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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在群雄跃跃欲试之际，一代枭雄董卓率先挤进东汉王朝权力机构的核心，由此搅起一场彻底摧毁东汉王朝统治的祸乱。

1、董卓的崛起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两汉时的临洮，即今甘肃岷县，那时是一个防御羌人的边陲重镇，为陇西郡的南部都尉治所。

这一带山高水险，不宜农桑；同时，这里的汉族人长期与羌人杂居，所以都擅长骑马弯弓，养成了勇武剽悍的习性。董卓就是在这样的地理环境和社会习俗中成长起来的一个雄略人物。

董卓出身于一个武官家庭。他父亲董君雅担任过颍川纶氏县尉，负责缉捕“盗贼”和维护地方治安。

在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熏陶下，董卓练就一身出类拔萃的武艺。他不仅臂力过人，而且骑马弯弓的本事使素来擅长骑射的羌人也为之叹服。

董卓既有边塞人的粗犷勇武，又不乏汉族豪强地主的机诈。他年轻时游历羌中，尽与羌豪相结，精通羌胡事，被羌胡人视为豪侠好汉。董卓的这些经历为他日后的发迹奠定了重要基础。

东汉末年的边患，特别是羌胡扰边之患尤为严重。西北边地的兵连祸结，为董卓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契机。

董卓是在汉羌战争中，从一个军中武夫，升为中郎将、前将军的。

董卓年轻时从军，由于才武出众，被凉州刺史成就辟为从事，衔领凉州兵马掾。兵马掾是边地的重要武职，作战时参与策划，并身临前线，交锋对阵。在任兵马掾期间，董卓不仅巡守边塞，击破羌胡，而且协助刺史参与军事策划，军事才干得到了重要锻炼。

桓帝末年，经并州刺史段颍推荐，董卓由凉州边鄙之地来到京师洛阳，不久即当上了羽林郎。

在洛阳，中郎将张奂出于对董卓的才武及其在凉州知名度的欣赏，便以董卓做了自己的军司马，让他随自己出征凉州的羌人。在汉羌战争中，董卓等斩杀、俘虏了侵扰羌中的万余羌人，使三辅地区转危为安。

战争结束，董卓因军功拜郎中。稍后，由于军事才干，董卓晋升为蜀郡北部都尉，迁西域戊己校尉，后官至并州刺史、河东太守。

2、功盖天下的董卓

在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任上，“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中平元年(184年)，董卓被起用为东中郎将，率军出击河北、山东黄巾军，因兵败被免官。可是不久，董卓又重新获得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就在董卓军败抵罪这年冬天，西北羌胡再度燃起反抗东汉王朝的烽火，羌胡数万铁骑入寇三辅，侵逼陵园。在万分危急之际，灵帝任命左骑将军皇甫嵩率军征讨。与此同时，董卓被任命为中郎将，作为皇甫嵩的副手，因而得以再次回凉州。

由于羌胡联军过于强大，一时间官军在军事上毫无进展，再加上朝廷内部矛盾斗争的影响，翌年秋七月，官军主帅皇甫嵩被征还，而且还遭受免职削爵的处分。司空张温继皇甫嵩为西北战场的主帅。

作为皇甫嵩副手的董卓不仅没有因军事失利受影响，而且还由中郎将晋升为破虏将军，在张温麾下继续征讨羌胡联军。

十一月，董卓即率众在美阳大破羌胡联军；紧接着，包括董卓部在内的六军去陇西追击羌胡联军，结果其他五军皆一败涂地，唯独董卓军全师而还。

就西北战事而言，灵帝对董卓的重用无疑是正确的，可是从长远及全局看，董卓的被重用和董卓的胜利，却埋下了危害王朝统治的隐患。

3、董卓的野心

规模巨大的黄巾起义、羌胡反叛，严重地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董卓随之萌生出异志。

朝廷统治急剧衰落之际，灵帝对董卓的重用，不仅没激励出董卓对朝廷的忠诚，反而让他觉得虚弱不堪的朝廷，必须依赖他这员西北悍将，心怀异志的董卓于是便开始桀骜不驯起来。

张温出任主帅不久，董卓便有意稽延张温的军令，并十分傲慢地应对张温的责问。在军情十万火急的战场上，主帅张温完全可以对跋扈违令的董卓以军法论斩。军司马孙坚也力劝张温斩杀董卓。

