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永嘉元年(145年),东汉王朝好不容易才将羌人起义的烽火扑灭,仅仅隔了十余年,到延熹二年(159年),大规模的羌汉战争又爆发了。
1、羌人的反叛
延熹二年(159年),西羌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羌攻打陇西、金城塞,一时声势大振。
护羌校尉段颎率湟中降羌屯驻罗亭(在今青海乐都县境),与田晏、夏育联合,击退了众羌。翌年三月,金城烧当羌与烧何羌联合,北攻张掖属国,占领钜鹿坞,杀属国官吏,并袭击段颎营地。
段颎猝不及防,刀折矢尽,几至败覆。延熹四年(161年),东西羌起义范围更为扩大。此年夏天,陇西郡的零吾羌、先零羌合并东攻三辅;冬天,上郡沈氏羌、陇西牢姐、乌吾合兵攻并、凉二州。
段颎再次率湟中降羌数千前往镇压。这些湟中降羌因久役不归,眷恋故土,纷纷叛逃,段颎因此被革职下狱。继任的护羌校尉胡闳庸懦无能,于是东西羌更为强盛,攻下了许多营坞,并相互连结,在三辅、并州、凉州各地继续展开斗争。
朝廷迫于形势危急,一面起用廉吏皇甫规监督关西官军,一面诛免了一些贪官酷吏,以平羌民的公愤,于是暂时得到了几个月的安宁。
到延熹五年(162年),凉州继续发生东西羌起义。此年三月,上郡沈氐羌攻打张掖、酒泉;七月,乌吾羌复攻汉阳;十一月,滇那羌攻打武威、张掖、酒泉。
到延熹六年(163年),“寇势转盛,凉州几亡”。东汉王朝迫于无法应付危局,因而又将段颎调出为护羌校尉。
延熹七年(164年),段颎以威迫、利诱两手,使滇那等3000落降汉。八年(165年)春,段颎又出击勒姐羌;夏,出击当煎羌。
段颎自七年冬出兵,到八年秋,经过无数次鏖战,才将西羌镇压下去心。
自顺帝永和六年(141年)东羌各部发动起义以来,东汉王朝虽然多次安抚、征讨,但并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东羌仍叛服无常。
延熹九年(166年)秋,鲜卑入塞与东羌定盟,于是上郡沈氐羌、安定先零羌又攻打武威、张掖二郡,沿边多被残破。
永康元年(167年),春正月,安定的先零羌五六千骑入三辅,围祋祤,略云阳,又攻下扶风、京兆二营,杀10000余人;冬十月,先零羌豪岸尾等又攻三辅,护匈奴中郎将张奂遣部将尹端、董卓反击,斩杀羌酋豪,俘虏10000余人,三辅暂获安宁。
2、段颎的成名战
羌众的叛服无常对三辅构成严重威胁,桓帝几乎束手无策,为此诏问段颎“平羌”方略。
段颎上书陈说,只有“长矛挟胁,白刃加颈”,才能最终征服羌众,并且表示,如果给他步骑数万,车辆3000,“三冬二夏,足以破定”。桓帝采纳了段颎的建议。
转眼已到灵帝建宁元年(168年)春,段颎率领万余人进剿先零羌。当时先零羌30000多落,占据安定郡一带,东连羌胡,西接汉阳,声势至为浩大。
段颎兵从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南),直指高平(今宁夏固原),先零羌迎战于义逢山(今固原西北)。只见义逢山布满羌众,辎重牲畜,源源不断,段颎兵不免惊惶失措。
段颎却神色自若地集中部署兵力,将既持长矛、又备强弓劲弩的士卒前后排成三列,又以轻骑兵为左右翼;接着又激昂地鼓动将士说:
“今离家已数千里,进可图功,退必致死!福祸安危全系今日,大家齐心努力共图功名吧!”
