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3年（蜀汉景耀六年，曹魏景元四年）11月，蜀汉后主刘禅向曹魏大将邓艾投降，这个享国43年的三国割据政权灭亡。
刘禅投降了，且在蜀汉大将军姜维最后的挣扎失败之后，所谓的蜀汉复国连奢望都不能去想。
所以，在司马昭的提防下，前往洛阳的刘禅认怂的无比诚恳，以一句“此间乐，不思蜀”让蜀汉真正成为了历史的符号。
不过，政权没了，当地就真能安定和谐了吗？
蜀汉所占据的益州和南中地区，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至少在三国时期及以前，和中原地区一直都保持着若有若无的疏离。
更不要说其所辖地区中，少数民族众多，一向是不太好治理的地区，直到一千多年后的明、清时期，当地很多郡县都还是羁縻区。
民众的习惯心理是强大的，突然换了一个政权，相当一部分已经运行了很久的制度要改变，民众能否甘心接受？
曹魏或晋朝的贵族也需要从这一片新占领的土地上吸收到足够的财富，新的压榨必不可免，民众是否会顺从？
特别是本就在益州根深蒂固的世家大族们，会否挑动民众叛乱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因此，刘禅的认怂不等于原蜀汉统治地区就一定没有事了。
为此，司马昭和司马炎父子两人，也为保证原蜀汉统治地区的持续稳定绞尽脑汁。
从历史记载来看，司马氏父子在灭蜀汉后的数年间，陆续采用了一些手段，以防止蜀汉地区出现叛乱，其中最有效的，大概有三招。
一：迁移顽固分子出益州，重用妥协分子为官
司马昭在刘禅投降后的次年，即迅速地安排了新的益州行政长官来管理这一地区，并减少田赋安抚民众。
除此之外，还将包括刘禅在内的，对蜀汉最忠心的那一部分潜在的不安定分子及其家族，全部迁移到关中、河东地区居住，《华阳国志》中记载：
魏咸熙元年，蜀破之明年也。以东郡袁邵为益州刺史，陇西太守安平牵弘为蜀郡，金城太守天水杨欣为犍为太守。后主既东迁，内移蜀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并三万家于河东及关中，复二十年田租。
上面所点名的随刘禅迁移的大臣，在司马昭看来，都是无比忠于蜀汉，会对司马氏在益州的统治带来麻烦的顽固分子。
其中，宗预是刘备在荆州时就收揽的属下，其入益州为官的时间都要上溯到张飞带兵入川时，后和蒋琬等同一批进入诸葛亮幕府，蜀亡时官拜镇军大将军、兖州刺史，绝对忠于刘禅。
廖化更不用说，他曾在关羽大意失荆州时，被迫到东吴为官，后来不顾艰辛，带着老母跋山涉水的跑回到刘备身边，这样的人，如果不是刘禅主动投降，组织民众反抗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诸葛显（诸葛亮曾经的继子诸葛乔的孙子）以及诸葛京（诸葛瞻之子）等诸葛家族中人，也是必须要迁移的，诸葛亮在益州、南中等地区的威望太高，他的后代留在当地，就是当然的反抗旗帜。
还有如张飞后人家族，刘封后人家族、孟达后人家族等，全部被强行迁移出益州。
以这些家族为首，司马昭迁移了三万户出益州，按照刘禅投降时，献上的户籍数量为二十八万户计，司马昭强行迁移了超过百分之十的人口出去。
为了尽快安定当地，刘禅又是主动投降，没有了举起屠刀的理由，也只能把这些人都迁移走了。
这种事也有先例，秦始皇灭六国后，就干过这样的事，已经算是比较仁慈了。
当然，迁移的过程很辛苦，如宗预和廖化这样年过七十的老臣，最后都死在迁移的路上。
而对于非顽固派，司马氏还是非常愿意拉拢的，劝说刘禅投降的益州本土大儒樵周，就受封“阳城亭侯，迁骑都尉”。
其余如罗宪、董厥、樊建等原蜀汉政权中的荆州系降官，愿意为司马氏效劳的，陆续也都得到重任。
董厥、樊建当时直接被司马昭任命为相国府参军。蜀汉灭亡时，保住永安不被东吴偷袭得手的罗宪“加陵江将军、监巴东军事、使持节，领武陵太守”。
重要的是，在罗宪的举荐下，蜀汉很多已去世的元老重臣，如费祎、陈祗等人的后代都跑出来做了晋朝的官。