董卓的所作所为，当然令张温恼怒万分，但是他却不得不容忍董卓，因为他很清楚，此次征讨羌胡联军，绝对不能缺少董卓这位威震凉州的西北猛将。

官军在镇压羌胡反抗中的屡战屡败，以及朝廷对跋扈军将的无奈，将灵帝统治的虚弱无能暴露无遗。董卓的实力及其在军事上的胜利，则在朝廷虚弱无能的映衬下，被极大地强化了。

董卓的政治野心由此受到刺激而急剧膨胀起来。

中平五年(188年)，韩遂率东山再起的10万羌胡联军东进三辅，包围陈仓，形势万分危急。灵帝遂拜董卓为前将军，命他与左将军皇甫嵩联兵进讨。

值得令人深思的是，在这次征战的重大军事问题上，董卓出现了极为反常的糊涂与无知。韩遂人多势众，所据陈仓的工事坚固，易守难攻，董卓却主张立即与韩遂苦打硬拼。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也绝不至出此下策，所以主帅皇甫嵩断然拒绝了董卓的意见。

官军围陈仓八十余日后，韩遂部人疲马乏，自行撤离陈仓，皇甫嵩则率部奋起直追。这时，董卓却将“疲兵”与“归众”、“穷寇”混为一谈，竭力阻止皇甫嵩的追击行动。皇甫嵩再次拒绝董卓的意见，最终大获全胜。

此时的董卓已是行伍三十多年、身经百战的老将了。同时，陈仓之战前后的许多事，表明董卓无论用兵打仗，还是玩弄权术都很在行，说他雄韬武略冠绝一时是不为过的。然而，这样一个雄略人物，却在重大军事问题上出现上述无知与糊涂，这不能不叫人怀疑他居心叵测。

4、汉灵帝的“无奈”

董卓的所作所为，引起了灵帝的警惕与深重忧虑。

近几年来，汉灵帝一直忧虑的西北悍将与羌胡结合起来威胁王朝统治之事，在董卓那里已经可见端倪了。这些年，由于镇压羌胡反抗的需要，一直将董卓置于其土生土长、且势力又盘根错节的凉州地区，现在看来，那些做法无异于养虎贻患。

在长达数年的征讨过程中，董卓趁机得心应手地培植他自己的势力，逐渐拥有了以骁勇善战的羌胡兵为核心的几万兵力。陈仓之战中，董卓的作为表明，羽翼丰满的西北悍将已按捺不住自己的那份异志与祸心。

值得庆幸的是，皇甫嵩还足以制衡董卓。想到这一点，心情异常沉重的灵帝顿时轻松了许多，便琢磨究竟怎样解决董卓的问题。

陈仓战事结束不久，董卓便接到一纸诏令，晋升他为少府，同时令他将军队交皇甫嵩指挥。

诏令表明，灵帝欲将董卓由凉州调至京师任职，借以剥夺其兵权。董卓自然明白灵帝的意图，只是此时的董卓已完全没将灵帝放在眼里，捧着诏令的董卓从心底油然升起一缕对灵帝的轻蔑之意。

看看自己的江山成何体统了，自黄巾起义开了头，各地的起义、反抗便风起云涌，天下大乱的局面已经形成，那些拥有兵权的州郡长官们，有几个不在暗中保存和扩充实力，坐观时变？

想到这些，董卓便毅然挥笔写下了抗命上书：

听说臣将供职于少府，所部将士牵挽臣车，使不得行。又臣所部多为羌胡之兵，与臣情同手足，不可须臾分别，如勉为其难，恐变生于不测。

董卓拥兵自重，挟“羌胡”以威胁朝廷，口气中已饱含对朝廷兵刃相见的杀机。面对如此嚣张的董卓，灵帝寄予厚望的老将皇甫嵩却显得那样束手无策。从此，董卓问题便郁结成灵帝的一大心病。

不久，灵帝便染病卧床。病卧的灵帝也许担心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便抓紧制约董卓，改拜董卓为并州刺史，再次令他将军队交给皇甫嵩。

