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崇祯二年,对于明京畿一带的百姓来说,是噩梦到来的一年。明朝每年花费几百万两白银打造的宁锦防线没能抵御住后金的铁骑,皇太极在征讨察哈尔以后,率领十万兵马,从蒙古绕道,突入关内,直扑北京城。 遵化的丢失速度让明廷始料未及,朝廷只得一面整顿京师里的卫戍部队,一面急令各地的兵马驰援。后金的大军能够攻入京畿一带,袁崇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他支援京师最为卖力,急率关宁军拦住了后金军。

此后皇太极使用反间计,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局势瞬间失控。关于袁崇焕之死可谓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死让本就危急的明朝雪上加霜。祖大寿率军逃到宁远,皇太极击败明朝援兵,名将满桂战死。 明朝幅员辽阔,号称雄兵百万,但它现在却被十万不到的后金兵围了京城,而无一军可以解救。皇太极打不下坚固的京城,但他此举的目的本就不是为了攻克京师,他一开始的想法只是掳掠明朝的百姓和财富。于是后金的军队肆虐在明朝的京畿地区,将百姓全部掳到建州。 明军虽然此前被后金一直压着打,但那毕竟是在关外,可现在皇太极领着后金军如同逛后花园一般,在明朝的天下脚下搞了一次“三光”,这对于明朝的打击可想而知。皇太极对于明廷的愤怒并不在意,在这一战前他对于明朝还有所顾虑,但此次他看出了明朝的虚弱,心中已不把明军当人看,这一点从他回师的部署就可以看出。

1630年(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初,后金军抢掠足够以后,皇太极率主力返回都城沈阳,但他并没有放弃此前攻占的城池,命阿巴泰留守遵化、滦州、永平和迁安四城,对京师虎视眈眈。 遵化四城本是防备后金的重镇,现在却成了后金威逼京师的前沿,明廷不可能忍受后金占下四城,可以时刻入寇京城,所以收复四城迫在眉睫。 不过如何收复、谁去收复成了一个大问题。己巳之变打碎了明军的脊梁骨,几十万明军被几万后金军围着打,这对于明军士气的打击可想而知。后金军从京畿离开完全不能够叫撤军,而应该叫回师,毕竟他们是满载而归,而明军却是损失惨重。明朝有一个不怕死的兵部右侍郎叫刘之纶,他率上万人想给回师的后金军打击,结果后金不费吹灰之力就击溃了刘之纶。 刘之纶的战死让明军再不敢出击,但崇祯不甘心四城沦陷,危难时,他只能再次让老臣孙承宗出山。孙承宗是经略辽事的老臣,他的才能还要在袁崇焕之上,此刻除了他,也没有别人了。 孙承宗马上就发现了机会,后金军正在换防,原本驻守四城的是阿巴泰,但不久以后皇太极就下令让二贝勒阿敏率本旗兵力接替阿巴泰。两军换防,势必出现真空期,孙承宗抓住这个机会,让祖大寿和山西总兵马世龙攻打滦州。

明军以红衣大炮攻城,后金军不能抵挡,弃城而逃,被明军截击,死伤惨重。不久以后,阿敏就令遵化守将弃城,临走以前屠尽城中百姓。四城被成功收复,这是明军久违的胜利,京城的崇祯皇帝大喜过望,明廷将其称为“遵化大捷”。 毫无疑问,四城之战是明军胜了,但从大的形势来看,遵化大捷绝不是一次真正的“大捷”。从战损比来说,在后金攻打明京畿一战中,明军折损数万,被掳走和杀害的百姓以十万百万计,牛马等牲畜则不可胜计,而后金付出的代价连明军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哪怕只从四城之战来看,后金军死伤也只是几百,并未伤及根本。以数万兵马围攻几千后金军最后取得几百首级的战果,只能说为明朝提供了一个挽尊的理由。 而对于皇太极来说,折损的这几百人无足轻重,反而是此战的失利可以作为打击阿敏的理由。阿敏是四大贝勒之一,按年龄排行老二,地位很高。阿敏还是镶蓝旗旗主,他参与了后金的大部分战役,屡立战功,威望很高,经常不听皇太极调遣,还跟他对着干。

阿敏对于皇太极统一后金,将其从游牧部落转变成统一的政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阻碍,皇太极一直想将他除掉,但苦于没有理由。如今四城之战成了最好的理由,阿敏身为大贝勒,镶蓝旗的旗主,未经激战就放弃四城,辱没了后金国威,这个罪名一安上,阿敏想拿掉也没办法。其他看皇太极不顺眼的人也没办法为阿敏说话,毕竟皇太极率军攻打京畿的时候顺风顺水,阿敏的四城之败是此次的唯一败绩。 除了四城之战,皇太极还给阿敏安了一个意图在朝鲜自立的罪名,将他软禁至死。阿敏一出,皇太极在后金中的威望快速上升,加快了后金的政权化。 除此以外,后金在四城之战中使用的红衣大炮作用显著,引起了皇太极的注意,加快了后金对于火器的研发。而这对于只剩下守城一条路的明军来说,可谓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遵化大捷是一次小型战役的胜利,但对于整体局势而言,却是雪上加霜,它获得的战果所付出的代价,是明朝所无法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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