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妥协政策的直接产物：唐朝中晚期的藩镇割据形成

“安史之乱”是大唐王朝盛极而衰的最重要最关键的转折点，自此之后便进入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并一直持续到王朝的终结。可惜的是，藩镇割据的局面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唐代宗为了尽可能快的终结叛乱，做出了不应该，或者说过分的妥协与让步，从而导致了这一局面的出现。

762年11月，朝廷任命仆固怀恩为朔方节度使、河北副元帅，统兵进军洛阳，洛阳的叛军在史朝义的指挥下精锐尽出，在城外与唐军展开战略决战，结果以唐军大获全胜，叛军惨败告终，史朝义仅仅率领数百骑兵向河北老巢逃窜。 彼时彼刻，叛军虽然在河北老巢还有十余万精兵，表面上尚可一战，但实际上自从史思明死后便已经将帅离心，军心不稳，完全没有了获胜的信心与能力，假如大唐与回纥联军乘胜追击，将其彻底摧毁和收服，基本上是十拿九稳的事情。然而，史朝义的部将在其自杀之后，唐军的前锋尚未到达之际，便争先恐后归顺朝廷，代宗皇帝不但欣然接受、将叛乱的罪责全部赦免，而且直接让这些叛军将领担任原来的职位：任命降臣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今河北北部）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今河北中部）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 这种妥协换来的迅速胜利，代价极其昂贵：首先，整个河北地区仍然游离在朝廷的直接管辖之外，既不能提供物资钱粮，也不能提供必要的兵力来支持朝廷；其次，叛乱将领在自己控制地区内的基础没有动摇，军心反倒重新稳定下来，换句话说，叛乱的隐患依然存在；最后，对于那些积极响应朝廷勤王号召的地方官员和百姓来说，自然对朝廷的举措极度失望，从而失去了信心。

或许，代宗是想以史为鉴，学习当初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之后用来解决国内的其他叛乱势力的手法，先一一安抚，待得天下大定之后，再用高官厚禄将叛乱首领们笼络的朝廷当中，然后将王朝的统治顺理成章的延伸下去。 可惜的是，此一时彼一时，高祖时代，手中有能征惯战且足够数量的唐军，在单独面对任何一股潜在势力之时，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而代宗时代用来平定叛乱的主力军队几乎都掌握在节度使手中，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隋末的叛乱首领深知顺从高祖是其荣华富贵的保障，而安史之乱后的叛将们则明白，自身的地位是靠军队和地盘换取的。

代宗皇帝在用妥协手段结束叛乱，送走代价高昂的回纥骑兵之后，很快便陷入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税收减少等等一系列严重且迫切的经济问题，根本无暇顾及处理归顺的叛将。朝廷实力的虚弱与意志的软弱自然被居心叵测的人看在眼中，于是乎，其他地方实力派为了自身的安全，自然是有样学样，想方设法扩充实力和地盘，至此，藩镇割据的局面便定型了。 由此可见，对历史事件生搬硬套，有时候会很要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