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曾经说过,这世上最容易的就是当官,这话说的轻巧随意。毕竟李鸿章生来就有做官的天赋,在晚清风雨巨变那样的大背景下,他在官场上仍能够游刃有余、左右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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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李鸿章那样圆滑懂人情世故,客观地说在清代官场上混,琢磨不透诸多的潜规则,那么毫无疑问是无法立足的,轻则降低处分重则丢官丢命。
那么,作为一个官员需要掌握哪些游戏规则呢?又有哪些忌讳是绝对不能触碰的?借此话题,御史就来聊聊这方面的内容。
其一、不能刻意当清官
本来,官员最重要的一项职能,是要讨好和奉承上司,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当然这一条再傻的人都懂,所以就没有必要强调。
读书十年寒窗一朝得中功名,就意味着即将进入仕途,很多饱读圣贤之书的翰林进士们,内心都有一个清官梦,都指望自己能够像包拯、海瑞那样能够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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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旦踏入仕途,美好的梦想随即破灭,很少有人能坚持初衷,顶着巨大的压力为民请命、为国尽忠。这是因为清代的官场土壤本身就不适合清官的存在,如果哪个官员刻意要去做清官,那么代价将是无比巨大的。
就拿地方官来说,要做清官的难度很大,首先就不能收取官场上流行已久的陋规。而自己不收,那么也就不会去送,那么上司也就少了应有的进项,下属们同样也会因此而受到利益伤害。
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做法在官场上属于绝对的异类,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大概率任期未满,就会被上司以种种理由参劾,估计离开任地的时候,恐怕连个送行的同僚都没有。
不刻意去当清官,不意味着不能做好官。实际上清代有很多操守清廉且政绩突出的官员,他们既能在一定限度上与上司同僚和衷共济,同时也能造福百姓为朝廷办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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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曾国藩来说,他本身就是一个十足的儒学大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套理论他最熟悉不过。可是他任两江总督的时候,照样要拿各种陋规,也不反对属下们潜规则。
道理很简单,曾国藩明白水至清则无鱼,要是把上司和下属们的利益都给堵死了,那么他的总督自然也干不长久。尽管我们不能说曾国藩或者左宗棠等是清官,但却不能否认他们的成就,一代名臣的头衔还是实至名归的。
其二、办差做事不能太认真
以政务而言,地方官繁于京官,尤其是州县一类的亲民官,辖区内的钱粮、刑名、治安、文教等事务,都得亲自过问。
负责的事务多了,出现错误的概率也就大了。不过清代官场之上,作为一个合格的官僚就需要懂得适时事地去犯错误。如果自己太认真,把所有工作都做得十分完美,那么也就意味着上司们无用武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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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情况下,凡是有点悟性的官员,都会有意地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务上,出现一些差错,且这些差错报到上司那里以后容易被看出来,这样就会讨得上司的一番训斥。
就拿知县来说,辖区内如果发生刑事案件,就不能过于操切在很短的时间内破案,一定要掌握一个度。前期得慢慢磨,要让上司偶尔催促几下,后期才能发力,将限定时间的最后几天破案。而且在汇报的过程中,一定要说明这是上司们极力督促的结果,否则案件就难以侦破。
这样做,既可以不违背朝廷的制度,又能给上司留下体面,证明上司的存在感。这样的官员,是很受长官欢迎的,待下一次考核时,就很容易挪挪位置。
如果换成是布政使、按察使一级的省级大员,同样也是如此。布、按二司分管一省的民政和司法,与户部、刑部打交道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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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之上很早就有“给大部留余地”的说法,就是说地方督抚布按在工作中一定要考虑到各部长官的感受。
比如地方上重大的刑事案件必须呈送刑部,如果督抚和按察使等将所有细节案情都整理得明明白白无懈可击,那么刑部不久形同虚设了,还审核个什么劲呢。
因此,上报刑部的卷宗里,一定要留下破绽,但破绽又不能太大绝对不能触及大清律例的范围之外。这样刑部就会有面子,象征性地批评一下,然后案子就可以结了。而一旦不给刑部留余地,那么案子就会打回去重审,最终督抚的面子也不好看。
其三、时刻不能忘记经营朝中关系
这一条主要针对地方官,对于有功名出身的官员来说,不管是出身寒门还是名门望族,在朝中都有一些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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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进士、举人出身者,他们人生中第一个政治靠山就是座师,即乡试、会试考官。按例,能出任乡会试考官的级别一般不会太低,尤其是会试,至少得是三品以上大员,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侍郎以上级别的。
新进官员外放地方以后,就要和座师保持频繁的联系,嘘寒问暖是必不可少的,遇各种节日时就更要放点血,该送特产送特产,该送银子送银子,只有这样,才能在面子上维系师生的那点情面,在关键时候座师也会出面讲上几句好话。
除了座师,同年也不能忽略。同一科进士因甲第、官运的不同,最终分配的岗位也会不同。但是谁也不能预料,这些同年们会爬到什么位置,故而不能嫌贫爱富,只恭维进步快的,而忽视进步慢的。
或许有一天那些进步慢的,因缘际会一发冲天,数年之内就能跻身大员行列,那么到时候局面就很尴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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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清代官场上几个重要的潜规则,不是全部,但万变不离其宗,立足官场说到底都不是凭借才能政绩,唯有人情世故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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