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2年7月9日，张居正因积劳而疾逝世，神宗皇帝当天为他停朝，并赠上柱国，谥号“文忠”。
但仅过四天，神宗就下令对张居正进行抄家。张居正家属及子女被流放、甚至被饿死；张居正重用的官员和门生，被免职甚至杀害。
明明受了张居正的教诲，神宗皇帝却为何要如此狠毒对待张居正？今天，我们要讲讲张居正与明神宗的故事。
明神宗朱翊钧，民间故事里喜欢称他为万历皇帝，说他在位四十八年，不上朝的时间有三十年，是个妥妥的昏君。
一些历史学家同样认为他是一个贪酒贪色贪财贪权的贪腐皇帝。为什么朱翊钧做皇帝会如此“变态”呢？这就要从他不幸的童年说起。
朱翊钧虽出身在王族，但没有幸福快乐的童年。他的母亲李氏原本是个宫女出身卑微，为了能扬眉吐气，从小督促朱翊钧好好学习。
朱翊钧每天五更就得被母亲叫起读书，几乎全年无休。读书稍有懈怠，就会被母亲罚跪。
最奇怪的是朱翊钧一直没有自己的正式名字。直到他6岁时被册封为皇太子时，穆宗才赐名为钧，要他以后能和圣王一样制驭天下。
穆宗又为朱翊钧找了一批大臣，给他上课讲学。虽然朱翊钧学习很刻苦，但少年时代的朱翊钧内心深处或埋下做“圣王”的逆反心理。
朱翊钧十岁继位后，既有母亲李太后训政，又要聆听高拱、张居正和高仪三位辅政大臣的教诲。
结果高拱要求这位小皇帝必须“御门听政，亲答奏请”，对所有上报的奏章都要一一览后，草拟好自己的批语然后交内阁大臣审查批得对不对，并且当天作业必须当天完成。
朱翊钧不仅要天天完成批奏章的作业，还要每天在宫中要读经史、听讲课，还要隔三差五举办御前讲席。
如果奏章批得不得体，还得挨李太后责备和辅政大臣的“规劝”。大家想想，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天天996式的工作和学习，生活毫无乐趣，心理还能不变态么？
朱翊钧的内心有三大阴影，第一个是他的母亲，第二个是大太监冯保，第三个就是“元辅”大人张居正。
对自己的母亲，朱翊钧恨不起来，因为他清楚母亲的严厉要求，是为了自己好,但对大太监冯保却是怀恨在心。
冯保本是穆宗身边的太监。因为他擅长琴棋书画而深受穆宗的喜欢。穆宗死前让冯保担任掌印太监，在宫内辅助好朱翊钧。
由于辅政大臣高拱多次反对冯保主掌监礼司，冯保就抓住高拱“十岁孩子如何懂管理国家”的言论大做文章。
在张居正暗中支持下，李太后将高拱赶出京城。另一位辅政大臣高仪受了惊吓一病不起。
明朝廷权力架构形成了李太后监政、张居正执政和冯保掌管宫内三驾马车的局面。朱翊钧虽然名为皇帝，言行举止却要被李太后、张居正和冯保所约束。
冯保作为李太后的亲信耳目，每天盯着小皇帝读书听课或做批奏章的作业。小皇帝稍有偷懒，冯保就要出言规劝，甚至向李太后报告。然后李太后又要罚小皇帝长跪。所以，小皇帝对冯保既恨又害怕，这种阴影一直延续到自己亲政之后。
作为辅政大臣的张居正对小皇帝充满关爱，亲自给小皇帝制作如何学习做“圣王”的课程表，向小皇帝仔细讲解朝政规章和批阅拟卷要点；还特意亲作《恭述祖德》诗，让小皇帝了解朱家创业奋斗史，要小皇帝奋发有为，莫负先祖先宗。
张居正对少年天子不当言行常有教诲。比如朱翊钧要想搞元宵灯棚，被张居正否决了，要朱翊钧要学做“圣王”行节俭之风。
朱翊钧在表面上对张居正十分恭敬，言必称“先生”，下诏书在张居正名前必冠以“元辅”。
张居正有功于大明社稷，对神宗也有教诲之恩，为什么死后会遭到神宗疯狂报复呢？
这里自然有神宗朱翊钧十多年来积蓄的怨恨，需要情绪发泄，但也是神宗一种渴望收回皇权的表达
张居正死后第四天，就有官员开始罗织张居正罪行，神宗皇帝下令抄家。
结果导致张居正府中上下饿死十余口，张居正长子张敬修自缢身亡等等。
对种种惨状，神宗皇帝故作不知，直到两年后才作批示“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
神宗皇帝为什么要对张居正做这么大的动作，除了泄愤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原因：一是消除张居正对朝政的影响，树立自己亲政的权威；二也是向母亲李太后申张自己的皇权。
李太后对神宗皇帝的做法，虽然反对的，最终还是默认了现实，从此再也不干政了。
李太后归政后，冯保没有了倚靠，同样被神宗清算，被贬到南京安置，好在有李太后过问，神宗才搪塞说过一段时间会召回他；冯保因此得以活了许久。
但他的弟弟冯佑和侄子冯邦宁被削职，都死在监狱中了。
张居正除了自缢身亡的长子张敬修外，共有六子。次子张嗣修被发配苦寒烟瘴之地，不知所终。
第三子张懋修被削籍为民，两度自杀未果，后编撰《张太岳文集》，在家中去世，终年81岁。第四子张简修被削籍为民，不知所终。
第五个儿子张允修逃亡在外。在他75岁时张居正被平反、重新获得世荫和诰命；79岁时被张献忠俘获、逼迫做官，他坚决不从，选择绝食而亡。
张居正最小的儿子张静修，在抄家前得以躲藏，后在张居正友人的帮助下，迁居到苏州一带，以米业为生。
用今人的立场，来看待张居正的悲剧，其实就是封建专制统治下，朝廷权臣在权力过渡阶段的悲剧。
当老皇帝去世、而新君年少时，封建统治者需要有作为的大臣扮演辅政权臣的角色，保证朝政有一个平稳过渡阶段。
当新君成年需要亲政时，他就要走出辅政权臣的阴影，尽最大可能消除权臣在朝政中的影响力。
这种游戏规则，不因君臣恩情或亲密度而改变。李太后对张居正的执政给予最大的支持和信赖，但这种支持和信赖只不过发生在皇权过渡交接的权宜之时。
当小皇帝能够自主执掌朝政，甚至为了树立皇威而剪除“先生”余党时，李太后选择了消失。
在专制统治者看来，无论是“先生”或“元辅”，只不过用来维护皇权延续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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