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高岗身边工作的几人，即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和郭峰，都曾是东北局的骨干，也因此被称为高岗的“五虎上将”，那么，他们的结局又是如何呢？
五虎上将在东北局
五个人中，属和高岗同为陕西老乡，并且一起扛枪打仗、共同创立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张秀山“资历”最老。
因为张秀山入党早，早年曾经到军阀部队搞兵运，当时由于中央非常重视吸收旧军阀部队的兵员成为红军，就以“兵运”形式对他们进行改造和策反。
做这项工作，需要超出一般人的意志，要对党的工作信念无比坚定。
张秀山做得较为出色，也是在那不久后，他与刘志丹、高岗等人共同创立了陕北的革命根据地。
在“五虎上将”中排第四的马洪年纪最小，颇具才华，善于学习，更善于写作，是当年在马列学院的好苗子。
马洪进马列学院后，因为张秀山资历老，又懂得多，他后来回忆说：
那时尽管张秀山只有28岁，但我们都把他当成是我们中间的老干部，凡事都爱向他请教。
张秀山曾在创建根据地的斗争中，在战场上被敌人打穿肺叶，本来以为没救了，结果最后又奇迹般地活过来，因此还是陕北的著名福将。
毛主席曾夸张秀山政治觉悟高，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北成为第一需要解放的区域。当时国民党虎视眈眈，张秀山在中央的安排下，与黄永胜组成干部团。一个当政委，一个是司令员。
这两人带领了两个步兵团，又率先成立东北根据地，这也是张秀山入东北局的由来。
进入东北局后，张秀山因为是东北局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常与东北局书记高岗商讨重要问题，有时急了还要拍桌子，他也是在东北局内唯一敢跟高岗拍桌子的领导。
据排在“五虎上将”最后一位的郭峰后来回忆，1949年他刚认识的张秀山，就因为“富农入党问题”和书记高岗拍桌子争论起来。
后来这项决议是通过开了几次会商讨解决的，毛主席也最终就此作出了批示。但张秀山因此给他的印象却颇深。
后来在决策完成不久后，高岗还对在“五虎上将”中被排在第二位的张明远说：
秀山这个人，政治上很强，原则性也强，早在延安大家一起工作的时候，毛主席就对他很器重。
张明远的位置当时恰在张秀山之后，任组织部副部长。
张明远是河北玉田人，原来是冀东区战勤司令，因能力较强，被中央调入东北局配合高岗一起工作。
高岗对张明远也很器重，许多事情都和他商量，之后，高岗做出的一切思考、意见与决策等，基本是由“笔杆子”马洪代为整理、写作并经东北局几位负责人过目后传达或下达。
马洪年纪小，思路也活跃，写文快，更多次参与决策，在马列学院的时候，就颇得毛主席赞赏。
毛主席曾一连三次给马洪提字，分别是鼓励他学习的“看报有益”、“读书是好的，毛泽东”，和鼓励他努力工作的“工作着是美好的”三幅提字。
后来在1939年夏天，毛主席又亲自给马洪颁发过“延安模范青年”奖章。
是在1947年冬天，马洪受到当时到冀察热辽视察的东北军司令高岗的赏识，聊天中，马洪告诉高岗自己是山西定襄人，原由平泉县县委书记调至冀察热辽分局，做秘书处处长。
在这一次两人的热晤后，不久马洪即被调往东北局，成为高岗的得力助手。
在后来高岗调往北京时，他把马洪也一同带上了，此后马洪进入国家计委工作，并升至计委秘书长。
而张秀山和张明远则分别在东北局升任到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和第三副书记。
再说一下在“五虎上将”中被排第三位的赵德尊。
他是这些人中学历最高的，原籍辽宁辽中人，是在高岗调入北京之前的一年里，和在“五虎”中排最末一位的郭峰一起被调东北局。
据张秀山后来回忆，赵德尊和郭峰当时都是中央非常器重的培养对象，是让两个人到东北局进行历练。
赵德尊原来是中共清华大学的党支部书记，早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加入共产党，并主动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后来他在山西晋中任地委副书记，至1945年，到延安出席了中共北大。
因为频出政绩，赵德尊的升迁很顺利，他先是被任命黑龙江省省委书记，至1953年4月以后，又兼任东北局秘书长，至此进入东北局。
郭峰是吉林人，是1936年被选调东北军，此后在东北军中做地下党工作。“西安事变”期间，立过不少奇功。
东北全境解放后，他升任辽宁省委书记，到1954年4月，他已莅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
这个时候，马洪已经随高岗调入中央，二张、赵、郭四个可以说成为了当时中央东北局除林峰等之外的几名最主要成员。
分别降级接受审查
1954年9月上旬，郭峰首先从东北局组织部部长一职上调离，之后被安排到旅大机械五金总厂工作。
郭峰在厂内任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副厂长，之后又接触多类机械工作，并任柴油机厂的厂长。
