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灼灼其华，蜀汉盛世才臣辈出，然却有一人与众不同——他就是魏延。这个来自长沙的猛将，一生英勇无匹，却始终未得蜀汉军师诸葛亮的信任。
二人关系始终如履薄冰，即便魏延在后期已成为重要将领，诸葛亮还是忌惮他，生怕他生变。这其中，难道仅仅是诸葛亮的偏见所致？亦或暗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幕？
弑主杀韩玄，魏延初入蜀境
公元212年，在长沙一役中，魏延率军大破韩玄，夺得长沙之地。其后更是乘胜追击，斩杀了韩玄。此举可谓忠奸分明，将韩玄这个残暴的主子除掉，解救了百姓。然而在当时的世道，这等同于弑君的行为，注定会招致非议。
魏延并不在意这些，他只想献出长沙，加入蜀汉阵营。此时黄忠也归顺了刘备，魏延欣喜地认为，有了自己和黄忠，刘备定能在南方称王。可这一切，都还需要诸葛亮的首肯。
刘备重用魏延，诸葛亮隐忧警惕
公元214年，诸葛亮随刘备入蜀。此时的刘备迫切需要人才，魏延献地献城，无疑大大满足了他的需要。于是刘备二话不说，直接重用了魏延。然而这却引起了诸葛亮的强烈不满。他直言道：“魏延这个人狡猾多谋，未来必生大祸！”
刘备听闻大惊，连忙说道：“魏将军乃万里挑一的猛将，我军急需此等猛将。且他已归顺我方，岂有反叛的理由？”诸葛亮却摇头道：“弑主杀韩，此人道德可疑。主公切不可大意，我对他始终存有戒心。”刘备无奈，只得让诸葛亮暂且相信魏延。但谁知从此之后，诸葛亮对魏延的戒备之心，却始终未曾消减分毫。
传统忠义冲突，社会评价迥异
诸葛亮之所以对魏延忌惮有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传统与两人身份的差异。汉代以来，忠君思想根深蒂固，弑主等同弑君，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大忌。而魏延正是杀了自己的主韩玄，这在当时的儒家伦理观中，极为不道德。
且诸葛亮是世家大族，魏延不过是个来历可疑的降将。这一传统与阶层的差异，让二人评判问题的角度南辕北辙。以黄忠为例，他归顺蜀汉后，特意寻找韩玄的尸体安葬。这在诸葛亮眼中是忠义之举，对黄忠则心存嘉许。
而魏延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的主流价值观里，则属于极不道德的背叛行为。所以诸葛亮对他戒心重重，不敢放任使用。
刘备用人为治，道义为先
诸葛亮之所以无法容忍魏延，还与刘备本人的治国用人之道有关。刘备当时实力单薄，只能以高举义旗，讲究道义来显得与众不同。所以他对手下重道德的要求极高，不容有任何瑕疵。
文聘投降曹操后又回来投奔刘备，刘备都骂他是“背主之贼”，足见其坚持仁义的程度。而魏延的所作所为，在刘备眼中无疑就是背叛、无忠无义。所以虽然刘备起初重用了魏延，但诸葛亮的意见他也很重视，对魏延一直心存警惕。
这与曹操的用人之道截然不同。曹操不拘一格广纳人才，只要有用就重用。而刘备则坚持道德标准，希望通过义来获得人心。所以即便魏延人才难得，刘备也很难完全信任他。这无形中加重了诸葛亮对魏延的防备。
晚年猜忌加剧，授命诛延
时光荏苒，转眼至蜀汉晚年，魏延已是少数主要大将之一。仅凭他一个人的力量，就能撑起蜀国半边天。可即便如此，他在诸葛亮心中，仍是个隐患。公元234年，诸葛亮北伐前夕，他留下遗命给继任者杨仪：“魏延心术不正，未来必生大祸。你务必早做准备，防止他生变。”
而就在次年，诸葛亮驾崩五丈原上。杨仪随即按照其遗愿，设计陷害，终于将魏延给诛杀。当日诸葛亮忌惮魏延的预言，终于在他死后应验。魏延那引以为傲的武勇，最终也无力回天，只能就这样黯然倒下。
蜀汉覆亡，错失良才
诸葛亮死后，蜀汉国势日蹙，内乱频生。到了263年，蜀汉终于在晋国进攻下灭亡。诸葛亮生前猜忌魏延，导致蜀汉失去了一员猛将。到了亡国之时，蜀中已经没有什么好将领可以支持大局。
若没有诸葛亮的过度防范，重用魏延助力国家，蜀汉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这已经无从得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蜀汉灭亡，与当年错失人才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恰恰验证了诸葛亮的另一句预言——“蜀中无大将”。
结语
评说历史，容易，归咎后人，更容易。但作为当事人，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下，想必诸葛亮也只能按照自己的判断做出选择。
他无法预见未来蜀汉的覆灭，也无从得知魏延最后的结局。在他看来，魏延的所作所为无疑违背了义理，理应防范。
且他忠于刘备，希望匡扶汉室，重视仁义，这是当时立国的必要之举。而纵观全局，蜀汉的覆灭固然与用人失误有关，但历史大势也难以扭转。我们无法用今人的视角审视古人，更无法要求他们超出历史条件做出判断。
所以对于诸葛亮和魏延，我们既不必过分褒扬，也无需妄加指责。惟有遗憾于蜀汉英雄的不幸命运，扼腕叹息历史的无常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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