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有多大？看看这几位，临阵斩大将说办就办了】宦官，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
宦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早在《左传·襄公二年》中，就有：令司宫巷伯儆宫的记载。我国最早的诗歌选集《诗经》中，也专有《巷伯》一节，按照汉代学者郑康成的注释，‘巷伯”，就是奄官寺人，内小臣也”。因为他们“掌皇后之命，于宫中为近，故谓之巷伯”。可以认为，至晚是在春秋之初，宦官就奔走于帝王宫廷之中了。
西汉之前的宦官，除由一部分受过腐刑的阉官充当之外，个别还引用一些士人。自东汉开始，宦官就完全是由阉人充当了。因此“阉人”之称，也就与宦官、内侍完全等同了。
在东汉以来的近两千年历史上，宦官集团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势力，利用他们亲近皇帝的特殊地位，曾导演过许多政治闹剧。像东汉时代的宦官专权、唐代中期的宦官监军、以及明代的阉党集团挟天子残杀东林党，就是其中的典型事件。清代史学家赵翼就曾指出：“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廿二史札记》)这些包围于皇帝周围的超级奴才中，曾出现了不少像唐代的高力士、明代的魏忠贤之类的人物，也着实给他们的主子招来许多麻烦。
宦官参与战争并监军弄兵，到底始于何时，史籍记载不一。但早在唐玄宗天宝六年，皇帝就有委派“监门将军”的先例了。(《新唐书》卷135，高仙芝传)在安史之乱中，由于宦官监军，错杀良将。竟成为招致长安失陷、皇帝西逃的重要因素之一。
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农历十一月，安禄山、史思明的叛军已渡过黄河，直扑东都洛阳。由于多年太平，唐玄宗荒淫无度，内地城防年久失修，驻防的兵少，将也寡，面对野蛮残暴的叛军，各地官兵闻风丧胆，不堪一击。皇帝惶惶不安，急忙出内府钱帛，在京城临时招募十万“市井子弟“充军守城。又令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率领六万乌合之众东征讨贼。为了在军中按上自己最可信赖的耳目，皇帝派宦官边令诚监军，随高仙芝同往。
叛军兵临洛阳城下。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急忙率领新近招募的六万老少残军仓促迎敌，结果因这些新兵未经过训练，经不起叛军的攻击，很快四处溃散，死伤惨重，虽然封常清浴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在叛军的强大攻势下，洛阳失守。封常清收罗残部，退往(今三门峡市西)与东征的高仙芝部会合。
这时的郏州城，城垣残破，人心恐慌。驻城太守早已携带家小，弃城逃往太原。城中粮草紧缺，不可久站。面对乘胜杀来的强大敌人，封常清深有感触地对高仙芝说：“我与贼连战数日，深知贼兵之锐势，我们决不可轻敌。眼下郏州不易固守，潼关又兵力单薄。若贼兵窜入潼关，京师则难保。因此。我们不如弃郏西退，坚守潼关，以逸待劳。一可保住京师门户，二则可伺机进取。”
在当时的形势下，封常清的主张是正确的，当即得到高仙芝的赞同。但边令诚却竭力反对，叫嚣要“寸土必夺”，主张东进迎敌。在这关系京师安危的重要时刻，每拖延一刻都会给潼关带来一份威胁。最后，高仙芝不听边令诚的摆布，毅然与封常清率军西归。结果因拖延了时间，叛军追来，“官军狼狈走，不复部伍，士兵相腾践，死者甚众。"尽管如此，高、封二将还是边战边退，先占潼关，使叛军“不得入而去”，保卫了京师的安全。
在这重要关头，宦官边令诚这个最受皇帝信赖的“监门将军”，反而恨高、封二将对他不敬，窜回京城后，他到皇帝面前无中生有地诬陷高仙芝“盗减军士粮饷”，把封常清根据形势提出的正确策略说成是“煽动军心，动摇士气，”欲置高、封二人于死地。而昏庸的唐玄宗果然听信了这个阉贼的谗言，就这样，在一怒之下，命令边令诚携圣旨到潼关立斩了二将。
杀了高、封二将，由左仆射哥舒翰继守潼关。这时军心浮动，将士们人人自危，根本不愿出关与叛军决战。但皇帝听信谗言，强安令哥舒翰出关进攻。结果正中安禄山之计，叛军截袭官军后路，乘虚而入，轻而易举地夺取潼关。哥舒翰败逃至关西驿后，其部将火拔归仁等一百多名将士料定回京后必然被杀，便劝哥舒翰投降安绿山，免得也落个高仙芝、封常清的下场。哥舒翰虽然口头上说：“宁效仙芝死，”但当他被部将挟持到洛阳后，最后无奈向安绿山屈膝称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朝中央政府在安史之乱中，之所以败得那样惨，完全就是唐玄宗咎由自取，自毁长城所致，在这个过程中，太监无疑起了极坏的负面作用。甚至可以说，大唐由盛转衰是拜一个太监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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