董卓立即上书表示：

所率军队惟属董卓个人，也只听从他的命令，完全可以带到并州，没有必要也绝不可能交给皇甫嵩。

一纸上书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朝廷的蔑视与挑战。董卓既拒绝交出军队，实际上也没赴并州就任，只是将部分军队屯驻在司隶所属的河东郡，观看朝廷内部的变化，同时也观看皇甫嵩的动态。

董卓自恃整个朝廷已没人能奈何他，所以才胆敢拒诏抗命。

实际情形也的确如此。

5、皇甫嵩的“养虎遗患”

皇甫嵩的侄子皇甫郦替自己的叔父和朝廷的安危捏着一把汗。他认为，不管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或是从朝廷安危的角度，都应该对董卓下手了。

从个人的角度，这势力相当的两雄，已到了“怨隙已结，势不俱存”的地步；对朝廷而言，董卓“被诏委兵，而上书自请，此逆命也。又以京师昏乱，踌躇不进，此怀奸也”。

所以皇甫郦建议叔父“杖国威”讨伐董卓。

其实，皇甫嵩比他的侄子更清楚董卓专兵抗命的危害，可是他却以“专诛也有罪”为由，委婉地拒绝了皇甫郦的建议。皇甫嵩知道，他侄子所言的两雄“势不俱存”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是灵帝促成的。

灵帝一再令董卓交兵权给皇甫嵩，是为了在皇甫嵩、董卓两人之间制造矛盾，然后利用两者的矛盾，使皇甫嵩以武力解决董卓。

可是老谋深算的皇甫嵩也有自己的盘算：

自己掌握的兵力从数量上看虽然与董卓的兵力相当，并且自己有朝廷作后盾，但自己所部的战斗力，却完全不能与董卓军同日而语，因为董卓拥有最富有战斗力的羌胡兵。

在天下大乱之际，离开了实力，朝廷的支持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于是皇甫嵩只得将灵帝踢来的皮球又踢回去，很是详细地向灵帝奏报董卓如何拥兵自重，如何抗拒朝命，“使朝廷裁之”。

既然重兵在握、威震天下的大将都不敢对董卓有所动作，灵帝又还能怎样“制裁”董卓？

这样，心怀异志而毫无顾忌的董卓便心安理得地在河东养精蓄锐，等待时机的到来。

中平六年(189年)七月的一天，从京师来的几匹快马大汗涔涔地飞奔到董卓的营帐前，带来了使董卓欣喜若狂的消息。

6、董卓的收兵权

董卓实在没想到，最近朝中正酝酿着一场诛灭宦官的血腥政变，大将军何进传令要他率军进京助威。

凭直觉，董卓敏感到叱咤政治风云的良机即将来临。于是，狂喜的董卓快马加鞭地朝京师洛阳奔去。

董卓恨不得能插翅飞到京师，以便尽早在激烈而血腥的搏杀中显露他的雄略本色。可是当他兴冲冲地赶到渑池时，何进却传令让他停止进军，原地待命。董卓根本不听这一套，强行从渑池奔到离京师更近的河南，才极不情愿地驻扎下来。

当宦官与外戚、官僚拼死搏杀之际，驻扎在洛阳附近密切注视着京师局势变化的悍将董卓，忽见洛阳方面燃起了大火，东北的天空被映得通红。他马上意识到京师已发生了变故，于是便率部加速赶向洛阳。

董卓率军逼进京都，得知少帝和一帮大臣正在北邙山，便率兵前去迎帝还宫。

一进京都，董卓立刻感觉到，虽然朝廷出现了权力真空，自己又抢先一步进京，并将太后、少帝挟持在手，占据了政治上的优势，但是，由自己来填补权力真空也并非易事。

他面临的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局面：

在朝廷里他没有一把正式交椅，比起袁氏家族来他也算不上一个什么人物，他当时的兵力也不过三千而已。

针对这些弱点，进京后的董卓做了三件大事。

中平六年(189年)八月，董卓入京师时，京师官兵甚众。司隶校尉袁绍拥有西园八校尉禁军的指挥权；大将军何进被宦官诛杀后，何氏的兵力由后将军袁术控制；济北相鲍信又募来一支山东兵；执金吾丁原掌握着一支骁勇的并州兵。