段颎周全的军事部署及满怀激情的鼓动,顿时使军中士气大振,段军遂以锐不可当之势进攻羌众,一举大破之。
破羌捷报传至朝廷,临朝的窦太后诏令嘉奖段颎,封他为“破羌将军”,并鼓励段颎彻底剿灭东羌,“洗雪百年之逋负,以慰忠将之亡魂”。
朝廷的嘉奖,更激发了段颎剿杀羌众的斗志。
建宁元年(168年)夏,段颎秉承朝廷剿灭羌众的旨意,更是不遗余力地继续追剿羌众,从桥门(今陕西子长县李家岔)出兵,昼夜兼行200余里,在上郡奢延泽(今内蒙乌审旗西南)与羌众相遇。诸羌退至落川(内蒙乌审旗红柳河),“复相屯结”,坚持抵抗。
段颎又与部将田晏、夏育合兵,在灵武谷(今宁夏贺兰西北)一带大败羌众,诸羌余部20000多人,散入汉阳山谷。
3、张奂的平羌主张
这时,东汉王朝在对待诸羌问题,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
中郎张奂主张缓和汉羌矛盾,对羌人当以政治抚慰为主,军事镇压为辅。
在张奂之前,关陇名将皇甫规也提出及实施过这样的主张。
皇甫规向朝廷指出:
地方官史施政无度,残酷地盘剥与摧残羌人,是羌众“反逆”的根本原因,主张整肃郡吏,清平政治,绥抚羌众。
皇甫规为政清廉正直,对待诸羌,一直奉行恩威并施的策略。延点四年(161)年,羌人起义的烈火在三辅、并州、凉州各地蔓延,皇甫规受朝廷之命,率军平羌乱。皇甫规出兵攻破零吾羌,“斩首八百级”,同时斥逐“受取狼籍”、“多杀降羌”的贪官酷吏100多人,起义浪潮才渐渐平息。
羌众由此被感化,先后有20余万羌众归降。张奂与皇甫规的关系甚为密切,他不仅是皇甫规的学生,而能成为东汉后期功勋卓著的名将,也得力于皇甫规的多次举荐,所以皇甫规对张奂的影响很大。
张奂认为“羌一气所生,不可诛尽,山谷广大,不可空静,血流污野,伤和致灾”。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边地任职期间,他身体力行“对羌众以绥抚为主”的策略。
永寿元年(155年)秋,张奂出任安定属国都尉。当时,南匈奴7000人马侵掠美稷,东羌各部起而响应,而安定仅有守卒200多人。
在双方兵力悬殊如此大的情况下,张奂临危不乱,一面进屯长城,收集兵士,加强边境防御;一面遣属下驻守龟兹袭扰东羌,从而不仅阻止了东羌与南匈奴互相勾结,而且还使东羌与官军联合,结果大败南匈奴,边境遂获安宁。
事后,羌人酋豪感激张奂绥抚之恩德,遣使送来良马20匹,金據8枚,张奂却诚心谢绝了。张奂以自己的“正身洁己”,赢得了羌众的拥护,所以在他任安定属国都尉期间,这一地区“威化大行”。
张奂对民族问题的上述主张既蕴含了合理、进步的因素,并且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是行之有效的;可是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认识及其实践层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
张奂认为羌种不可以斩尽杀绝,因为他们与汉人同样是禀天地之气所生,并认识到边郡官吏的贪贱是逼反羌众的根本原因,所以企图以自己的清正廉洁感化羌众。
这些认识,既突破了春秋战国以来“华夏大防”、“贵中华,贱四夷”的思想局限,并且客观上认识到羌众反叛的原因,具有很大进步意义。
但是张奂的认识中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
自顺帝永和(136-141年)末年以来,羌众不断向东推进,常常有羌人大规模袭击京畿地区的报告送达朝廷,更多的边郡不得不部分或者全部放弃给羌人。到灵帝登基这一年,从河套地区的云中,五原至甘肃的汉阳一带的西北边地2000余里,已落入羌人与匈奴手中。
另外,即便对羌人实行绥抚,带来的也仅仅是暂时的安宁,无论剿与抚,羌人总是处于叛服无常之中。
这些事实表明,羌的对汉战争,除了反对贪官污吏的剥削压迫之外,还受其他因素的支配,这就是争取在塞内发展和对财富的需要。
纵观东汉时期的汉羌战争史,对待羌众,如果坚持以和睦为主的策略,东汉王朝就必须恩威并存。从恩的角度讲,朝廷政治清明,官吏廉正,府库充盈,能不时以财物周济羌人以满足其需要,才可能有效地安抚羌众;从威的角度看,东汉王朝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威慑力,方能有效地抵御羌众的攻击性骚扰。
可是到灵帝时期,朝廷实行安抚和睦政策的两个前提条件都已丧失殆尽。
桓灵时期,政局黑暗已至极限,张奂、皇甫规一类的清廉官吏已属凤毛麟角,安定属国的都尉,在张奂之前的八任,都是贪婪残暴地榨取羌众的能手。
军事上,因府帑空竭,军费严重不足,遇有战事,皆临时加紧搜刮天下,乃至动用帝室钱财以助军费。不仅军费奇缺,军队之腐败也登峰造极。军队将领大发国难财,利用战争之机贪污军费,致使许多士卒因冻饿死于沟壑。
军费的极度困竭与军队的严重腐败,已使东汉王朝的军事威慑力降至最低点。吏治更加腐败而导致羌民的不满与反抗情绪高涨,军事威慑力的大大下降又不断刺激羌人乘隙寇掠与争取东向发展。正是这种种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得羌人的反叛不断,以至于皇甫规、张奂等人“安抚为主”的策略不可能从根本上奏效。
4、段颎的“赶尽杀绝”
与张奂相反,破羌将军段颎主张对羌人斩尽杀绝。是否张奂等人的主张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羌汉矛盾与冲突,段颎的“斩尽杀绝”既合理又可行呢?
