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九年(1859),长江下游的常州、苏州以及浙江等地相继沦陷,远在京城的咸丰帝几次下旨让曾国藩率湘军南下收复失地。对于清廷来说,江浙地区乃是朝廷的赋税所在,其意义自不待言。但曾国藩却有自己的打算,他铁了心要啃下安庆这块硬骨头。

从战略角度而言,曾国藩以上游遏制太平军的策略是正确的,在他看来“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而收复安庆这个重担自然而然就落到了曾国荃的肩上,此战只能胜不能败。 然而吊诡的是,太平军在安庆一带驻军十余万人,而湘军鲍超、多隆阿以及曾国荃吉字营三部总共才二万多人。在兵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太平军为何不敢出城与湘军决战,反而被围得跟铁桶一般呢?这就要从当时的形势说起了。

安庆是安徽的省会,城池不大,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万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江第一洲”,长江穿城而过,两边为山区地带,崎岖坎坷,难以行军打仗,仅有一段大约四五十公里的狭长区域,这是唯一的通道,如果要绕过安庆那么就得绕很长的路。朱元璋和陈友谅争天下时,安庆之战就是决定性战役。 曾国藩很早就意识到安庆的重要性,“自古有事于大江南北者,必争上游之形势”,安庆一日不克,湘军即一日无法下攻金陵。要攻破金陵,就先要占领长江以北的滁州、和州,而要想在滁州、合州布置重兵,压制金陵,则上游的安庆必须收复,拿下安庆,则庐州亦可拿下。

安庆的重要性咸丰帝可能没有看到,但曾国藩和陈玉成对此都心知肚明。因此,当曾国藩布置兵力准备进攻安庆时,陈玉成也从皖北调集大军救援。咸丰九年九月,根据曾国藩、胡林翼的部署,福州都统多隆阿率军夜袭石牌镇,杀了太平军一个措手不及,太平军死伤数千人,守将被俘。 拿下石牌镇后,多隆阿与总兵鲍超等部一万余人进攻太湖县。太湖是安庆的门户,太湖之战则是安庆之战的前奏和关键。陈玉成亲自率军从安庆驰援。陈玉成是太平军名将,十四岁那年加入太平军,很快因为表现出色而成为太平军的首领,后来陆续以战功升至五军主将之一,咸丰九年封为英王,时年22岁。

安徽是陈玉成的主战场,太湖直逼安庆,陈玉成率军南下,与湘军正面较量。陈玉成与捻军首领张洛行等人会师太湖,号称二十万,实有兵力七八万。此时,曾国荃尚在湖南老家改葬先祖、主持叔父丧事。湘军只有多隆阿、鲍超二军,总共不过万余人。 双方兵力如此悬殊,很有可能重蹈当年三河之战的悲剧。但是这一次不同了,在曾国藩、胡林翼的配合指挥下,陈玉成付出了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最终退回安庆。随着太湖、潜山相继被克复,安庆外围已经被扫清。咸丰十年八月,曾国荃的吉字营抵达安庆城下。接下来的安庆之战,太平军调动了所有将领,兵力有十余万。但这一仗,湘军以少胜多,奠定了收复金陵的基础。

安庆之战让人匪夷所思,最大的谜团是曾国荃所部围攻安庆之前,太平军为何不敢与湘军决战,反而退缩进城,最终导致被围?可以说,太平军有一万个理由该与湘军决战。 首先安庆是安徽的省会,位置十分重要,是金陵的门户。事实上太平军诸王等到安庆失陷后也意识到,安庆一失,大局难以挽回。而非曾国藩兄弟却高瞻远瞩,将安庆一战看作是陈玉成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不仅谋划长久,而且始终意志坚定。 其次是安庆一战,太平军有着明显的优势。安庆以下基本都是太平军的地盘,距离金陵不远,有着可靠的后勤支持。从兵力数量上看,太平军也占据绝对优势,在皖北又有捻军呼应,在皖南、江西,另有太平军活动,应该说局势有利于太平军。

第三安庆是太平军经营时间最久的根据地之一,从咸丰三年攻占安庆后已有七八年之久,粮食、弹药十分充足。 然而当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太平军有一万个理由不能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太平军在安庆疏于建设。 定都金陵后,太平军诸王在城中建造奢华的王宫,此外,太平军几乎没有把他们统治的城市真正当成自己的家,尤其在经济上毫无建树,农村更是荒凉不堪,难民遍地。 在军事建设上,太平军也是极度的失策。安庆是长江中下游的门户,紧靠长江,然而占领安庆的七八年时间中,竟然没有建立水师。相反,曾国藩准备攻打安庆时,在已有的长江水师的基础上,又扩建了宁国、太湖、淮扬三支水师。

军事组织上,随着太平军关键人物杨秀清之死,缺乏核心人物统领全局,诸王各自为政,互不相属,兵虽多却毫无远略,战斗力严重下降。其实安庆之战本质不在于兵多兵少,而是在于太平天国有已经开始走向末日,话句话说,安庆城中的十余万太平军,根本没有战斗的意志和决心,只不过是待宰的羔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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