这些力量合起来大大超过董卓军。相形之下，董卓自觉势单力薄。于是，他便略施小计，虚张声势。

他深更半夜将部众悄然拉出军营，天明后再擂动战鼓，挥舞旌旗，浩浩荡荡地拥进京师，造成援军进京的假象。一连这样闹腾了好几次，人们不知虚实，都以为董卓的兵马多得不可胜数，由此对董卓也多了几许敬畏。

接下来，董卓吞并了原属何进、何苗所辖的军队，又收买吕布杀了丁原，兼并了并州军。这样，董卓的兵力大大增强，成为具有条件控制东汉王朝的唯一实力人物。

7、立汉献帝

接下来，董卓便进一步着手排除控制局势、独揽朝政的障碍。

何进、何苗被杀之后，何氏外戚的势力虽然已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何氏的势力毕竟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在朝野已形成一个势力网，这股势力并没因何进、何苗之死完全烟消云散。

同时，少帝存在，幸免于难的太后继续临朝，就会使何氏外戚势力死灰复燃，从而成为朝官和名士凭借的旗帜，这无疑会大大约束董卓的权力。

与中原士大夫相比，尽管董卓缺乏儒学思想的约束，但是他仍然深谙擅政的步子不可能迈得太大、过急。

如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步登天地取代刘姓皇帝，那自己也就成了众矢之敌，“鹿死谁手”就殊难预料了。因此，董卓需要寻求一位没有其他势力瓜葛的刘氏宗亲，取代少帝。

这样，董卓不仅可凭拥立之功抬高身价，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拥立的皇帝可以被他玩弄于股掌间，从而大为减少对他专权的约束。

当时，少帝异母弟、陈留王刘协是最合适的拥立人选。因为刘协也是灵帝的皇子，这一条件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废立的阻力，同时陈留王的生母王美人当年被何后所鸩杀，收养刘协的董太后又被何进、何太后等人害死，所以无论怎样处置何太后与少帝，也不必担心自己拥立的皇帝产生敌对情绪。

董卓认清形势后，便立即实施自己的废立计划。

在废立皇帝的过程中，尽管遭到袁绍、卢植为首的公卿强烈反对，可是董卓军权在握，官僚士大夫的发言权，在强力下也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使他终于以强力排除了废立中的一切障碍，成功地废掉少帝，将9岁的刘协立为皇帝，是为献帝。

同时，他又毫不手软地杀了何太后，拔掉了朝官和名士的旗帜，实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美梦。

废除少帝、弑何太后，固然为董卓独擅朝政铺平了道路，然而擅废天子，动摇国基，有悖纲常，这就难免群巨离心，朝纲紊乱，天下汹汹，从而埋下了董卓与官僚、名土公开决裂的导火线。

8、董卓的得与失

董卓明白，他可以靠武力夺取政权，但这毕竟是一个被儒学浸润了好几百年的政权，离开了诗书礼仪这类润滑剂是绝对玩不转的，况且他的兵力还不足以控制州郡，因此他急需官僚士大夫的支持。

董卓废少立献之后，马上昭雪在宦官、外戚、士大夫争权斗争中被宦官陷害、打击的“党人”陈蕃、窦武等人的冤案，并恢复其爵位，还任用周毖、伍琼、郑泰、荀爽等“党人”名士，召回遭宦官打击、逃亡在外的著名大儒蔡邕，任为侍中。

然而尽管董卓费尽心机笼络“党人”名士，“党人”名士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要与他分道扬镳。

董卓主政后，一方面需要建立自己的稳固统治，以便从一种有序的社会中获取所需，而以上诸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便是适应这一现实需要出台的；可是另一方面，董卓毕竟是一个被羌胡文化浸染出来的汉族军阀，而由于经济因素和时代因素所规定，当时西北羌胡的野蛮性与掠夺性是很突出的，所以董卓将一般军阀的杀伐本性和羌胡的野蛮性、掠夺性在自身融为一体，以罕见的凶残与暴虐，无情地摧残着建立新统治所需要的既有秩序和社会文明。

他动辄以严刑威迫朝臣，弄得满朝文武个个惶恐，人人自危；他纵容军士在京城四处肆意掠抢，烧杀、掳掠、奸淫，连宫中侍女与公主也不能幸免。董卓暴行所涉之处，社会秩序基本荡然无存，由此激起了京城官民的普遍敌意和愤怒之情。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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