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贡榜王朝是缅甸历史上最后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这一时期缅甸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缅甸贡榜王朝（1752-1885），是缅甸历史上第三次大统一，1757 年阿郎帕耶基本上统一缅甸之后，对外扩张开始成为贡榜王朝的主要国策。

贡榜王朝初期，主要指从第一任君主阿郎帕耶统治时期到第四任君主新古王统治时期，时间约为 30 年。此时贡榜王朝急于扩张自己的领土和势力范围，这一时期缅甸与邻国的对外关系伴随着其领土扩张。

贡榜王朝初期与英国的交往

到 18 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初，西方对于整个东南亚的殖民活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 18 世纪末起，西方人以及西方事物和西方观念的卷入进一步加深和影响了整个东南亚地区；但东南亚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所遭受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

这种影响逐渐加深，但其进程并非连续不断；并且它是以不同的形成方式产生影响”，同时，由于东南亚地区特殊的发展模式，在欧洲逐渐开始影响东南亚的时候，欧洲自身也在不断发展。

第一，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手工业向机器生产的过渡，欧洲的工业化开始，欧洲各国的国家实力和世界影响力也有了相当大的提升；第二，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交通、铁路以及航海业都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第三，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进行长期的海外扩张和争夺成为其主要的国家政策。第四，此时欧洲对东方两个重要的封建帝国清朝和印度都已经开始渗透，这对东南亚各国本身意味着一种冲击。

到贡榜王朝前期，缅甸统治者继续领土征伐和人口掠夺，且受封建土地国有制为基础的领主经济的束缚，缺乏灵活性，贸易严重固化，国内经济主要以小农生产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统治者为了防止西方势力的侵略，采取了消极的闭关自守政策，严格控制对外贸易，经常禁止大米输出，对进口商品征收重税，阻碍了国内各地经济交流、商品交换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商人并没有独立的地位。

他们经营对外贸易要向国王申请，获得经营许可证；每年要按规定向国王交纳一定数量的物品，特别是枪支。从现在接触到的材料看，商人几乎都是穆斯林或华人。缅甸式的封建社会结构，使得不论缅甸的封建主还是农奴，都很难以摆脱原来的社会地位，转化为商人”。

另一方面，连续不断的对外征战，贡榜王朝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与其邻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越来越大，直到贡榜王朝初期，缅甸都没有出现像中国古代那样人口集中的商业城市，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对于贡榜王朝统治者认识世界和接纳新的观念和文化产生了极大的阻碍。

正如何平教授指出的：“东南亚的古代社会自原始社会之后直到西方殖民者入侵之后一段时间内，一直呈现为一种封建制与奴隶制交织在一起的混合状态”，但封建制始终占主导地位，因而“把这种混合结构称为封建-奴隶制结构。”

英国在观望孟人和缅人的斗争后，选择支持阿郎帕耶为首领的缅人，而法国选择支持孟人，随着孟人向南节节败退，缅人的势力越来越大，英国和缅甸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复杂，缅甸甚至私下与英、法两国都签订过一些条款，“对这一时期的相关英文记录的查阅，都无法表明缅甸人急于避免与英国商人的联系。

但是这种联系是有限的，国王和大臣们对对外贸易保持着严格的控制，海关当局希望外国人接受现行的规章制度”，“英国商人对此无论是个人还是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表，通常将这种做法视为一种账户支出的形式，缅甸官员的做法有时是不妥的，但圣乔治堡方面认为缅甸贸易是次要的”。因而，英国方面鉴于对缅甸前景的估算，对于是否继续保持在缅甸的商贸活动一直犹豫不决。

贡榜王朝中期的英缅关系

自从 1760 年英缅之间因为“尼格莱斯岛事件”的分歧，英国将主要精力转向印度，英国和缅甸的关系中断了将近 35 年，一直到 18 世纪末才再次接触。尼古拉斯·塔林认为阻碍英缅关系进程的根源是缅甸由于贡榜王朝对在“尼格莱斯岛事件”的成功过分自信，无法适应英国的外交政策而导致的。