这帮原蜀汉顶级官员家族出身的官二代们的妥协，对司马氏父子稳固益州、汉中、南中等地区统治的帮助相当大。
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士也是罗宪举荐的，就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襄阳记》中记载：
四年三月，（罗宪）从帝宴于华林园，诏问蜀大臣子弟，后问先辈宜时叙用者，宪荐蜀郡常忌、杜轸、寿良、巴西陈寿、南郡高轨、南阳吕雅、许国、江夏费恭、琅邪诸葛京、汝南陈裕，即皆叙用，咸显於世。
如此，顽固分子迁移出益州，妥协分子收纳为官，至少在原蜀汉政权中，来自上层的麻烦，被司马氏父子消弭的干干净净。
二：禁止修缮成都破旧的城墙
益州的精华在成都平原，成都当然就是原蜀汉政权当然的中心。
古代的城防主要依靠高大坚固的城墙，根据历史记载，在蜀汉灭亡之前，成都的城墙比较大的一次修缮是在公元前316年至317年时的东周时期。
当时，巴、蜀地区被秦国派大将司马错兼并，然后，司马错和张仪分别修缮过一次成都城墙。
此后的五百多年间，因蜀中并不是天下争夺的中心地区，战乱较少，成都的城墙就一直没怎么大规模修缮过。
所以，成都虽然是益州的绝对核心城市，但城市防御是比较虚弱的。
这也是刘璋、刘禅分别在敌人大军到来后，没有选择死守的主因之一。
蜀汉灭亡后，司马氏没有留太多军队在益州，为了出现反叛时，能让有限的守在益州的军队能尽快平叛，司马氏禁止地方官员修缮成都的城墙。
西晋泰始元年春，司马昭委任的益州刺史袁邵，就因自行修缮成都的城墙被司马炎免职，并召回洛阳治罪。
当时，蜀汉旧臣常忌还帮袁邵说情，《华阳国志》记载：
大同后，刺史邵坐治城被征。忌诣洛陈诉：“远国初附，君民始结，不宜改易。”又表：“脩治城池，居安思危，边将常职。”
司马炎认为常忌说得有道理：“事皆中情”，给他升了官，但城墙还是不准修，袁邵照样治罪。
后来成汉政权的李雄，能快速的打下成都建立政权，也和司马氏不允许修缮城墙有关，不过这是后话了，至少在司马昭和司马炎执政时期，成都城墙是不准修的。
三：分治原蜀汉地区，司马炎将其一分为三
益州的行政范围经过多次变迁，至蜀汉灭亡前后，归属益州刺史管辖的范围很广，包括南中和汉中等，都在益州刺史的管辖范围内。
这显然不利于中央朝廷治理，要是益州刺史有什么反叛的心思，凭借其直辖的广大地域，有地有兵有粮，守住汉中和永安，马上就能再出一个蜀汉政权。
特别是出了袁邵擅自修缮成都城墙这事后，司马炎就更担心了，于是，在他登基称帝后，马上就分割益州，根据《晋书·地理志》中的记载：
及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分益州置梁州，以汉中属焉。七年，又分益州置宁州（原南中地区）。
太康三年，武帝又废宁州入益州，立南夷校尉以护之。太安二年，惠帝复置宁州，又分建宁以西七县别立为益州郡。
这个措施就是为了防范派去镇守原蜀汉地区的地方官员自立，害怕给他们管理的领地太大了，时间长了尾大不掉，干脆分割掉。
综上所述，为保证原蜀汉政权所辖领地的安稳，司马昭和司马炎父子想了不少办法，甚至都不允许修缮成都的城墙。
这些办法应该来说还是比较有效果的，如果，晋朝的统治能稳定下去，益州也不会出什么大乱子。
但让司马昭和司马炎想不到的是，危机来得太快，晋朝在司马炎死后，马上搞出个“八王之乱”。
由此带来了天下大乱，而益州地区，这个最容易搞割据的地区，终于还是出了乱子。
西晋太安元年（公元302年）十二月，李特、李雄父子叛乱，至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十月，益州全境就被李雄占据，并建立了新的割据政权成汉。
参考文献：《三国志》《晋书》《华阳国志》《襄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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