段颎的主张并非建立在对羌汉矛盾客观而全面的分析上,他认为羌人不断东进,“攻没县邑,剽掠人物”,都是由于其毒蛇般的兽性所定。
这种认识显然是由于其囿于鄙视周边民族的传统偏见所致。段颎的主张既与他认识上的偏见有关,也跟他自己的性格、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熹平元年(172年),因追捕“党人”的需要,灵帝起用段颎为司隶校尉,段颎便利用大权在握而泄私愤。段颎曾辟除扶风平陵人苏不韦为他的掾属,苏不韦没有应召,段颎便怀恨在心,稍后便制造了苏氏满门六十多口全部被诛杀的惨案。
这一令人发指的惨案,无疑充分暴露了段颎的残忍本性。或许段颎生性就带几分残忍,而他又出身西北一个军吏家庭,在酷烈的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这样一来,他固有的残忍性格也就根深蒂固。
生性残忍的段颎作为东汉后期驰骋疆场的名将,他渴望战争,渴望较量与征服,渴望杀人如麻带来的刺激,并且似乎只有战争才能充分显示他的才干。战争不仅带给他刺激,而且还带来提升。
自桓帝永寿二年(156年)任辽东属国都尉以来,出击鲜卑,镇压泰山流民起义,屡次进剿羌人起义,显赫的战功使东汉王朝视其为“救危安邦”的社稷之臣,不断获封赐、晋升。
朝廷的嘉奖,更激励了段颎穷兵黩武、扩大战果的冲动,甚至可以将自己和部属的生命视为赌场中的筹码,在必要的时候孤注一掷。
由段颎个人的认识偏见,以及其他一些非理性的个人因素支配的“斩尽杀绝”的主张,显然也不可能成为解决“羌患”的良策。
5、东羌反叛的平定
也许张奂的主张起了点作用,使朝廷认识到羌众确实难以翦除,况且当时朝廷正发生了宦官诛杀陈蕃、窦武的内乱,一时也无暇外顾。
建宁二年(169年)春,灵帝便诏令谒者冯禅安抚招降汉阳散羌。段颎获知此消息后,又立即上书重申剿杀主张,声称“乘虚放兵,势必殄灭”。
段颎坚决的主张和必胜的信心感染了灵帝,于是灵帝一面仍令冯禅招降,一面却令段颎继续进剿羌众。七月,段颎亲自率部在凡亭山(今甘肃平凉西北)大败羌众,羌兵主力奔聚于射虎谷(今甘肃秦安西南)。
段颎抓住机会,先于射虎谷西南结木为栅,长40里,截堵羌兵的去路,然后遣兵由东西两头夹击,遂将反叛东羌屠杀殆尽。20000多散羌,除被冯禅招降4000人,安置在安定、汉阳、陇西三郡外,余者19000多人全被段颎屠杀。至此,东羌的反叛被平定。
灵帝建宁(168一171年)初年,段颎在羌地大小凡180战,费用达44亿,士卒死伤无数。在国库一贫如洗的情况下,巨额军费完全是竭泽而渔天下百姓所得。
段颎声称,因进剿羌众而疲惫天下百姓只是暂时的,只要将羌众斩尽杀绝,便可以获得永久的安宁。
可事实上,东汉王朝“疲惫天下百姓”并没换来永久的安宁,这时的东汉王朝没有,也不可能“绝其根本,不使能殖”,相反剿杀得越凶狠,羌众的仇恨就越深。
段颎平定东羌反叛后的十余年里,虽然局势相对平静,可在平静之中却孕育着新的更大规模的反叛。
6、羌患再起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春二月,在关中爆发了来势汹汹的黄巾起义。接着,在同年冬十二月,金城、陇西、汉阳三郡又爆发了北地先零羌、湟中义从胡、金城义从羌以及少数汉人官吏参加的联合起义。
十二月,先零羌在陇西、汉阳起义之后,很快与金城抱罕、河关由宋建、王国率领的义从羌、湟中起义的义从胡联合起来,并推举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
羌胡联军首先戕杀护羌校尉伶征,接着又劫攻金城太守衙门,杀太守陈懿,劫持太守衙门从事韩遂及故新安令边章,以他们专任军事。
羌胡联军攻城掠地,陇右民众云合响应,义军很快便聚众十余万。起义军攻下金城郡后,宋建坐镇金城,王国、边章等则进攻汉阳郡,北宫伯玉、韩遂则更东进攻三辅。
当时凉州刺史左昌驻汉阳冀县,前护羌校尉夏育也正在冀县的畜官。左昌以贪婪著称,曾盗用军谷数万石;校尉夏育在任时滥杀羌胡,此时已被罢免,在牧苑畜官待罪。
起义军一到汉阳,就进攻冀城与畜官,欲杀左昌、夏育以平民愤。冀城是当时凉州的军事重镇,冀城一下,整个陇右便会陷入涣散状态。
冀城告急,心急如焚的灵帝一面下令惩处左昌,以宋枭代昌为凉州刺史,一面令名将盖勋率军救冀县。盖勋一至冀县,便大斥边章的背叛罪。边章当初背叛朝廷本不是死心塌地,尚有几分无奈,再加上盖勋是一位忠于朝廷、为官清正、屡建战功的名将,所以在盖勋的大义凛然的相形下,边章便难免滋生出“理亏”的心理弱势,顿时便失却了战斗勇气,没与盖勋交兵,便自动解围离去。
