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7 年和1209 年左右建立的牛津和剑桥大学，是现代大学的前身，在欧洲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独特的学院管理模式和学位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大学的产生与当时经济、社会、文化等背景密不可分，大学沿革与发展又为英国提供了优秀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人才。
英国大学产生背景
经济和社会背景
首先，整个欧洲兴起大拓荒运动，经济的复苏和城市的发展是大学兴起的经济和社会因素。欧洲经历了蛮族入侵后逐渐走向和平，农业技术进步和采矿冶炼业的发展也带来了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
皮雷纳认为:“关于千年忍怖的著名传说在这一点上不无象征意义，从一千年开始的那个世纪与前一个世纪大不相同，它的特点是如此引人注目地重新活跃起来，在每个领域内都可以看到同样的精神焕发，也就是说，充满若乐观情绪”1000一1340 年间，不列颠岛上的人口持续增长，此时，年轻人到处皆是，乡土上人满为患，因而，年轻人渴望到远方去碰碰运气。
到处充斥若找钱赚和找工作的冒险者，军队中充满了雇佣兵《茅屋农或弗兰德尔人)，垦荒和筑堤的巨大工程的目不断增加，在欧洲各地都有大量的劳动力，商业也进入复兴时期。
“法律、管理教育机构，以及长期贸易扩大而发展起来的商业和银行机构都要求有一批新知识人才，这一社会需求是促进大学产生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在不列颠岛，弗兰德尔人和北部的法兰西人联合诺曼人由威廉公爵领导征服英格兰，给英格兰带来了统一和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并且带来了大陆较为先进文化制度，促进了英格兰本土的发展。
此时，东诺福克农业有所改进，二田制占优势，最早放弃土地休闲制，苏塞克斯沿海一带也大量种植豆科植物，加上施肥等因素，导致了农民放弃许多田地上的休闲制。此时养羊业也进一步发展，11世纪下半叶，英国的羊毛就在大陆市场占有重要地位，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市民阶层重新兴起。
再次，“在英格兰和整个欧洲，社会变得越来越城市化，需要会识字算数的官员服务的政府”。雅克·勒戈夫提到:“一个以写作或教学，更确切地说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一个教授或以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简言之，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只能在城市里出现”。
这里所说的城市主要指的是由商人、手工业者建立，有城墙与外界隔离，为了争取自出自治权，与领主进行斗争的社团，而不是从古典时代就作为宗教、军事或政治堡垒存在着的城市。
宗教背景
宗教力量是大学兴起和发展的另外一个主要因素，埃兰强调:“大学本科生教育是男性的股份制企业，是一种持续的状态与流行的宗教文化。并且，“教会和拥有土地的贵族对各种水平学校的增加和发展，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
中世纪英国社会是二元体制下的王权神授，“上帝权威是王权的终极源头，反对神命之君就是反对上帝”。基督教王权的兴起，很容易折射出“王在神下”与“王在教下”的政治图影，中世纪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无一不在基督教的统治和影响之下。比德在《英吉利教会史》中，提到了奥古斯丁来到肯特担任主数的事迹，从他与圣格雷戈里的大主教的通信内容可以看出，虽然英格兰有自己的生活习俗，但是受基督教影响不比大陆弱。
在中世纪开始之初，就已经有三种类型的学校:慕道学校、教理学校、座堂(主教)学校，之后随着隐修会和托钵修会的兴起，又出现了修道院学校、大主教学校(又称教掌学校)和教区学校。起源于僧院制度的修院是最高水平的学校，它的学生分两类:一类是准备充当侣的儿童，称为“内舍生”;另一类是学成后不准备充当僧侣者，称为“外舍生”。大主教学校设立在各主教管区内，学校设备好、学科内容完备，一些大学在大主教学校基础上形成的。
文化背景
“大学的诞生和高等学术的复兴是文化传播和知识综合的结果”。英国大学是在 12 世纪文艺复兴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其中数学、法学、医学、文学等学科知识都得到了一定发展，为以后大学课程的设置奠定基础。
11-12 世纪，十字军东征、国际贸易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地城和社会流动性增大，构成了独特的背景，加剧了精神饥渴。此时欧洲的君主大都尊重知识并积极发展文化教育，因此，在统治者的支持下，掀起了一场以古典翻译运动为主文艺复兴运动。
即在 11 世纪后这种复兴不是限制在任何一个特别的教会学校中，而是普遍存在于法兰西的西部省份，如安茹、诺曼底、都兰等，并且这种人文主义在整个 12 世纪的盎格鲁一诺曼底和盎格鲁安茹王国中异常繁荣。
“11 世纪的晚期，拉丁基督世界开始了文艺复兴的历程，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表现了活力和创造性，12一13 世纪，从英格兰到西西里，形成了丰富的有独特风格的文明以及与之联系的受过教育的贵族阶层。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在这个时期，欧洲各民族都出现了真正的思想欢腾。
此时发生的是第二次复兴运动，比第一次加洛林文艺复兴要深刻得多，其重要性也绝不比日后在 16 世纪发生的那场运动。那些在修道院和主教座堂里留下来的简陋学校里，弱不禁风的文化知识微光，正一步步地恢复自身的活力，一点点地增强自身的力量和光芒的，不再散居各处，彼此隔绝，而是逐渐走到一起，抱成一团，这种集中的结果便是相互支撑，最终他们成了学院和大学，成为强大的光明中心，这是连绵不断的复兴结果。
当然，除了文艺复兴以外，大学能在小国林立、政治多元化的欧洲，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存在，与知识分子对知识的传播也是分不开的。
大学学院的发展
在学院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教育和生活方式，使大学与学院共赢。学院将来自不同学科、年级、文化、国家的顶尖学者与学生齐聚一堂，学院的规模小，有助于保证对每个学生的学术熏陶、发展及生活福利提供密切、个性化帮助，这也培养了学生强烈的社群感。
查理一世统治时期，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担任牛津大学的校长，在任期间，劳德发现，各个学院院规五花八门，秩序极度混乱，一些导师根本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学院与学院之间还发生争斗，一些学院甚至公然违背国王颁布的《公祷书》和《讲道集》，与国教教规作对。
学院从属于大学但是不受大学管理，1350—1475 年期间，剑桥大学在王室的支持下，在剑桥市西区进行扩张，东区仍以市民为主。大学建立起它自己的第一幢大楼，有课堂、会议室、图书馆等，又先后建立起了克莱尔学院、大厅学院、冈维尔和凯斯学院等。
亨利八世向剑桥大学捐赠了 5 个家教授席位，并且运用从宗教地产中没收来的财产，最终于 1546 年帮助剑桥大学建立了三一学院，至今仍是唯一一所不由院士选举而由王室根据首相的提议任命院长的学院。学院这一“机构”属于大学，但并不受大学的管理，它是出 1570 年的伊丽莎白一世钦定的《剑桥大学章程》，以及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的专属信函而形成的。
学术自由的传统以及严谨治学的精神，使得牛津和剑桥大学形成了博大深厚的知识体系，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牛津人、剑桥人，出现了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学术巨人。从成立至今，牛津和剑桥大学不仅见证了日不落帝国的历史兴衰而且把智慧的种子、教育的模式、体系等延续下来，为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提供了知识储备。
通过大学的成长历程，可以看到整个欧洲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历史发展的脚步。大学的建立及兴盛，印证了整个中世纪并不是黑暗愚昧的，大学的存在像一个灯塔，既帮助人们摆脱愚昧，而且引领我们走向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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