1788 年的英国和法国的战争中，法国人利用缅甸的港口改装他们的船只，丹老和仰光都庇护了法国人，而法国人一直在寻找英国船只，缅王担心他的港口可能被用于英法两个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是，由于法国政府最后关闭了在仰光的工厂，而荷兰在此之前已经离开了缅甸，在 18 世纪末期，和缅甸交往频繁的欧洲国家只有英国了，英国对在缅甸领土上进行贸易的权利就更加渴望，在英国眼中，缅甸再次变得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商业价值。

贡榜王朝后期的英缅关系

第一次英缅战争结束后，1838 年沙耶瓦底即位为缅王，由于派驻阿瓦的英国使节开始备受冷遇，在派驻了一名英国使节之后，1840 年，阿瓦的英国居民开始撤离。1841年 10 月，沙耶瓦底在随从的陪同下对仰光进行了一次礼仪性的视察，边境地区再次紧张。

缅甸民众普遍以为是缅王想进攻丹那沙林，收复失地，英国政府以为是缅王向英国发出的警报，然而，这一事件之后双方的官方交往开始中断，英国此后也未再向阿瓦派驻使节。一直到 1846 年 11 月，沙耶瓦底王去世，其子蒲甘敏王，即位，蒲甘敏王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斗鸡、赌博上，生活放荡，将政务交给其大臣处理，国家行政几近崩溃。

在第二次英缅战争之后，无论是蒲甘敏王还是敏东王都一直未在割让勃固的条约上签字，这使英印方面认为是情报沟通出了问题，双方产生了分歧，需要建立情报系统。找到一个最适合的人选，敏东王释放的欧洲人中有一名苏格兰商人托马斯·斯皮尔斯，在缅甸生活近 15 年，与敏东王之间关系友好。

在亚瑟·藩尔的劝说下，托马斯·斯皮尔斯作为英印方面的非官方代表来到敏东王身边，获取缅方情报，而同时，敏东王也需要一个人能够为他提供英印方面的情报，在每次采取正式的行动之前，都会和托马斯·斯皮尔斯讨论是否会影响英缅之间的关系，而藩尔也会将一些重要的事情告诉如托马斯·斯皮尔斯，如此一来，英印方面与缅王之间通过托马斯·斯皮尔斯传递信息和情报，进行沟通。

在贡榜王朝前期，阿郎帕耶与英国签订了以“开放口岸”换取西方武器的《英缅条约》，英国又试图通过“条约”强占尼格莱斯岛，为英国试图与缅甸签订商约制造了障碍。1824 年经过第一次英缅战争后，《杨达波条约》的签订，英国正式开始以和缅甸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形式对缅甸进行入侵，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渐吞噬缅甸的领土和主权，最终目的直指中国西南边疆。

为了反抗英国的外交屏蔽，缅甸敏东王虽然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改革，试图以西方的外交方式与西方建立联系，以期西方国家对其政治和外交的支持，与欧洲国家签订了诸多外交“条约”，然而，缅甸统治者并未意识到西方殖民国家本身都是一丘之貉，而事实上，与西方国家签订的“这些条约”未能阻碍英国的殖民侵略，反而成为促使英国最终决心兼并缅甸的重要原因。

结语

缅甸最开始对于“条约”极其排斥，第二次英缅战争后开始顺从，到第三次英缅战争之前已经开始利用与西方国家签订“条约”来抵抗英国对上缅甸的兼并。从一点看，缅甸在条约推进的过程中由对条约的极其“排斥”逐渐转向“妥协”，由“妥协转向主动接受“条约”规则为己所用。但遗憾的是，缅甸并未深刻认识到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已经不是传统的“外敌”，对于“条约”这种国家间交往模式只是形式上的套用，并未真正理解其内涵，这样与西方国家以“条约”形式建立的外交关系在英国的侵略下瞬间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