功人员分别是：杨元、李如柏、李如梅、李宁、张世爵、杨绍先、钱世桢等人，清一色的辽东系出身！吴惟忠等浙兵是二等功。兵部给的理由是：辽东军在平壤之战中斩获日军首级1500余颗，浙兵斩获基本没有！

显然这是李如松是故意忽悠了浙兵，这些大兵立即就不干了，因为当时在场有很多人，李如松为了照顾影响，只好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分发给浙兵，把事情先给压了下去。但隔阂已经产生。李如松也对戚家军兵十分不满。

几天后，兵部主事袁黄来到前线，拿了一万两赏银的事宜。浙兵以为这是奖励他们率先攻克平壤的，因为之前李如松已经承认了他们的功劳。可最后李如松还是将银子分配以辽东系杨元为主的辽军。而吴惟忠得到赏银20两！这和骂人没有什么区别。再就是戚继光已死，张居正成了反面典型，浙兵自然不受待见，实际上就是万历偏袒李如松。

依律明军大头兵的军饷是18两左右。为了鼓励士兵英勇作战，兵部左侍郎宋应昌提议战时饷银发双份。后来又提议发了一笔补助，军饷涨到了43两左右。而兵部尚书以及万历都认为发双倍工资没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宋应昌被解职退休回家养老。

宋应昌走后，朝鲜的事情交由李如松全权处理。于是戚家军发现，自己的双份工资没有了。原本18两的额定工资也不及时发放了。对此李如松却表示：“朝廷很困难，我也没有多余的银子，现在我们在朝鲜发银子也不方便，回北京之后一并发放。

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中日停战，李如松率部撤回辽东。浙兵一部分返回浙江，一部分返回蓟镇。可浙兵们回到家之后，可军饷依旧还是没发，蓟镇离北京很近，于是，蓟镇三协营的浙兵在小军校胡怀德和李无逸的领导下，开始聚众向蓟镇总兵王保索要被拖欠的军饷。这一要求是完全是合理的，其中还包括朝廷已经发给辽东系的一万两赏银。

明军欠饷经常发生，在朝廷看来也不叫事，朝廷也睁只眼闭只眼，花钱了事，实在不可控制了才会就地剿灭。看这次浙兵闹事，王保觉得他的机会来了，于是在王保的刻意有心指引下，事情最后是一发不可收拾。

王保先跟大头兵们谈判，骗他们：“军饷的事好商量，你们先找些人跟我去校场，领钱的时候大家排好队。”可当浙兵按吩咐被诓骗大校场之后，却没看见银子，只看见了一把把明晃晃的屠刀！随着王保一声令下，蓟镇士兵立即对手无寸铁的浙兵们展开屠杀。

在一阵血腥的屠杀过后，王保生怕身边还有浙兵漏网，就拿出花名册点名，凡是籍贯载明是浙江人的，一律拉出去斩首。事后，王保又请托巡按御史马文卿，请他为自己开脱。而作为蓟镇地区最高军事长官李如柏，对于王保以兵变的名义杀了这些戚家军那是正中下怀。

就这样，在蓟镇众多官员的遮盖下，朝廷的处理结果也很粗暴，胡怀德和李无逸被押送到京，审都不审，直接把脑袋砍下来，挂到旗杆上示众。

《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三年十一月壬午条下载：

“先是南兵鼓噪，总兵王保欲张大其事，冀以邀赏。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时交章论之，言南兵以要赏结聚，本无逆谋，及总兵王保令各纳军器，赴教场听处分，南兵已唯唯听命，及甫入教场，而王保挥兵乱斫，死者无数。

乱斫之后令分队过堂，按籍点名，随点随斩，虽长平、新安之杀降坑卒，未为过之。

且传言杀南兵之夜，官军乘势劫掠，抢掳恣淫，被害诸商确有的证。滥杀之惨，何可胜言！

巡关御史马文卿遂力言南兵之大逆有十，而诸早见密谋、转危为安者有三。兵部据以覆请，言各兵逆状已着，当阵擒斩有数，乞赐独断，免行勘覆，首恶到京，即速行枭示以正典刑。上如部议。”

至于这幕惨剧造成的具体的伤亡数字，目前已经无可稽考，各种材料众说纷纭。人数最多的记录见诸于朝鲜史料《宣祖实录》，达到3300多人；大明兵部记录是160余人。

这一行为的结果是严重的，等到第二次援朝战争爆发，朝廷再去浙江征调有经验士兵应募的时候，已经无人应征，后来勉强招上来的这群人，表现也不如当初打平壤那般亮眼。热血已凉，人心已冷。等凉透的时候，大明也就差不多了。当一个国家对军队失信的时候，大明也就离亡国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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