而盖勋前往畜官救夏育的途中,则被羌众打得落花流水,盖勋身受重创。
中平二年(185年)春,北宫伯玉、边章、韩遂率几万铁骑攻入三辅。
羌胡联军的这次起义,给灵帝的统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当时,汉民族经济上的先进性与政治上的成熟性,与相对落后的羌胡部族比较,是很明显的。
而这一次,不仅有很多汉族下层人民卷入了起义洪流,更有边章、韩遂以及段颎的一些“晓习战陈,识知山川”的故吏参加进去。
由此,不仅壮大了羌胡联军的力量,而且使羌胡斗争水平有所提高,能够突破一种狭隘的部族反抗,首次明确提出“诛讨宦官"的政治口号。
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强烈不满现实的黑暗,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将擅权宦官视为黑暗的祸水,所以羌胡联军“诛讨宦官”的口号能引起广泛的积极反响,致使起义队伍发展壮大很快,战斗捷报频传。
湟中义从胡起义,带给东汉王朝的威胁也是举足轻重的。
7、何处“借夷兵”?
章帝章和二年(88年),护羌校尉邓训,以恩信绥抚湟中小月氏胡,开始组建了义从胡部队。在以后接连不断的征战中,这支队伍不断成长壮大,成为护羌校尉麾下的基本力量。护羌校尉所属义从胡,皆精于骑射,成为东汉王朝最精锐的骑兵。马贤、段颎镇压东西羌起义,依靠的就主要是这支总数在万骑以上的骑兵。
这次起义之所以一开始就势不可挡地席卷陇右,就与这支“来如风雨,去如绝弦”的劲旅覆亡护羌校尉而加入起义直接有关。
羌胡联军杀进三辅后,灵帝立即诏令战功卓越的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征讨义军。面对来势汹汹的羌胡联军,皇甫嵩请求朝廷征发3000乌桓兵,北军将领邹靖认为“乌桓众弱,宜开募鲜卑”。
面对空前严重的威胁,虽然灵帝在很大程度上也将扭转危局的希望寄托在“借夷兵”之上,但却不敢贸然决定究竟征发何族“夷兵”。
于是,将“借夷兵”之事交四府商讨。紧接着,“借夷兵”之争义在四府之一的大将军府内展开。
府掾韩卓认为鲜卑兵力甚强,主张征发几千鲜卑兵;府掾应邵则认为,鲜卑骄悍不驯,不听号令。因此,应邵主张招募陇西羌胡“守善不叛者”。韩、应各执己见,争论异常激烈。心如火燎的灵帝不得不再次诏令百官大会朝堂,商议此事。争来议去,最后确定招募陇西未叛之羌胡。
东汉时期,由于光武帝的重内虚外、重文轻武治国方针的影响,征兵、募兵的质量都比较差。
王朝统治者出于增强战斗力的军事考虑,更为了无损汉兵,使“夷虏相攻”,两伤败亡,从中坐收渔人之利,所以经常使用外族兵。在对外战场上,骠悍善战的外族兵是东汉军队的劲旅。
在这种形势下使用外族兵,如何驾驭他们就成为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东汉前期,国势强盛,府库充盈,朝廷对借用的外族兵不仅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同时能时常给予大量金银财物,以满足其物质欲望,从而能对所借用的外族兵实行较为有效的控制。
而灵帝时期,王朝统治已衰弱至极,对外族兵既缺乏政治军事上的威慑,又拿不出什么钱财赏赐他们,所以根本无法驾驭强有力的外族兵。
应邵的建议,已经将朝廷的无奈与虚弱淋漓尽致地显示了出来。有关“借夷兵”的这场激烈争议,实质上是东汉王朝所倚重的“借夷兵”策略已到尽头的信号。
进攻三辅的羌胡联军不仅斗志旺盛,而且实力强大,但是东汉王朝军力既弱,并且已经无法倚重强有力的外族兵,以朝廷军事上的失败也就成为定局。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友情提示
本站部分转载文章,皆来自互联网,仅供参考及分享,并不用于任何商业用途;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他问题,请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
联系邮箱:104246360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