因为在长期的工作中，郭峰接触的都是生产操作、工人管理，所以又自修企业管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都沉浸于生产指挥中，天天盯着出产产量。
到1967年的夏天，郭峰到辽东的丹东一带做防涝救灾工作。
因为患有心脏病，在1974年，郭峰半休息，后来返回到辽宁，到基层生活和工作。
马洪是在郭峰被调岗的一个月后，也由计委转调地方企业。
当时负责接收马洪的是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在开过简单的接收会后，马洪任职为该公司副经理。
但马洪的才干并非就此遭到埋没。不过一年多以后，他再调任到国家当时新组建的经济委员会政策研究室部门，工作的内容主要是参与讨论以及理论写作等。
此后，马洪还多次设计国家经济项目，并再任各设计院领导工作。
比如在1970年的夏天，当时马洪在北京石化总厂设计院做副院长，作为副总指挥，他主要参与指挥了我国当时极为重视的首个化工项目——30万吨乙烯工程。
总的来说，马洪是“五虎上将”中最为调动频繁，也最活跃的一个。
其工作范围基本仍与理论设计有关，因此基本未脱离本职。
此外，与郭峰与马洪同期转调的还有赵德尊。只是，赵德尊虽是8月下的调令，但之后才到达新的单位——东北制药总厂。
到制药厂后，赵德尊任的同样是副位一职——副厂长。
在东北制药厂工作多年后，赵德尊曾再调任沈阳化工研究院做副院长。由于赵德尊的性格比较坦率，这一点难免让他容易得罪人，但他从未更改。
在“五虎上将”中，和赵德尊性格相似的，恐怕还要数当年敢跟高岗拍桌子叫板的张秀山。
张秀山本人是1954年的12月接受了转调安排。
他去的地方，是辽宁省盘山某农场，同任职副场长。
最后要说的，是“五虎上将”中排位第二的张明远，他也是几人之中最后一个接到调任命令的。
在1955年的元旦过后，他被分配去往了中国科学院的办公厅，任副主任一职。
张明远是一位老党员了，他在新岗位上从未懈怠，到岗即要爱岗，一心要再干出点成绩，但一切都要从头干，他自然也知道万事不能操之过急。
调回省部级并高升
1978年下半年至1979年，二张以及赵、马、郭共五人，先后分别接到了中央分发的文件。
张秀山调回新组建的国家农委，担任副主任，住进了华国锋等人后来同住的九号院。
张明远则升职进入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也是省部级职位，同样任职副主任。
其他几人基本一样：
赵德尊于1979年2月，回到了他熟悉的黑龙江省。1950年的时候，他曾任职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如今再任同样的职位，感触良多。
至于马洪，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再升职为中国社科院工作经济研究所的所长。马洪后来莅任多个国家要职，如后来再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以及国家经改会顾问，参与国策研究等。
郭峰是东北吉林人，后被调任为沈阳市委第一书记，于1980年冬，再升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
在再得到拔擢之后，面对过去的问题，几人都在中央的允许下运用不同的方法写下备案材料。
张秀山是在1992年，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名为《我的申诉》的报告，1997年，张明远也补充递交了《申诉材料》，至于赵德尊，他在工作之余，写有大量回忆录，后集成《赵德尊回忆录》，作为阐明。
而郭峰是在2004年方重新递交了材料。
马洪最为特殊，他是由胡耀邦亲自听取呈述的。
这几个人都算高寿，其中赵德寿是最后离开人世的，于2012年在哈尔滨逝世，享年99岁。
此前，曾经年届95高龄的赵德寿，在“四川汶川地震”中，有特别缴纳2万元的“特殊党费”，作为支援赈灾经费。
尾声
历史总是掩盖一些琐屑般的尘埃，但当事人才是亲历者。
曾经的那些酸甜苦辣，“五虎上将”分别将其写在了自己的那些记忆中，读者所看到的，也不过是其中的一些琐屑而已。
只是，书写回忆录也好，由子孙代为记录传记类文字也罢，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权力，是对岁月和过往最后的回顾和申详，而我们终于只是尽量不避于过往的记录者。
参考资料：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3
“‘五虎上将’沉浮录”,《同舟共进》，戴茂林、赵晓光撰稿，2009
“原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简历，高岗饶漱石事件真相始末”，国史网，2014
“历史旋涡中的所谓高岗‘五虎上将’（上）（下）”，《读书文摘》，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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